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多元化与中国特色审前程序

民事审前程序理当成为人们高度关注、认真思考研究的问题，因为它是当下为数不多、关乎法院审判全局的重点问题之一，解决这一问题有望开启我国司法审判光明未来之门。

当前，我国法院审判工作的突出问题反映了大致相同的原因，焦点汇集于同一个审判领域，即民商事案件审判。具体而言，“人案矛盾”导致的“资源紧张”起因于民商事案件，“申诉难”主要针对民商事案件，“执行难”集中存在于民商事案件，个案监督、检举控告、涉诉信访、媒体炒作等等，无一不指向相同的方向和领域。这一方面说明，人民法院审判领域已由公诉案件为主体的狭窄空间拓展为民事案件为主体的广泛领域，司法审判重点已由刑事审判转移到民事审判，审判职能重点已由打击制裁变换为调节解纷；另一方面说明，在种类繁多、特点各异、数量倍增的民商事纠纷案件面前，我国民事诉讼机制、人民法院审判模式已显得极不适应。研究纠纷解决机制问题，特别是中国是否需要审前程序，应建立何种审前程序等问题，极富现实意义。

一、民事审前程序的建立势在必行

人类社会总在矛盾运动中发展前进，纠纷产生在所难免，关键是解纷机制必须适应社会需求。按照日本学者小岛武司的概括，解纷机制大致为三种模式，即德国和意大利为代表的裁判中心主义，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裁判与ADR并行的协同主义，瑞士和丹麦及英美为代表的中间主义。

回顾人民司法经过的历程，不同历史时期解纷模式迥然不同。从陕甘宁边区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为调解中心主义，审判方式改革短暂时期的裁判中心主义，新世纪的调判结合主义。尽管不同时期、不同国家解纷模式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多元化纠纷主体、利益纷争、价值需求，要求解纷机制必定是多元化的。这种多元化既包括诉讼外解纷方式的多元化，又包括诉讼内解纷方式的多元化。因各国司法对待诉外解纷机制的态度、参与程度不同，实践效果也不尽相同。从近年来我国部分法院实践看，尽管人民法院对诉外解决民事纠纷抱有很高期望和积极态度，但因种种原因，始终难以取得令人欢欣的效果，使得人们不得不将精力投向诉讼机制内、由法院主导的多元化机制上来，这也是在我国建立审前程序势在必行的内在原因。具体而言：

其一，司法裁判的对抗性、强制性，决定了它在一般情况下并非解决民商事纠纷案件的最佳方式。解纷止争是法院的基本职能，但从解纷实效角度考查，裁判往往加剧当事人的矛盾，它只能从形式上解决纷争，深藏于当事人内心深处的焦虑、绝望、愤懑不会因为裁判而自然平复。相反，裁判结果常常与文化因素等伴随，引起当事人更为复杂的心理，激起比纠纷初始阶段更加强烈的情绪，轻者上诉、申诉、缠诉，重者选择以非法和暴力为常态的自立救济，酿成所谓“民转刑”案件。因此，在解纷方式的选择上，裁判应当是备选的、被迫采用的方式，决非首选的最佳方式。也正因如此，建立审前程序，以替代裁判的方式解决纠纷，成为现代民事诉讼的必然要求。

其二，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的固有差距，意味着裁判常常只能接近而无法完整再现客观。法官对案件的审理无论多么仔细，思维多么缜密，裁判多么公正，在当事人眼中也总有不足，当事人预期与裁判误差往往导致司法与民众冲突。而减少冲突最直接和有效的方法，就是降低裁判应用率。这恰恰是民事审前程序、多元化解纷机制所追求的目标。特别在我国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任务下，避免司法与民众冲突，促进社会和谐，维护政权稳固，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其三，司法资源相对于公众需求，始终是有限甚至是稀缺的。目前，我国社会转型尚未完成，案件增长趋势仍将延续，司法功能不断遭受挑战。正如有学者指出：“目前的问题是社会纠纷总量过大，尤其是一些群体性的、较大规模和影响的、在普通程序中难以解决的纠纷的发生和蕴积，可能形成冲击社会和谐的强大势能。”另一方面，审理期限的法定化进一步加剧了“案多人少”矛盾，有些基层法官年均结案超过了两百件，在“裁判中心主义”伴随下，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司法“三高”现象，即高裁判率、高上诉率、高申诉率，司法资源“全线紧张”，最终导致终审制度受到冲击，公信力广受怀疑。

