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制度范文10篇

政党制度范文篇1

一、政党及政党制度的概念。

科学理解政党制度的前提是明确界定政党概念，而西方学者对政党的概括可以说是各种各样的。一种被较普遍接受的观点是，政党是一个由具有相近观点的个体联合起来、通过选举控制政府的人事与政策的有组织的团体。如，美国政治学家布洛克斯在《政党与选举问题》一书中指出：“政党乃是一个由个人基于自愿所组成的政治团体，为政府提供一般措施、建议，或者制定政策，选举与支持领导人物为公职候选人，以作为实现其主义与政策最有效之方法。”这一定义表明，政党是一种有着政治目的的组织，而且这种目的主要通过选举过程来实现。那么，何为政党制度？政党制度的内容包括一个国家的各个政党在政治生活中所处的法律地位，政党同国家政权的关系，政党自身的运转方式，以及政党在行使国家政权或干预政治的活动方式、方法、规则和程序。

二、当代西方政党的功能。

在西方民主政治中，政党执行着许多十分重要的、有助于维持政治体制存在并使之正常运转的功能。

一是利益聚合功能。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来自社会各方的政治利益要求纷繁复杂，不一而足，如果任由各利益主体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与其他利益主体斗争，并试图沿着自己的偏好改变政府的方向，那么，整个社会将几乎没有共同的价值、目标或意识形态来寻求全国性的支持。而政党作为通过选举来实现控制政府政策的政治组织，必然要代表一定社会阶层的利益，总是要吸纳尽可能多的社会力量在自己的周围，它可以通过将各利益主体不同的利益聚合到一个更高的组织从而有助与消除与缓和利益主体间的冲突。

二是利益表达功能。政党是公民与政府之间信息传递的桥梁或中介。系统理论将其比喻为“输入”装置，它使得公民的需要与希望能够被政府听到。个体公民必须以政党的形式组织起来，如果没有政党，个体将是孤立的和不被政府重视的。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整体就是力量”、“组织就是权力”。通过在一个政党内工作或者为政党投票，公民可以影响政府的政治决定。至少，政党可以给人们一种他们并不是完全无权利的感觉，而这一信念可以维持政府的合法性，这是一个连独裁者都需要有政党的理由。

三是政治动员和社会化功能。一个政党，从自身的发展--争取尽可能多的民众支持--来说，它必须进行自我宣传，自我推销，使尽可能多的公众了解它，熟悉它的政治主张和纲领，使民众相信它的政治主张和纲领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如果说政党的选举和竞选是为了谋求支配或影响政治系统，从而支配或影响政治过程，那么，政治上的宣传鼓动就是通过直接的或者潜移默化的手法去教育群众，争取群众，把尽可能多的群众诱导到它的思想路线上来，从而支配或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的转变过程。所以，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政党在传播观念，推销自己的过程中，都会自觉或不自觉的促进政治社会化。

四是政治竞争功能。竞争是一切社会发展的动力。没有利益聚合的竞争，是无序的竞争；不同利益通过政党聚合同样是为了竞争----政党的作用在于把这种竞争提升到更高的层次，控制在秩序的范围内。资产阶级政党往往把政党称为选举组织，这不但是因为选举是政党的最重要的活动，而且还因为选举的结果不仅关系到政党能否执政或者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政治过程，关系到政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重点地位，关系到政党本身的存亡。

五是公共行政管理与干预功能。政党在一次选举中胜利的奖励是政府工作与权力，以便使政府政策转向他们认为应当采取的方式。在美国，白宫的主人可以任命3000多人到高级执行部门工作。西欧议会民主制中政党对政府的控制要比美国严厉地多，因为议会民主制同时给予政党对立法与执行机构的控制。然而，没有一个政治体制中，政党对政府的控制是完全的，因为既存的政府官僚机构有着相当巩固的权力。除了执政党，我们甚至可以认为民主体制下的反对党也在一定意义上有着政府管理功能。这是因为不仅它们有相当的机会在适时条件下成为执政党，因而必须有着稳定而负责的经济社会政策主张，而且往往正是在野的条件使它们容易发现现任政府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框架性的解决方法。

三、西方政党制度的类型。

当今世界，政党制度已成为各国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同国家，不同政治体系，政党制度千差万别。其中当代西方国家政党制度主要表现为两种类型：即两党制和多党制。

