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涨薪牵涉面过大，所以一次涨幅不宜过高；但涨薪的目标在带动消费，此次涨幅也不可太低。一次加薪300元，行不行

　　如果说在1999年初，关于公务员即将涨薪的消息还是人们将信将疑的传言，那么在6月 间股市的阵阵热浪之中，市场和学界已经把它作为就在手边的政策选择了。“公务员要涨薪了”，这个消息不胫而走。种种的观察和分析都倾向于这样一个结论：今年下半年的某个时候，酝酿已久的公务员涨薪很可能付诸行动。一种为大多数人认同的解释是，此次涨薪幅度将高于以往，而主要政策目标在于刺激消费。

　　公务员：钱多还是钱少

　　早在去年人代会讨论国家机构改革的方案时，就有了在精简机构之后提高公务员工资的主张。在去年底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有关人士再次从提高城乡居民购买力的角度出发，表示可适当提高行政事业单位人员工资。据说在去年底今年初之际，中央国家机关已经有了某种传言：公务员即将涨薪，幅度可能达50%。----建国以来，国家机关的工资制度曾经历过三次大的改革调整，1993年是最近的一次。《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正式出台后，昔日的国家干部变成了公务员，过去以级别定工资的制度也改为职务级别工资制。公务员的工资由四个部分组成：基础工资、职务工资、级别工资、工龄工资。基础工资所有人都一样，以前是90元，后来调整为110元；工龄工资每年1元；职务工资和级别工资按照职务和级别的高低分别划分为若干个档次，根据每人的情况对号入座。按照这种工资标准，一个部长的月工资(不含补贴)最高是1050元，处一级的工资水平最高为620元，科员、办事员当然就更低。

　　北京企业研究所所长贺阳至今仍清楚地记得，1995年9月他从国家体改委社会保障司司长的职位上“翻身下海”时，他的工资加奖金加“独生子女费、书报费、洗理费”，“所有的加起来是768块钱”。贺阳认为，公务员理应属于社会中等至中上收入层。公务员工资高一些，才好吸引更多高素质的人才加入公务员队伍。

　　曾任国家体改委经济研究所所长的曹远征先生现在是中银国际的执行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中银国际是直属中国银行的国际性投资银行。在接受采访时，这位经济学家认为现行公务员工资制度不合理，“首先是起薪(也就是基础工资)太低，其次职务之间的级差也太小。”在他看来，这导致工资无法对公务员起到激励作用，而如果没有足够的激励，同时又拥有很大的权力，就极有可能滥用手中的权力。

　　当然，名义工资并不是公务员收入的全部。人事部人才科学研究所的佟亚丽女士对记者坦言，虽然公务员的工资水平不高，但如果考虑其福利水平，总体来看并不低。其实中国的公务员除了福利，还有各种补贴，在一些下属企业效益比较好的机关，公务员每个月发的各种生活用品甚至可以使他一个月不需额外消费。而且，中国的公务员还享有一种其他国家公务员享受不到的福利：租金几近于零的房子。政府虽然在去年明文规定，到1998年6月停止福利分房，但很少有单位执行这个规定——直到现在，仍有许多单位紧急调集大批资金用来购买新房。准福利分房和低价售房仍被看做当公务员的一种大好处。

　　也不是每个同样阶次的公务员都能分到房子或价值相当的福利，恰如不同部门的公务员补贴也不一样，至于其他隐性收入差别就更大了。这种情形恰恰说明了公务员报酬之复杂性，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么多素质很好的硕士、博士愿意进入公务员序列，又有不少同样条件的公务员流失。

　　正因为此，学者们指出，应当对公务员的工资和不合理的结构进行真正的改革，包括把非货币化的福利货币化。

　　涨薪的目标选择

　　整体改革公务员的薪酬制需要更大的手术，但既然工薪水平偏低，涨薪也就势在必行。剩下的只是时机——什么时候涨更合适。究竟是与大的进一步的体制改革步骤相统一，还是呼应宏观经济的现实需求先行一步呢？