其四，诉讼程序的充分与合理对司法解纷功能的发挥起着决定性作用。我国民事诉讼程序存在单一化问题，当事人程序选择权难以保障；审判组织设置不尽合理，案件程序分流，既空间狭窄，又无承接主体。从程序角度看，特别程序、公示催告程序、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仅适用于少数特殊案件。督促程序系立案前申请程序，若债务人提出书面异议，督促程序即终结，当事人需重新起诉。这样的设计严重脱离实际，实践中成为“休眠程序”。因此，常用程序实际仅有普通程序与简易程序，审判中演变为基层法院主要适用简易程序，中级以上法院适用普通程序。诉讼程序单一化，严重制约司法功能发挥。

鉴于以上原因，建立功能完备的民事审前程序，实现诉讼程序多元化，保障司法解纷功能有效发挥，适应社会新需求，已成当务之急。

二、国外民事审前准备程序无法移植

国外审前准备程序立法意旨大致为“清除无关事项，准许当事人获得信息，并且确定是否存在适于审判的争点，所有的内容都导向一个有效率的审判或知情后作出的和解”。英国高等法院内案件最多的王座庭经过准备程序后，只有2%的案件到达审理阶段；美国1999年联邦法院系统案件进入审判的只有2.3%.

可以肯定，西方的民事审前准备程序对于阻断大量纠纷进入庭审阶段，并寻求以替代审判的方式解决，发挥了重要作用。应当注意，这项制度并非完美无暇。审前准备程序的制度根源为当事人主义，基本理念是将诉讼看作当事人自己的事情。所谓“公权不介入私权”的另种解释，就是审判的消极主义，或者逃避责任。所以，审前准备程序存在着效率严重低下、诉讼费用过高、诉讼技巧过度影响结果等弊端。这与我国“司法为民”、视解纷止争为法院职责的理念根本不同，其弊端也为中国司法所不容。

长期以来，为完善中国民事诉讼制度，围绕审前程序的建立，国内进行了广泛研究、试验，最高法院在联合国及有关国家合作下开展了专题研究与试点工作。不过，理论研究并未打破国外程序制度的桎梏，试点也未取得理想效果。笔者以为，由于中外司法理念根本不同，特别是支持民事审前准备程序的具体制度在我国缺乏社会基础，虽然它在世界很多国家获得成功，在中国却无法移植，制度介绍性的“理论研究”也无实际意义。具体而言：

强制答辩制度与我国诉讼传统不符。审前准备程序要求被告及时答辩，明确其对于原告请求承认与否。为此，许多国家规定了强制答辩制度，否则法院即可依据原告诉请作出不应诉判决。

但在我国，答辩权一向被视为被告的重要诉权，被告不在答辩期内提交答辩状的，不影响案件的审理。被告可以在庭审结束前的任何时间进行答辩，拒绝答辩也不能视为是对原告诉请的自认；我国民事诉讼法甚至允许公民口头起诉。这样的诉讼传统和制度理念与西方审前准备程序的要求格格不入。

强制制度缺少必备条件。强制制度是对强制答辩制度的补充，即当事人的书面答辩等工作可由律师来完成，但这涉及律师数量和对律师费用的承受力问题。在审前准备程序相对完善的加拿大，平均165人中至少有1名律师，美国情况也大抵如此。在德国，为了使没有能力支付律师费用的当事人能起诉，法院会指定1名律师，其费用由国家支付。我国目前有律师14.3万人，约合每万人1名律师，与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相差60倍，强制制度无法实行，短期内我国财力也恐难承担当事人的律师费用。

