新型城镇化对农民工城市融入度的影响

摘要:我国长期处于城乡二元体制，而农民工由于其特殊的身份长期生活在城市边缘，无法融入城市，现在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制约。根据已有研究我们发现，农民工的家庭化流动趋势已经出现，且家庭化农民工的生活更加问题，更加有利于农民工融入城市。所以本文基于国家卫生计生委2013年的流动人口动态数据集，利用OLS模型考察了农民工的个人收入以及各类社会保险的覆盖率对于农民工家庭完整度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个人收入是影响农民工家庭完整度的重要因素，医疗保险对东部城市农民工的家庭完整度有明显的影响，而在中西部城市没有;而养老保险对中西部城市农民工的家庭完整度有明显影响，但是对东部城市没有，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家庭完整度;城市融入;农民工;社会保险

截止2013年，中国农民工数已达2．69亿人(国家统计局，2014)，他们为我国的生产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我国长期处于城乡二元体制，农民工长期处于被边缘化的生活状态，无法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制约了我国城镇化的推进。

1．文献综述

根据现有研究可以发现，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主要障碍主要存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城乡二元分割体制构成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最大障碍，户籍、社保、就业、教育等相关制度排斥农民工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力和服务;二是融入城市的社会成本较高，农民工无法负担融入城市所需的经济投入;三是农民工自身素质相对偏低，城市居民从观念上排斥农民工，再加上农民工的自我否定和自卑心态，阻碍了农民工融入城市(李伟，2014;朱考金等，2007)。为了促进农民工的融入，已有研究从定量化的角度考察影响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各方面因素，在个体层面上，主要考察农民工的性别、出生年代、婚姻状况等方面的因素(何军，2011;刘传江，程建林，2008)，而在制度层面，主要考察社会保险以及基本住房保障、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等方面的因素(秦立建，陈波，2014;石智雷，施念，2014;孙国峰，张旭晨，2013)。在这些研究中，有一部分研究着手于比较家庭化和个体化流动的农民工之间的区别，研究发现个人迁移者在生存质量、工作稳定性、生活预期等方面明显要低于家庭型的农民工(张玉洁等，2006)，而家庭化的流动也更能够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田艳平，2014)。在农民工家庭的迁移过程中，极少数家庭是可以做到一次性全家整体迁移，有研究将人口流动划分为四个阶段(段成荣等，2008)，我国正处于第二阶段末进入第三阶段。目前已有不少的文献在研究影响农民工家庭迁移决策的因素，有研究从经典的人口迁移理论和新迁移经济学框架出发，考察农民工的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对其迁移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工资收入、迁入时间长短等对农民工家庭从农村迁移至城市有着重要的影响(洪小良，2007;唐震，2009)，还有研究发现一些非经济因素，如有无子女和子女年龄等对农民工家庭迁移有重要影响(陈卫等，2012;袁霓，2008)，与此同时，有研究表明，家庭收入增加、从事个体经营和获得社会保险能对促进留守儿童的随迁(檀学文，2014)。经过梳理，发现已有文献中在研究农民工的个体特征对其迁移行为或城市融入影响的相对较多，而将着重点放在医疗养老等社保覆盖对农民工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选取代表性城市进行问卷调查得到相关数据的研究较多，而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调查得到数据的研究相对较少;对第一代和新生代农民工之间差异的研究相对较多，对家庭型农民工和个体农民工之间差异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基于2013年国家卫生计生委的流动人口动态检测数据集，实证研究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所拥有的各类社保以及收入对于流动人口家庭成员完整度的影响，试图对其中的各种关系找到合理的解释。其余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数据来源及理论分析，第三部分是计量模型和变量选择，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及分析，第五部分是结论及政策建议。

2．数据来源及理论分析

2．1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国家卫生计生委与2013年5－6月之间开展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本次调查的样本点分布在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覆盖1503个县级单位。调查对象为在流入地居住一个月以上、非本市(区、县)户口且2013年5月时年龄为15－59周岁的流动人口，共调查流动人口有效样本19879人，涉及流动人口家庭成员593387人，其中在流入地的家庭成员497038人。