1、两党制是指在一国之中存在势均力敌的两个政党，通过控制议会多数席位或赢得总统选举的胜利而轮流执政的制度。在竞选中获胜的一党，行使国家权力，被称为“执政党”或“在朝党”；在选举中失败的党被称为“反对党”或“在野党”。实行两党制的国家，除对立的两大政党之外，还存在着一些较小的党派，如美国除民主、共和党外，还有共产党、社会党、社会劳工党、社会主义工人党；在英国，除保守党和工党两大政党外，还存在自由等若干别的政党，甚至还存在威尔士民族党、苏格兰民族党等地方性的政党，而这些较小的政党，在议会或总统选举中，均无法同两大主要政党相抗衡，在政治生活中也不能与之相提并论，甚至还经常受到两大政党的排挤和分化瓦解，因此，不能简单认为实行两党制的国家只有两个政党，也不能认为一个国家存在两个政党就是两党制。

政党制度的传统分析倾向于两党制的好处。首先，两党制被看作是一个较负责任的体制，选民可在两个可替换的政党中作出明确的选择；其次，两党制被看作一种公平的体制，它鼓励政府更换，防止任何一个政党或政党集团无限期地垄断行政权力；三是两党制被视为鼓励和平的、温和的政治活动的体制，因为两个竞争者都为赢得中间人士而竞争。

目前两党制在西方国家中，有三种不同的模式：第一种模式，是英国议会制度的两党制；第二种模式是美国三权分立的两党制；第三种是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英联邦国家，受英国两党制影响，又不同于英国两党制的政党制度。

2、多党制是指一个国家中三个以上政党并立，互相争夺政权的政党制度。多党制源于法国的大革命以后，1870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建立后，多党制在法国正式确立，以后，多党制陆续为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西欧、北欧国家所接受。目前，世界实行多党制的国家多于实行两党制或一党制的国家。

实行多党制的国家，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在某一国内存在着三个以上的政党，其中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多年长久的维持其绝对优势的地位，只是与其他政党形成联盟，来共同掌握国家政权，这以法国最为典型；另一种是在许多政党并存的情况下，有一党处于压倒优势地位，一直单独掌握政权，例如日本，从1955年11月自由党同合并为自由之后，到1993年8月，它一直单独执掌政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墨西哥、突尼斯、印度也是长期由一党执政。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突尼斯的社会主义宪政党、印度的国民大会党都是长期执政几十年。因此，有的学者称这种现象为“一党独大制”或“独大党制”。

政党制度范文篇2

当代中国政党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的核心组成部分，在世界各国政党制度中独树一帜，已经被历史和现实证明为政治发展、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提供了制度保障，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理论是具有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在新的历史时期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当代中国政党制度面临着良好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许多新的课题。从深层次上回答和解决这些问题，概括并总结出能涵盖当代中国现实状况的政党制度理论，构建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是一项重要的任务。

要总结概括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第一，要明确关于当代中国政党制度与世界各国政党制度的相互关系以及同中国近现代政党制度相互关系问题。世界上的事物都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没有离开个性的共性，也没有离开共性的个性，任何事物都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在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理论建设上，我们既不能离开中国政治现实来谈世界各国的政党制度，也不能脱离世界各国政党和政党制度的普遍性和规律性来谈中国的政党制度。因为人类的知识有两个特点：从纵向讲是知识的延续性；从横向讲是知识的借鉴性。人类社会知识的发展，纵向靠继承，横向靠借鉴。中国政党制度理论建设，首先要处理好继承和借鉴的关系。中国政党从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到现在有100年的历史，总结这一百年来中国政党和政党制度的发展脉络和各政党之所以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从学理上说明所以形成这样的政党制度。在继承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和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对自己成功的经验要有深刻的总结，中国的其他政党成败之鉴其实也是一份丰富的历史遗产，也有一个继承的问题。比如在派的历史上，有派领导人在亲眼看到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局部执政的蒸蒸日上和朝气蓬勃，对于共产党在夺取全国政权后如何避免周期律的问题的提醒；也有民盟等派领导人在抗战胜利后对于十足道地的中国式的民主发展道路的设计。同时应该研究借鉴世界各国政党发展的普遍规律和它们的利弊得失中某些关键的成分。没有比较，关起门来，只谈自己如何好如何优越是自说自话，无视中国的历史和具体国情，以西方政党制度评判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研究也绝不可取。只能在比较研究中、在继承和借鉴的基础上充实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理论。