　　种种迹象表明，在当前通缩严重、需求不足阴云重重之时，公务员涨薪很可能会被作为刺激宏观经济的措施之一先行出台。

　　正因与此目标相关，涨薪的幅度也就不可能过小。1993年工资制度改革，每个公务员平均只多拿了19元钱。而此次调整虽然猜测不一，但最保守的估计也高达三成，甚至有五成、七成之说。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的人力资源专家杨宜勇博士则认为，这次调整可能会更多地照顾低级别、低工资的公务员，加薪办法不会是比例制，很可能是给每人数目大致相同的一笔钱，少的不低于200元，多的也不超过300元。

　　统计表明，消费对国内经济增长率的贡献比例高达60%。从此角度看，提高公务员的工资会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不过公务员拿了钱会不会去消费，学者们的分析还是不尽一致。有许多专家认为涨薪必然会转化为消费，他们依据的理论包括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和弗里德曼的长久收入说。这些理论认为，稳定的收入必然转化为稳定的消费。

　　但还有一些专家并不相信这些理论就能适用于现在的局势。杨宜勇就认为：“如果消费结构性障碍不变，工资转化为现实消费的概率不会很高。”他指出，考虑通货下降因素，这两年社会实际工资是增长的，但每年的储蓄还是在增加。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李强则认为，如果不是强制消费的话，这笔钱可能最终仍会转化为储蓄——如果这笔钱只让购买住房，那它的市场效应倒是能马上显现出来。

　　国家体改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潼认为，涨薪带动消费是毫无疑问的。他说，涨薪的次序应当是这样：公务员之后是事业单位，然后是国有企业。当然经营状况良好的企业，可能问题不大，亏损企业能否提工资就有争论。

　　1993年，机关工作人员工资制度改革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为4916亿元，第二年就达到了6656亿元，一年上涨35.4%。以后总额的绝对值仍逐年上升。1995年是8100亿元，1996年是9080亿元，到了1997年，上涨的幅度开始减小，仅达9405亿元，1998年则出现下降，为9297亿元。以此为依据，王潼教授相信，这次公务员工资上调也会起到同样的带动作用。

　　曹远征也说，在宏观经济不景气时，需要强化人们对未来的良好预期。如果公务员涨薪后增加消费，“他们所处的位置，使得他们的这种行为比其他阶层的消费行为更具有示范效应，在稳定他人的预期方面也有更大作用。”

　　羊毛出在谁的身上

　　涨薪的钱从何而来？种种分析认为，资金主要来源于财政。

　　我们不妨算一笔帐。目前正式在编的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为1.8万人，但去年为了使机构改革进行更为顺利，政府曾作出过这样的规定：分流的公务员虽然不再属于公务员编制，但仍享受公务员的一切福利待遇，即仍属财政供养人口。此外，党政机关、人大、政协、团、工、妇以及部分事业单位同样是随公务员制吃“财政饭”的，公务员涨工资，他们也要跟着一起涨。把这些人都算在内，中央一级的差不多有3万多人。如果按照普遍的每个月人均长300元的看法，如此算下来，这笔财政支出至少需要一年近一个亿。

　　这笔资金不算大。但这个数字仅是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一年涨薪的财政支出，如果算上地方公务员及事业单位，数字要庞大得多。此外，如果公务员涨薪，下岗工人的最低生活保障费、离退休人员的工资补贴，都将相应上调。而和公务员关系最近、向其看齐的事业单位必然也是要水涨船高的。这些钱纵使不从国家财政直接划出，也很可能对财政间接造成压力。另据悉，政府也将鼓励企业根据其效益调整工资，并不设上限，对高层经营管理人员更是理所当然地开了大口子。

　　于是有一个问题：涨薪带来新一轮工资上涨，会不会推动成本上升，对扩大内需政策产生一定抵销作用？对此，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

　　曹远征分析说，公务员涨薪由财政负担，而财政基本不负担国有企业，企业的工资水平由企业的赢利状况决定。他认为，国有企业的职工是否涨薪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而不是一个财政问题；其次，涨薪不会损害扩大内需的政策。因为目前的问题是最终消费需求不足，不是成本过高或售价过高。所以他认为考虑当前的宏观环境，涨薪是必要的，时机也是恰当的。王潼也认为，为此承担一定程度的财政赤字是可行的。