2．2理论观点

根据新迁移经济学，人们会以家庭为单位，依据未来收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的原则，来做出家庭以及各成员的迁移决策。相比于农村，城市内拥有更为良好的生活条件、更优秀的教育资源、更多的工作机会等，同时家庭成员之间的共同居住，能够有效的降低风险并提升对风险的抵御能力，因此我们考虑以下两类因素的影响。①家庭收入。一个家庭的收入越高，则能够更为宽裕地应对日常生活支出，在得到更多家庭成员生活在一起的优势的同时，不至于陷入增长的生活成本所带来的困境，相反，较低的收入则无法支撑家庭成员共同生活的成本，而不得不选择让部分家庭成员留守农村，一人或两人外出打工。②社会保险。养老、医疗、失业、工伤这些社会保障虽然减少了每月的实际可支配收入的上限，但是获得了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保障，特别是目前的农民工大部分依然从事着体力劳动，受伤患病的概率相当高，而医疗保险能够极大的保障农民工的生活不会因为重大疾病的发生而受到较大冲击。

3．实证模型及结果分析

3．1计量模型

本文选取的因变量是农民工家庭的完整程度，本文利用流动人口家庭总成员数除以调查样本数得到了家庭平均人口数，以此作为基准，将每个省份的平均家庭规模除以家庭平均人口数得到各省家庭完整度的指标。据此，本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如下。Fam=C+∑αiXi+βLog(lnc)+ε(1)上式左边的Fam是因变量，即农民工的家庭完整度，方程右边的Xi是包括养老保险在内的各社会保险的覆盖率，而lnc是农民工的平均收入，为了消除人均收入的非正态化分布，对收入取对数处理，αi和β为各待估参数，C是常数项，ε为随机误差项。

3．2实证结果

本文采用Eviews6．0计量软件对全部样本(回归一)、东部发达城市样本(回归二)、中西部欠发达城市样本(回归三)分别进行了OLS回归，分析结果如表所示。

3．3全体样本回归结果

回归一是将除西藏外的其他31个省(地区)进行回归，通过上表我们可以发现，养老保险(X1)、职工医疗保险(X2)、居民医疗保险(X3)、和失业保险(X5)的系数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究其原因可能在于31个省(地区)之间的差异太大，各变量系数发生了改变但却无法检验，影响了最终回归的结果。此外，工伤保险覆盖率和平均收入均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工伤保险覆盖率与家庭完整度之间的系数为－0.29，这与我们的假设并不一致，其原因可能在于家庭主要劳动力在遭受重大意外丧失劳动力后，会对家庭的生活水平带来极大的影响，这不是工伤保险能够弥补的，所以无助于家庭完整度的提升。平均收入和家庭完整度之间的系数为－0.34，这与我们最初的假设相违背。对于此，我们可以重新回顾各省(地区)的平均收入水平，从中可以发现从西部偏远地区往东部发达地区，平均收入会逐步上升，收入最高的上海市约是最低的山西省人均收入的1.9倍，排名前五的地区的平均收入约是排名最后的五个地区的收入的1.5倍，然而收入较高地区的物价水平和生活成本要远远高于较低收入地区的1.5倍，所以当流动人口从西部地区迁移到东部地区之后，相较于提高的名义收入水平而言，其实际收入水平并没有得到显著提高，甚至还可能发生下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流动人口宁可让其他家庭人员留守农村，也不会选择将家庭成员随迁到东部发达城市。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由于东西部城市之间的差距较大，所以对回归结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将31个省(地区)划分为东部和西部两个样本组，并剔除一些出现较大异常的个体，然后进行回归，得到回归二(东部城市群)和回归三(西部城市群)。

3．4东部发达城市样本回归结果

回归二的样本中包括了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辽宁、吉林、江西、河南、湖南、重庆、四川共15个地区。观察回归二的结果，我们发现只有职工医疗保险(X2)、居民医疗保险(X3)两项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且系数均大于1，符合预期，这反映了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中，就医成本较高，医疗保险的存在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农民工看病就医的支出，使农民工对生活的预期更加稳定，促进家庭成员的随迁定居，提升家庭成员的完整度水平。