证据失权制度难以推行。庭审的集中化要求当事人在审前提交全部证据，避免证据突袭引起的重复开庭。因此，国外大多规定了证据失权或举证时限制度，将提交证据的时间限定于审前会议结束前。我国虽然也在尝试建立举证时限制度，但由于与强调发现真实、追求实质正义的司法传统相悖，这一制度遭受多方抵制，当事人在审前、审中，一审、二审、再审均可提交新的证据，举证时限制度形同虚设，难以推行。

现行法官制度使国外审前程序无法运行。审前准备程序的实效化需要设立与审理阶段相对分离的主持者，如英国和美国专门设立了主事法官，大陆法系的德国和日本也设立了与主审法官相对分离的受命法官。我国法院从未明确专门的审前准备组织或法官，准备法官设置短期内难以实现。实践中负责审前准备工作的主体也差异甚大，一方面导致重复准备，资源浪费，诉讼拖延；另一方面在某些诉讼环节上出现互相推诿，无人负责的真空。试点法院审前准备与开庭审理的衔接，也存在观念和制度上的障碍。

可以得知，英美国家为代表的民事审前准备程序目前在我国无法复制和移植，实践中难以推行。

三、建立中国特色民事审前程序

中国特色审前程序在立法指导思想上，一要借鉴国外于庭审前解决大量纠纷案件的理念；二要在制度设计上跳出国外立法的窠臼；三要从中国社会实际和司法现状出发，大胆创新。中国特色民事审前程序的设计构思应遵循以下原则和方向：在程序地位上，民事审前程序是具有独立价值的程序，其与开庭审理程序是并行的程序。在程序功能上，着重实现案件繁简分流，并以庭审替代方式最大限度地解决民事纠纷；在程序特征上，整合现有程序制度资源，形成诉讼内和法官主导下的多元化解纷机制；在程序保障上，以人民法庭和基层法院立案庭为依托，附设并健全解纷组织。

中国特色民事审前程序与国外民事审前准备程序的根本区别在于：以社会主义司法理念和司法能动主义思想为指导，不以审前证据交换与固定争点等“准备”内容为重点，着重强调案件繁简分流的有效实施，实现诉讼内、法院主导下的多元化解决纠纷。它既能够在审前解决大量纠纷案件，较好地实现审前程序的目的；又可以克服当事人主义下的审前准备程序的种种弊端，提高审判效率，减轻当事人诉累。

中国特色民事审前程序本质上系多元化解纷程序。一是法官指导和法院附设下的委托调解，即法院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将已经受理的案件委托附设的人民调解室进行调解，当事人申请制作调解书的，由人民法院审查后制作调解书。实践证明，法院附设的调解易为当事人接受，效果最好。二是立案法官的释明与调解，对不宜委托调解、当事人不接受委托调解或者审判难以取得良好效果的案件，立案法官可于指导举证、财产保全和解决管辖权异议等环节，加以调解或准予撤诉。三是激活督促程序，发挥支付令作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对于事实清楚、证据充足的案件，经征得原告同意，可向被告发出支付令，被告有异议的，案件可进入调解或者审理程序。

判决结果与支付令一致的，可考虑由被告承担拖延诉讼的法律后果。四是建立小额诉讼速裁程序，除与公益有关的诉讼外，实行一裁终局，当事人不得提出上诉。五是增设当事人同意的书审判决，对于当事人申请或同意法院不开庭判决的简易纠纷，法官可只根据书面审理作出判决。中国特色民事审前程序的实践应用，须从审判工作全局谋划，在坚持调判结合主义基础上，逐步转变裁判中心主义观念，使部分审判职能审前化，司法资源配置审前化，真正将审前作为化解民商事纠纷案件的主渠道。要根据审前程序不同解纷方式的要求，在人民法庭和基层法院立案庭建立案件繁简分流组织，加强对案件性质与难易程度的识别，及时、准确分流案件，保障案件进入合理程序。同时，健全调解和审判组织，搞好调审对接，强化纠纷庭前调处及速审速裁功能，以最高效率、最大限度地解决案件，并争取最佳审判效益和社会效果，实现审判由“三高”向“三低”，即低裁判率、低上诉率、低申诉率的转变，赢得审判工作乃至法院工作全局的主动权。

姜启波·最高人民法院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