第二，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运作机制上要加强关于协商式民主和多党合作方式和程序的研究。民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的普遍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派、无党派人士长期为之努力奋斗的目标。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理论研究，应该以如何更好地发扬民主、促进和谐社会的建立为目标。在政治学上对于民主形式的研究，无怪乎两种形式，多数民主和协商式民主。在当代中国政治制度架构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组织机构，它是多党合作的重要场所和载体，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协商式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特征之一。2006年3月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从政党制度和民主理论的高度去认识人民政协，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因此要从制度安排上充分肯定政治协商会议在我国政治制度中的定位，从实践中认真研究政协的构成、政协委员条件和产生程序。在多党合作和相互协商的关系中，中共处于主导和主动的地位，所以也要研究执政党如何利用协商式民主执政兴国，要让全社会的人们了解中国共产党和各派高层领导人之间、在国家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上是如何协商的，人们才能理解多党合作制度的作用和意义，才能激发人们政治参与的热情。有新闻媒体关于高层协商的报道，只报道中共领导人讲什么而不报道派和无党派人士讲什么，这不利于民主精神的培养，也不利于政党的政治教化功能的发挥。

第三，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发展要适应社会的发展。改革开放20多年后，我国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阶层变化和多样化，必然要求政党制度在制度安排上有所调整，要保障社会各阶层各方面都有利益表达的渠道和政治参与的平台，所以在政党制度研究问题上也要坚持“三个代表”理论和科学发展观，对政治资源如何配置，派的社会基础和联系界别的功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论述，参政党概念的内涵，党际之间的相互监督特别是如何从制度上保障派的民主监督，这些问题都摆在了我们的前面，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建设中要进一步研究的。

政党制度范文篇3

内容提要：本文从分析当今世界不同的政党制度入手，联系我国政党制度的社会政治基础和发展历史，诠释其存在、发展的法律依据，从而阐明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进程中所做的努力。

我国现行宪法所规定的政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党制度，其内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在依法治国的前提下，认真研究和理解我国政党制度，对于维护宪法的权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关于政党制度的基本概况

政党制度是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通过其政党有组织地单独或联合掌握国家政权，以对社会实行统治的一种政治制度，其实质是一个国家的政党干预国家政权所采取的方式，即居于垄断地位的政党掌握国家政权的方式。政党制度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而且在哪些国家属于哪种类型的政党制度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不少争论，传统的三分法以主要政党或居于垄断地位的政党的数目和掌权方式为根据，把各国的政党制度分为多党制、两党制和一党制。在这一分类下，西方学者还以政治结构为标准，将多党制国家的政党制度分为北欧型、南欧型和日本型等。政党制度还有比较通行的分类，如：以政治性质和阶级实质为标准，分为资产阶级政党制度和无产阶级政党制度；以政党之间是否存在竞争为标准，分为竞争性政党制度和非竞争性政党制度等。此外，总有学者对政党制度的分类提出质疑和挑战，先后提出许多新的“创造性”的分类法，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新的政党制度理论不断出现，例如:以"无竞争性"和"竞争性"为根据的分类法，以"执政方式"和政党“内在特性”为根据的分类法，以物理学的磁场原理研究政党制度和以"政治结构"为根据的政党制度分类法等。

上述政党制度的分类绝大多数是西方学者的观点，这些分类法已经超越了政治学上的方法论问题，却表现出各自政治方面的褒贬倾向。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其政党制度的实质根本上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社会主义国家是脱胎于旧的国家政权而建立起来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政权，其政党制度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同时又以共同承认共产党为国家的主要领导力量为前提和活动准则，建立了党与党之间的新型合作关系。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一党制，主要以前苏联为代表，受其影响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了这种政党制度，如巨变前的一些东欧国家；二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以中国为代表，这是中国共产党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的一种新型的政党制度。

二、我国政党制度产生和发展的基本情况

我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它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在中国共产党与各派长期合作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㈠我国政党制度的产生既有科学理论为指导又有别国实践的借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她为了达到革命目的就必然同其他政党联合，“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的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议”。如“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君主专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动性”。前苏联十月革命后曾经有过多党合作的历史，但由于左派社会党人与俄共（布）在外交政策等一些问题上的分歧及其采用发动叛乱的极端行为，破坏了多党合作的可能。客观因素促成了前苏联的一党制。我国的政党制度是在全新的社会形态基础上，吸取了别国的历史经验进行了创造性发展。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提出并坚持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

