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保险技术分解社会风险

中国正发生快速而深刻的变化，社会风险在时间、空间和规模上都呈现出新的特点。外部面临国际社会矛盾日益复杂，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世界和平与发展受到诸多挑战;内部正经历艰难的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种种矛盾冲突，各类风险交织，社会风险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具复杂性和威胁性。因此，全新视角探究当代中国的社会风险及其管理意义非常。本文试图对创新运用保险技术分解转化社会风险作些探究。

一、国际社会风险管理的全新理念和发展趋势

随着技术进步和文明发展的人类现代化进程及人们对风险和风险管理的认知演变，“风险社会(RiskSociety)”已成为当代特征的形象描述，社会风险(SocialRisk)及其管理已成为世界各国的研究重心。西方社会学家将广义的社会风险分成三种类型:

(1)政治风险，包括与别国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或外力入侵、内战、恐怖事件引起的动乱、意识形态分歧、经济利益冲突或地区性冲突、党派纷争等因素造成的风险;

(2)社会风险，包括分配不均、与政府对抗、结社群斗、失业人口增加与不安定、宗教纷争、社会各阶层对立等因素引起的风险;

(3)经济风险，包括经济萎缩、罢工、失业增加、生产成本大幅度上升、出口收入剧减、出口货物竞争力低落、滞销、价格大幅度跌落、粮食与能源价格大幅度上升等因素引起的风险。①狭义社会风险即其中的第二种。当代由社会风险的概念派生出社会风险源(SocialRiskSource)———社会风险的来源一个新的风险社会学概念。它的广义指社会风险的不确定性因素可能来源于社会的经济、金融、政治、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不仅包括微观社会领域、也包括中观和宏观社会领域各种社会风险的来源。狭义概念是人们把社会看做是国家或地区之内的一个子系统时所表达的社会子系统的各种风险的来源②。从社会系统的基本要素构成分类社会风险源，可有自然风险源、人口风险源、信息风险源、制度风险源等;从社会系统的各子系统构成分类社会风险源，可有政治风险源、经济风险源、科技文教风险源等。为了更好地应对社会风险，立足现代风险管理的宏观战略视角，世界银行在1999年提出了“社会风险管理”的全新理念③，致力于建立社会风险管理机制。目的在于从系统、动态和综合决策的角度合理配置政府社会保障计划、市场商业保险计划及传统家庭、社区计划的综合保障功能，构建社会风险控制机制、社会风险预警机制、社会风险补偿机制，为有效处置社会风险、提供一种具有重要决策价值的创新性制度和策略框架。它指出社会风险管理的总体目标是防范和补偿社会风险所致的损失;以预防和减少贫困、促进个人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为主要目标。

围绕世界银行提出的社会风险管理理念，国际社会风险管理研究取得系列成果，具代表性的:

(1)对于社会风险管理政府应注意多种风险管理方法的结合。如Rejda(2005)指出:风险管理可采取避免风险，减小损失，降低发生率，自留风险，保险和非保险风险转移等;

(2)社会保障根植于社会风险管理。如Holzmann等(2001)在“SocialRiskManagement:ANewConceptualFrameworkforSocialProtection，andBeyond”文中提出这种全新概念;MennoPradhan(2002)则观察了医疗保险对于社会风险管理的功效，等等。

(3)社会风险产生的原因及预防。如:DrennanandMcConnel(2007)论及政府风险管理职责存在于多个方面。在社会政治方面，风险往往来自于社会内部的矛盾。政府应当尽可能地协调社会各个阶层和各个群体之间的和谐与合作，防止更大风险的聚集和爆发，等等。总之，最新国际社会风险管理发展趋势是:越来越多地注重政府、市场与个人的共同参与机制，包括商业保险、社会保险在内的多种制度设计;关注不同环境条件下的社会风险及其风险源:如它们的动态变化特征和相互作用关系;社会风险评价、转化条件及预防方法等。