3．5中西部欠发达城市样本回归结果

回归三的样本中包括了安徽、湖北、黑龙江、山西、内蒙古、贵州、甘肃、云南、陕西、青海共10个地区。回归结果中仅有养老保险覆盖率(X1)能够通过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3。目前，农村居民的养老问题依然没有一个有效的解决途径，不像城市居民有着比较稳定的储蓄和养老金，大部分的农民工家庭虽然在外打工，但是依然会保留家中的土地，以备在面对打工不顺利的情况下，还可以回到家乡继续生活，这反映了农民工家庭对于未来的不确定，在这种情况下，养老保险的存在能够很好的为农民工流动人口提供养老保障，特别是中西部流动人口的流动距离较近，可以同时享受到养老保险和在家乡生活的收益，因此能够促进家庭的迁移定居，提升家庭完整度。在以上的三个回归中，失业保险(X5)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与家庭完整度之间的关系不显著，原因在于失业保险是针对因为非本人意愿中止就业的劳动者提供的保障，除非特殊情况或被辞退，否则不会有人愿意主动放弃工作，而且失业保险需要连续缴纳1年以上，领取的时间也有限制，失业金的金额也较有限，所以回归结果不显著也是在情理之中。

4、结论与政策建议

4．1结论

第一，收入是影响流动人口家庭完整度的重要因素。家庭的迁移决策是依据成本和收益的对比做出的，所以越高的平均收入越是能促进流动人口家庭成员的随迁，尽管沿海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大大的超过中西部内陆的一些欠发达地区，但是流动人口的平均收入却并没有得到与地区发展水平相同等级的提高，相反由于生活成本的上升，现在发达地区的流动人口的实际收入要少于中西部的某些地区。第二，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经济水平和人口流动方式等方面都不可比。(1)在东部发达地区，医疗保险对家庭完整度的影响要大于其他的四类保险，主要因为发达地区的流动人口来源复杂，他们更多关注在城市中的收入和成本，而不是长久定居，医疗保险更能够增强家庭面对疾病时的应对能力，降低成本。(2)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养老保险对家庭完整度则表现出更强的影响力，主要因为欠发达地区居民的流动范围较小，迁移成本和生活成本明显的小于东部发达地区，所以流动人口会有更高的定居意愿，他们会更多的关注未来的养老问题，而养老保险能够很好的帮助流动人口解决养老问题。

4．2政策建议

第一，提高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从事一些缺乏技术的体力劳动的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提升其生活质量。第二，针对东部发达省份，扩大医疗保险的覆盖面和保障力度，保证农民工群体可以更好的享受医疗保险，同时要降低城镇居民医保的门槛，为农民工的家庭随迁人员提供保障。第三，针对中西部省份，可以推进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覆盖面，促进邻近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和交换，并推出其他各方面的政策解决农民工的养老问题。本文受限于调查数据，忽略了农民工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等对于家庭完整度的影响，也没有解决变量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回归的过程和结果较为粗糙，这些都是今后有待进一步完善的方向。

作者:程万 单位: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国家卫生计生委:《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集(2013年)》。

［2］李伟:《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研究综述》，《经济研究参考》，2014年第30期。

［3］朱考金、吴磊:《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文献综述》，《辽东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4］何军:《代际差异视角下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11年第4期。

［5］刘传江、程建林:《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分析与进程测度》，《人口研究》，2008年第5期。

［6］秦立建、陈波:《医疗保险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分析》，《管理世界》，2014年第10期。

［7］石智雷、施念:《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与城市融入分析》，《人口与发展》，2014年第2期。

［8］孙国峰、张旭晨:《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实证分析———以甘肃省为例》，《调研世界》，2013年第12期。

［9］张玉洁、唐震、李倩:《个人迁移和家庭迁移———城镇化进程中农民迁移模式的比较分析》，《农村经济》，2006年第10期。

［10］田艳平:《家庭化与非家庭化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比较研究》，《农业经济研究》，2014年12期。

［11］段成荣、杨舸、张斐、卢雪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变动的九大趋势》，《人口研究》，2008年第6期。

［12］洪小良:《城市农民工的家庭迁移行为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北京市为例》，《中国人口科学》，2007年第6期。

［13］唐震、张玉洁:《城镇化进程中农民迁移模式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苏省南京市的实证分析》，《农业技术经济》，2009年第4期。

［14］陈卫、刘金菊:《人口流动家庭化及其影响因素———以北京市为例》，《人口学刊》，2012年第6期。

［15］袁霓:《家庭迁移决策分析_基于中国农村的证据》，《人口与经济》，2008年第6期。

［16］檀学文:《为什么多数农民工子女留守而不流动》，《农业技术经济》，201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