㈡我国的政党制度具有坚实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基础。目前，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八个派主要是在抗日战争和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他们最初在政治上主要反映和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利益，为着共同的要求而寻求与共产党的合作。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必须尽可能地争取、联合其它可能联合的阶级和政党，建立广泛统一战线的原理，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与各派建立了合作关系，并在共同斗争中不断发展了这种关系。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的伟大实践中，确立了在全国人民中的核心领导地位。各派由于自身和环境的原因不可能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所以只有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才能达到自己的要求和目标。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派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合作和共同奋斗的历史，奠定了全国革命胜利以后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基础。

㈢我国的政党制度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得到完善和加强。1949年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标志着我国多党合作制度正式走向制度化。1956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我国多党合作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正确分析了派阶级基础的变化，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选择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政党制度，使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得到进一步确立。1957年下半年以后至期间，我国的政党制度受到了极为严重的破坏，各派经受了严峻考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八字方针得到进一步充实完善，极大地调动了各派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党的十二大报告正式提出要继续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党的十三大报告肯定了多党合作的十六字方针，同时提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确认了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是既突出共产党的领导，又拥有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为主要内容的一项国家长久的基本政治制度。

㈣我国的政党制度体现了宪法的基本精神。1989年12月，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界定了我国多党合作的性质，即“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执政党。各派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中共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是参政党”。宣示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统一战线政策。党的十四大把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根据派的提议，1993年八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四条增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内容。从此，我国的政党制度由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思想被确认为国家意志。党的十五大、十六大都把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列入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内容之一。在宪法基本精神和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方针、政策指引下，我国的政党制度建设事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三、坚持我国政党制度就是维护宪法权威

政党自产生以后就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各国宪法对政党一般不作规定，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的西方国家出于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便明确要求把政党法律化，以便把政党的活动纳入资产阶级法治轨道。如美国《1954年共产党管制法》规定，共产党不受法律保护。剥夺了美国共产党作为政党享有的各种权利，成为美国政府在上世纪50年代对本国共产党进行严厉镇压的依据。从世界范围看，宪法中明确规定政党问题的还是少数，多数国家是以宪法惯例的形式对政党的组织与活动予以确认。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立初期，宪法中同样未规定共产党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但也不是通过宪法惯例实现的，而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理论宣传和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宪法解释获得公认的。经过发展变化，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中，一是明确规定无产阶级政党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二是明示或暗示其他民主政党的合法地位以及与无产阶级政党的合作关系。

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是诸法之首，在百法之上，是所有社会成员的最高行为准则。同时，宪法也是宪政的根本依据，但制定了宪法不一定拥有宪政。宪政的核心是民主政治，由宪法转化为民主宪政需要一个过程，只有宪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得到提高的同时民主宪政才逐渐形成。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政党制度与民主宪政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为了使人民对于政府所作的决定有发言权，并保护普通人民反对专横的政府，人们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从而产生了民主的政党制度。”（[美]哈罗德?F、戈斯内尔等著：《美国政党和选举》，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2页）由此看来，民主宪政的发展必然带来政党制度的产生。反过来，政党制度不是消极地受制于民主宪政的发展，而是对民主宪政的发展有着积极地推动作用。十六大党章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概念，政治文明包含了民主宪政的内容。既然民主宪政是伴随着宪法而产生和发展，那么维护宪法的权威性就是在维护民主宪政，也就是倡导政治文明。我国现行宪法自1982年公布后，党中央根据实践的发展和时代的要求，三次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三次修改使宪法更加符合改革开放、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时代特征，实现了宪法的“与时俱进”。

1999年我国宪法修正案为第五条增加的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第五款又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就是以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上升为一项基本的法律原则。因此，党的十五大依据宪法精神在党章总纲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必须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工作”。党的十六大党章又在总纲中增写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内容。这说明，尽管中国共产党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却毅然把自己的行动纲领自觉地纳入宪法和法律规范的轨道，这与她丝毫没有自己的一党私利而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张是根本一致的。中国共产党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发，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自觉维护宪法和法律在管理国家事务中至高无上的权威。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中国各政党中处于领导地位，各派能够自愿接受其政治领导，主要是靠正确的政治主张和自身的模范行动，以及对参政党的平等相待而实现的。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各派所致力于的奋斗目标都是共同的，在治理国家政权中无论执政党还是参政党，相互之间能够实行政治协商、互相监督，而正因为共产党是执政党才首先是接受派监督的对象。在遵守宪法和法律方面，中国共产党与各派都享有规定的权利和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地位平等，都应当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护宪法实施的职责。