二、当代中国社会风险及其风险源分析

现实中国面临的社会风险比以往任何时候均具有挑战性。在走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经济高速发展路程后，外部世界政治的、经济的、科技的风险源和内部诸如产业、城乡、地域等多种不平衡发展的风险源累积聚合。转型期的中国，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封闭性社会与开放性社会相互交汇与碰撞，各社会阶层的地位和收入差距逐渐拉大，由此产生社会价值体系裂变甚至失范，多种矛盾交织和利益冲突，社会风险加剧，突出表现为五类社会风险事件:(1)恶意破坏和报复。如引炸公交车、持刀行凶等;(2)安全和责任事故。如:矿难、车祸、森林失火等;(3)各种公共危机。如:食品安全、水污染等;(4)经济利益纷争与冲突。如商业欺诈、逃债、城建中的强拆等引发的群体事件等;(5)恐怖袭击。如“疆独”、“藏独”事件等。分析当代中国的主要社会风险源，其一:人口与自然风险源。13亿多人口，尤其当人口总量高峰、就业人口高峰、老龄人口高峰相继到来，社会系统面临严重超负荷，影响其良性运行与和谐发展。我国老龄化进程与家庭小型化、空巢化相伴随，流动人口迁移规模庞大，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失调，贫困人口脱贫难度加大，人口增长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凸显。近30年的高速发展，在过度开发中使得自然生态环境遭到极大破坏，这种恶劣的自然生态环境，直接影响到人的健康生存发展，而对于环境污染无论立法还是市场机制加入管理均十分欠缺，这一系列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巨大的社会风险来源。其二:经济风险源。受金融危机影响，我国经济对外出口贸易、投资汇兑等严重受损;内部经济增长呈泡沫倾向，市场竞争的白热化，人为制造出的虚假行为当道，市场信号已变得不再可靠，使得人们在经济活动和社会交往中成本加大，为了保护自己，进而丧失掉普遍的责任感和信任感。同时，在竞争和最大化地追逐物质利益过程中，造成社会普遍危机感和心理压力不断增强，甚至由于某些个人意愿无法实现，而生成某些反社会情结。其三，科技与信息风险源。如近年我国高铁、地铁的快速发展和广泛运用，使得系列风险事件增加，由于它的人流更加集中，扩大了损失规模，也是恐怖袭击、犯罪分子活动的易选目标;互联网时代，形形色色的网站泥沙俱下，铺天盖地的信息真伪难辨，对社会安定造成不良影响，也形成新的社会风险源。其四，制度风险源。主要表现为制度落后、制度缺失及制度扭曲。我国近三十年经济体制改革，与之配套的系列管理制度落后，较为典型的是作为现代经济社会重要的基础性制度之一———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滞后。社会保险无论从覆盖面还是保障度均未达到与经济发展相一致的水平，保障基金来源过多依赖政府，但同时政府责任界定不明晰，制度可持续性不强，缺乏统一标准，整合面临困难，不健全的社保体制对国家长治久安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产生负面影响。此外，我国还面临着严重的制度缺失，比如包括食品在内的各种公共卫生安全监管制度。在税收、劳资、教育、住房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制度扭曲，导致多种矛盾交织和利益冲突，社会风险加剧。其五，突发事故风险源。如近年来频繁发生的安全生产事故、各种自然和地质灾害、产品质量低劣所引发的人身伤害等，在这些突发事件中，尤以人为故意和责任因素所造成的破坏力和影响力最为恶劣和深远，不仅给国家和民众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也给社会管理带来巨大压力和民众增加恐慌心理。诸如此类社会风险源，多种多样且瞬息变化。同时随着当代社会影响因素增多和社会复杂性增强，主要社会风险源还将不断变化，其构成的复杂程度亦将增加，对我国社会风险管理形成巨大挑战。