　　杨宜勇的看法则相反。他认为今年涨工资并不是最好的时机。他认为，国内的经济增长速度这两年连续滑坡，并不具备涨薪条件。他还指出，国外在经济滑坡的情况下，政府一般倡导削减工资。因为涨工资可能导致更多的失业，减薪则可以为企业减少费用，防止经济进一步恶化。中国应当在经济转好、出现恢复迹象并开始上升时再给公务员提薪，明年下半年有可能是较好时机。现在的有效措施是减免税收，以给企业创造更多的利润空间，在微观层面促进经济的增长。

　　靠改革摆脱两难

　　公务员涨薪，毕竟是个比宏观经济效应更敏感的话题。此举牵涉到方方面面，一步迈出，不可能不反复斟酌，权衡再三。不少学者接受采访时谈到了公务员涨薪可能带来的冲击及对策。

　　长期以来一直研究收入分配的老经济学家赵人伟认为，即使需要大幅度提高公务员的工资，也不宜一次到位。因为“公务员制度存在的最大的问题并不是工资水平太低，而是因为冗员造成的效率低下。涨工资应该与机构改革互相配合，以提高工资作为竞争上岗的激励机制：只有达到某一目标的人才能涨工资，才能继续留在公务员序列中。也就是说，裁减冗员也不能一刀切”。从这个角度看，他主张应该在三年之内，分数次而不是一次对公务员的工资进行调整。

　　贺阳在分析公务员工资上涨可能产生的问题时认为，第一是吃皇粮的人多，人多就不好涨。第二是公务员素质参差不齐。工资一上涨，差的就更不愿意离开机关了。机构精简的难度或许因此增加。

　　李强说：“在市场经济中，每一个人的薪金应该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一个人的贡献不同。通常情况下，个人薪金的确定是在市场讨价还价形成的。但在我们的体制下体现不出来。我们是要提大家一起提。其结果是抹杀个性和积极性，打击了努力工作的人。”

　　实践中存在着诸多两难。因为公务员涨薪牵涉面过大，一次涨幅不宜过高；但因为涨薪的目标在带动消费，此次涨幅也不可太低。

　　王潼提出，在这种情况下，确定支出预期对于达到宏观目标至关重要。

　　据他分析，支出预期的不确定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其一是房改政策尚未出台。时至今日，购房货币化在全国仍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部分地区进行了试点，但相互之间政策并不协调。在北京这样一个国家部委机关云集的地方，更是迟迟不动。对机关工作人员取消福利分房后如何补贴也仍未有定论；其二是教育支出逐日攀高。当免费上学、每个月还有补助的“社会主义幸福生活”成为回忆中的一道风景时，中青年父母不得不为孩子的教育仔细掂量掂量手中的这点钱。教育走向产业化势在必然，而过程中仍充满了变数，家长只好一边攒钱，一边“等着瞧”。三是涉及到每个人的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方面的不确定性支出。目前的医疗体制改革比较明确的是医药分开，但医疗保障体系仍未健全。由国家包干的公务员报销比例尚未确定，遑论生活在体制外的人了。

　　由此，王潼也认为工资改革一定要有配套措施，唯有使收入预期和支出预期同时改善和明确了，财政增加的部分才可能用在消费上，不然，仍旧是钱从银行出来，又直接回到银行。

　　吴敬琏则从另一角度提出问题：公务员涨薪当然确有必要，但应当有个次序。现在职工的社会保障体制问题还没有解决，一些国有企业长期欠薪严重影响了工人生活，这些“旧账”不还，公务员涨薪的社会成本是不是太高了？

　　在眼下热浪滚滚的股票市场上，公务员涨薪的消息作为利好的传闻之一越炒越热。但只要认真分析中国社会的现实环境就可以得知，无论涨薪的基本动机如何单一指向宏观启动，公务员涨薪本身意味着一种较大的制度性变动，相应的改革步骤和配套安排是不可缺少的。

　　否则，新政策只能在两难之中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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