总之，我国的政党制度是建立在宪法基本精神之上，深深植根于中华大地而盛开的一朵奇葩。它是一种全新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既有利于发扬民主，充分调动我国各派、各阶层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又有利于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避免西方的政党制度带来的弊端，从而实现广泛民主和集中领导的统一，充满活力和富有效率的统一。

参考文献：

我国1982年宪法。

王广辉：《比较宪法学》，武汉水利电力出版社1998年版。

罗豪才、吴撷英：《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和政治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重排本。

李步云主编：《宪法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周中叶主编：《宪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论十大关系》。

政党制度范文篇4

当代中国政党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的核心组成部分，在世界各国政党制度中独树一帜，已经被历史和现实证明为政治发展、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提供了制度保障，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理论是具有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在新的历史时期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当代中国政党制度面临着良好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许多新的课题。从深层次上回答和解决这些问题，概括并总结出能涵盖当代中国现实状况的政党制度理论，构建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是一项重要的任务。

要总结概括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第一，要明确关于当代中国政党制度与世界各国政党制度的相互关系以及同中国近现代政党制度相互关系问题。世界上的事物都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没有离开个性的共性，也没有离开共性的个性，任何事物都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在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理论建设上，我们既不能离开中国政治现实来谈世界各国的政党制度，也不能脱离世界各国政党和政党制度的普遍性和规律性来谈中国的政党制度。因为人类的知识有两个特点：从纵向讲是知识的延续性；从横向讲是知识的借鉴性。人类社会知识的发展，纵向靠继承，横向靠借鉴。中国政党制度理论建设，首先要处理好继承和借鉴的关系。中国政党从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到现在有100年的历史，总结这一百年来中国政党和政党制度的发展脉络和各政党之所以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从学理上说明所以形成这样的政党制度。在继承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和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对自己成功的经验要有深刻的总结，中国的其他政党成败之鉴其实也是一份丰富的历史遗产，也有一个继承的问题。比如在派的历史上，有派领导人在亲眼看到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局部执政的蒸蒸日上和朝气蓬勃，对于共产党在夺取全国政权后如何避免周期律的问题的提醒；也有民盟等派领导人在抗战胜利后对于十足道地的中国式的民主发展道路的设计。同时应该研究借鉴世界各国政党发展的普遍规律和它们的利弊得失中某些关键的成分。没有比较，关起门来，只谈自己如何好如何优越是自说自话，无视中国的历史和具体国情，以西方政党制度评判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研究也绝不可取。只能在比较研究中、在继承和借鉴的基础上充实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理论。

第二，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运作机制上要加强关于协商式民主和多党合作方式和程序的研究。民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的普遍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派、无党派人士长期为之努力奋斗的目标。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理论研究，应该以如何更好地发扬民主、促进和谐社会的建立为目标。在政治学上对于民主形式的研究，无怪乎两种形式，多数民主和协商式民主。在当代中国政治制度架构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组织机构，它是多党合作的重要场所和载体，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协商式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特征之一。2006年3月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从政党制度和民主理论的高度去认识人民政协，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因此要从制度安排上充分肯定政治协商会议在我国政治制度中的定位，从实践中认真研究政协的构成、政协委员条件和产生程序。在多党合作和相互协商的关系中，中共处于主导和主动的地位，所以也要研究执政党如何利用协商式民主执政兴国，要让全社会的人们了解中国共产党和各派高层领导人之间、在国家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上是如何协商的，人们才能理解多党合作制度的作用和意义，才能激发人们政治参与的热情。有新闻媒体关于高层协商的报道，只报道中共领导人讲什么而不报道派和无党派人士讲什么，这不利于民主精神的培养，也不利于政党的政治教化功能的发挥。