三、创新运用保险技术分解社会风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当代中国社会风险及其风险源的复杂多样性和动态变化性决定着社会风险管理绝非单一主体参与和一尘不变的理念及方法能够完全应对。世界银行社会风险管理框架强调:有效的社会保护政策是不同社会系统，包括政府、市场、非营利组织和家庭等共同作用的结果。属于市场机制之一的保险，既是金融体系的三大支柱之一又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处于经济社会多维空间的核心和交集部分，可产生特殊作用机制(如图1所示)，也就决定了它参与社会风险管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同时，后工业的知识经济时代，保险的经济补偿和资金融通功能进一步发展，它所提供的已经不仅仅是一种产品服务，而是一种以更有效率地实现社会安全稳定为输出效能的制度安排，并且全面融入现代社会经济制度。转嫁风险为全社会所有经济单位和个人的共同需求，现代保险作为各种风险的统筹管理者，在提供风险管理服务的同时，全面融入生产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影响社会经济的运行模式和个人的各种保障，具有其他管理方法无法比拟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可选择性，是社会风险管理不可或缺的制度供给。现实中国受计划经济影响多年的政府管理运用市场经济手段之一的保险作为处置风险的工具十分有限。尤其不容忽视的是:较强的政府行政管理色彩———从中央到地方，替代了社会风险管理体系的构建，在保证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的同时也形成了一定的政治与社会矛盾的反弹势能和张力。政府在应对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方面，例如一些涉民利益的事态处理上，不少仍沿用固有的“刚性”手段，没有一个化解和理顺政治和社会冲突的风险管理制度设计，其中包括设计保险。面对复杂的国际风云变化和国内事件，除了在关系国家民族利益的大是大非面前应一如既往地坚定政治态度和果断处置外，在其他各项社会管理中，应更多地采用保险这类“柔性”管理工具来规避社会风险。虽然传统保险因社会风险的人为性和多数不可预测性将其归为不可保风险，但当我们将现代风险管理理论及社会风险管理新理念与保险理论相融合，创新运用保险技术，针对社会风险源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可以发现它具有的客观性和相当程度上的可测性，能够运用保险分别处置，最终达到多数社会风险的被分解、转化，或者被预防、控制。

四、创新运用保险技术分解社会风险的现实路径和方法

创新运用保险分解社会风险，技术上主要可从三方面着手:首先定性、定量分析社会风险源，更多地分担风险源头责任。传统保险的定性、定量分析主要针对风险责任事件本身，也即社会风险事件系人为、不可预测，也就属于不可保风险。而通过创新运用保险技术对社会风险源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可转化分担部分社会风险源头责任。当代中国主要存在的五大类社会风险源(详见本文“二”)，其中人口与自然风险源、经济风险源、科技与信息风险源、突发事故风险源的相当部分具有客观性，另外部分即使系人为造成———类属于主观风险的，但这些主观行为往往又与某些客观因素、特定的环境、一定的时间等密切相关，实质上多数属于既有主观又有客观因素影响的复合风险。对于人口老化、意外事故(包括某些交通责任事故)等客观风险源，可在定性分析基础上，进一步测算全社会风险概率、风险分布、风险损失及其分类，界定可保风险。而对复合风险尽可能测定可保责任部分，使商业保险能够分担更多的社会风险源头责任。其次，探寻社会风险源的多因素作用方式，运用保险工具进行分解。社会风险与其风险源的关系多样复杂，社会风险源又由多因素组成，它们的内在联系和作用方式还可以复杂多样(如图2所示)。但通过多风险因素作用方式研究，创新运用保险阻断、弱化其任一环节，分解、控制其风险损失。最后，深入研究各类社会风险事件，嵌入保险制度。社会风险事件与其风险源及多因素影响关系虽然错綜复杂，但依据保险学原理:社会风险源→社会风险事件→损失结果。当代中国主要五类社会风险事件，依保险分类定性，前四类主要为经济风险源、责任风险源、突发事故风险源。可以对应细化设计相关保险险种。第五类事件虽然系国内外少数敌对势力、恐怖分子组织策划的暴力事件，但其诱发多与群体性纷争及谣言煽动等有关，也涉及社会管理。当前社会风险管理面临非常复杂的形势，防范和化解社会风险是为当务之急。新时期创新运用保险技术分解社会风险的现实路径主要可有:

1．加强事前预防机制和制度建设。从政府管理层面，编织多层保障网。构建政府———社会保障机制;市场———商业保险机制;社会———家庭、社区、民间救助机制三位一体的社会风险预防补偿机制。学习国际经验，注重包括保险在内的全面社会风险管理研究，如失业、工伤等除了社会保险的基本保障之外，还运用政策性保险补充，增加社会稳定因素。此外，建立公共安全、灾害应急基金。当代突发事故频现，赔偿责任增大，目前各种公共安全、灾害及意外事故对人身伤亡的补偿给付多数金额不足和尺度不一，有失社会公允。因此，应当建立专项基金，防范社会风险事件。同时应当采取保险基金托管形式，保证基金安全和保值增值。从保险业来说，首先凝聚行业监管、学会、同业公会、保险及中介公司及相关专业研究机构、大专院校等多种力量，充分运用其技术专长，建立风险数据库，包括对社会风险源的检测、预警，在行业风险防范的同时更多地主动加入社会风险管理。如在风险识别方面，保险公司可以根据长期积累的风险案例和数据，提供企业和个人防灾、防损设计及相关服务;其次，在当前社会主义文化大建设中，大力宣传保险防灾防损、保险诚信等理念，在认真专业研究和组织策划下，增强系列保险知识的渗透力、广泛深入包括管理层在内的社会各阶层。既在社会风险防范中发挥保险业应有的作用，又有利于彰显保险文化魅力，修复、提升行业形象。再则，在社会保险广覆盖的基础上，全面补充商业保险的制度安排，开拓政策性保险，促使保险服务全面渗透，为全体社会成员编织多层保障网。

2．建立事中快速反应和风险控制系统。从社会风险管理层面，社会风险事件发生，需要形成全方位的快速反应体系。既要及时履行政府职能，又要规避无休止责任。社会风险的多因素影响中，代表政府的某些行政不当作为或不作为通常为主要因素，因而政府必须理清职能、职责，依法行事，充分运用包括保险在内的各类市场机制，多用技术的方法处置社会风险。同时保险必须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如涉民利益事件，商业保险勘查、勘损先行，使其成为提高社会风险管理技术的支点。

3．完善事后社会风险管理效果评价系统，健全相应制度。从政府层面，建立社会风险事件处置效果评价系统，组织多个层面，客观评价各项社会风险管理政策措施，不断修改完善，提高管理水平。实现对各种社会风险的有效源头控制、过程控制和系统控制，化解各种社会风险。对保险业来说，不断收集积累社会风险相关数据，提供风险管理决策和效果评价咨询，为政府不断修正和调整社会风险管理计划提供技术支持。方法上:

(1)大力扶植发展老年护理保险，以绿色生活区加保障、保健服务来吸引城乡老年人及居民。尽快推出延税型养老保险、加大企业年金的税优力度;此外设计养老及教育保险的多种形式可供选择，例如，以房养老、以房投保教育险等;

(2)在社会主义文化大建设中，增强风险与保险知识渗透;重塑保险诚信文化，保险监管对破坏保险诚信的个人、企业处以重罚，提升保险行业形象，更多地参与社会风险管理;

(3)对创新－创业企业或个人的政策性保险设计。在鼓励企业、个人创新－创业的同时，予以政策性保险扶植，在创新－创业早期给予参保优惠，如配套科技保险、财产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医疗保险、失能收入损失保险等;

(4)设计各类责任保险制度。例如公交、地铁的公众责任保险;大型会展、赛事主办方的责任保险;医药、食品等的产品责任保险;执法人员、记者、外科医生、律师等的职业责任险。同时建立相对中立的鉴定机构，保证责任保险赔偿公平;

(5)探索保险企业参入医疗机构产权改革。尝试医疗保险管理机构向定点医疗服务机构注资入股和保险公司的参资入股(医疗保险管理机构并不参与医疗机构的经营活动)。此外，让更多保险公司加入社会医疗保险的管理服务，典型形式之一是委托管理服务(ASO)，保险公司接受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等团体客户的委托，为其提供委托基金管理、医疗服务调查、医疗费用审核、医疗费用报销支付等经办管理服务。

风险社会，社会风险在不断变化，结构日趋复杂。外部风险源与内部风险源相互影响，局部风险极易迅速扩散，风险诱因也趋复杂化。因此，中国的社会管理必须吸收国际先进理念和经验，创新运用包括保险在内的各种技术手段，有效分解、转化社会风险。在各种管理制度设计中，更多地运用保险等市场机制，转化政府或政府人的角色，化解矛盾与冲突。社会风险虽然不可能完全消除它，但可以通过不断完善和创新风险管理手段来实现风险危害的最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