第三，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发展要适应社会的发展。改革开放20多年后，我国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阶层变化和多样化，必然要求政党制度在制度安排上有所调整，要保障社会各阶层各方面都有利益表达的渠道和政治参与的平台，所以在政党制度研究问题上也要坚持“三个代表”理论和科学发展观，对政治资源如何配置，派的社会基础和联系界别的功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论述，参政党概念的内涵，党际之间的相互监督特别是如何从制度上保障派的民主监督，这些问题都摆在了我们的前面，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建设中要进一步研究的。

政党制度范文篇5

[关键词]政党制度运行多党合作环境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理论和实践都充分证明，它是同我国国体相适应的政党制度，是我国政党现代化的必然结果，也是当代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的伟大创新。但是,要切实贯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优越性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具有艰巨性、长期性、复杂性和探索性的特点，要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不断创建和优化中国特色政党制度运行的社会环境。

一、完善的市场机制

1、市场经济是现代政党政治中多党共存的前提

从西方民主政治发展的历程来看，一般遵循这样的规律：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的壮大—→市民社会的形成—→民主政治的产生。而在这个过程中，市场机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正是市场机制的展开才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日益走向成熟，使整个社会要求“自由、民主、平等”等原则，强调“天赋人权”的理念，进而使私有制条件下的自由竞争成为资本主义制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根基。“这个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则，同时也是政治活动的基本原则，当社会阶级和集团之间的政治竞争发展成为有组织的竞争时，政党便应运而生”[1]P.19.。所以可以认为，市场机制是资本主义多党共存的前提。

但是，如果没有市场经济和市场机制，没有自由竞争，在政治领域就很难有多党共存，前苏联和法西斯国家均是如此。而我国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几乎不起什么作用，执政党包揽了国家和社会的一切工作，享有资源的绝对处分权，使党、国家和社会全面一体化，社会利益在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下，不仅没有产生分化，反而越来越集中。在这种环境下，尽管我们的政党体制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但各派根本没有存在和发展的土壤，更没有发挥作用的必要，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参政的合法性。所以，客观地讲，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结束和执政党左倾路线的冲击，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已名存实亡。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派长期合作共事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出现了“四个多样化”，致使“我国的社会阶级结构、阶层结构也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最明显的就是从传统的工人、农民、干部这种比较单一的阶级结构转向了多元化的阶级结构和阶层结构。其中，私人企业主、科技创新人员、科研人员、私人企业和三资企业的管理人员以及新兴信息产业的从业人员大量增加，这种趋势是与国际发展的潮流一致的，也是人类现代化进程当中难以避免的一种普遍化的现象。”[2]这些不同的阶级阶层，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必然需要通过政党来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居于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利益，目标是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各派代表他们各自所联系的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的利益，目的是实现社会利益的多样化，并通过政党的整合功能，使各种利益通过博弈协调一致,最终实现国家和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这样不仅对执政党来说巩固了阶级基础、扩大了群众基础，而且对派来说也获得了发展的空间、奠定了合法性基础。这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两点论和重点论统一的原则。所以我们可以说，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完善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派长期合作共事的物质基础。

二、完备的制度体系

政党是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政党制度的高效运行需要科学完备的民主制度体系作保障。

首先，是领导体制和监督体制的改革和完善。中国共产党和各派是宪法和法律框架下活动的友党，政治地位是平等的。历史地看，派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走在中华民族和人民群众的前列，走在历史发展潮流的前列，归根结底是源于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合法性，而不是强制力,这正是我国政党制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根基。所以中共对派的领导只能是建立在提高自身公信力基础之上的政治领导，而不是组织领导。决不能干涉参政党的具体工作和合法活动。同时，中共自觉接受派的监督，是因为派具有代表性和进步性，可以帮助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完成执政使命。所以派对中共的监督只能是以提出意见、批评、建议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政治监督，而不是权力监督。更不能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因此，改革和完善中共对派的领导体制，要强调对参政党发挥职能的服务作用；改革和完善派对中共的监督体制要强调对执政党提高能力的促进作用。

其次，是选举制度和代议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代议制度和选举制度构成了政党制度运行最为直接的政治环境。为此，西方的政治家和政治学家做了大量有益的探索。但是中国共产党和派不是竞争型政党，这和西方有本质的不同，可他们合作与协商的平台仍然首选代议机关，即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同时人民政协也是一个重要机关。首先应该强化党团组织在人大和政协中的活动，提高参政党的独立工作能力，并要在人大和政协组成人员的产生方式上有所创新，人民代表大会要进一步扩大界别的比重，使区域性选举和界别选举并重，体现派本身的政治影响力；人民政协要大胆尝试竞选制度，使各级各界的知名人士和进步人士能够在公平公正的机制下参与国家事务的协商，提高其参政的合法性。

再次，是协商民主制度的改革和完善。理论上讲，协商民主“是一种治理形式，其中参与协商的公民是平等的、自由的，他们提出各种相关理由，说服他人或者转换自身的偏好，最终达到共识，从而在审视各种相关理由的基础上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3].P3。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了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后，已经是一个拥有6800万党员，长期执政达56年之久的大党，在全国占有绝对多数的政治资源。而今天的派总数还不及百万，并且分布在不同的阶层和界别，在群众中的感召力，凝聚力和影响力相对很小，所以中国共产党和派的合作，从机制上讲只能依靠协商民主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要探索和创新协商民主在多党合作中的形式、内容和功能，尤其要探索协商民主程序的法制化问题，使参政党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作用切实得到发挥。

第四、是政党建设一体化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在我国由于执政党和参政党二者之间的政治合法性来源是一致的，政治意图是兼容的，政治活动能力的提高是相辅相承的，这就决定了执政党的建设和参政党的建设在制度安排上要实现一体化。中共作为领导核心，在思想建设上既要重视自身的理论创新也要关注派的理论发展，改变派理论建设相对滞后的局面；在组织建设上既要加强执政党的干部队伍建设，也要抓紧参政党中骨干分子的培养，巩固派通过协商向政府推荐领导干部的人才基础，不断提高派参政议政的能力；在作风建设上共同树立求真务实的精神，拓宽派与广大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渠道，使中共和派的合作更加适应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迸发出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勃勃生机，体现无与伦比的优越性。

三、先进的政治文化

政治学家西德尼·维巴认为政治文化，是指“由得自经验的信念、表意符号和价值观组成的体系，这个体系规定了政治行为所由发生的主观环境。”[4]p.97.。我国政党制度正常高效的运行必须建设先进的政治文化，摒弃封建社会和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所形成的不和时宜政治思想。

一是政党的工具观。从现代意义上讲，政党是民众和国家权力之间沟通的桥梁，民众就是通过政党来控制和影响政府行为的。在这里，政党实际上是民众政治参与的工具,人们对政党的认同是建立在政党的政治合法性基础之上，可以通过支持率反映对政党的选择，也可以通过制度对政党的权力进行操纵和控制。而我国的政党最早都产生于体制外，政党的使命一开始就定位在拯救国家和民族，解放人民群众的历史方位，“依党治国”的观念根深蒂固，缺少政党的工具性理念，再加上中国传统“臣民文化”的影响，自然而然地就产生了政党高尚化和政党神圣化的价值取向，民众没有对政党行为进行监督和规范的意识。所以，为了与现代化进程相适应，切实发挥我国政党政治的优势，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现代政治文化的建设，倡导社会主义的“公民文化”，树立政党的工具观，使人民群众清楚地认识到，共产党执政和派参政都是为了组织、支持和帮助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行使民主权力。

二是参政党理论。在西方社会，政党政治的成熟和完善是以反对党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为前提的。在政党政治发展初期，反对党甚至被认为是反动的，危害国家安全的，和大逆不道的。人们对反对党态度的改变是缘于人们对执政党权力异化的警惕，并通过理论上对反对党存在的必要性、合理性和正当性的分析和诠释，才使反对党获得了合法地位，并由此奠定了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础，成为了西方政治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

我国现阶段政党政治理论建设主要侧重于执政党理论的发展和创新，而参政党理论建设却非常滞后，人民群众对参政党在当今中国政治生活中存在的现实性和必然性的认识还十分有限，甚至对派本身也存在诸多的误解，这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政治文化的现代化。中共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如何建设党”等问题，对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基础，完成执政使命做了大量的理论探索。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派也应该积极加强理论建设，并与执政党理论相匹配，使派博得人民群众在心理上和价值上的认同，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运行营造良好的政治文化氛围。

三是宽容的政治意识。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使社会矛盾在所难免。矛盾和冲突不能靠满足一部分人的利益而压制另一部分的利益来解决，否则将导致矛盾的激化，而应该相互承认彼此自由自主的权利。这就需要人们对他人的利益、行为、观点持容忍态度，树立宽容的政治意识。这种宽容的政治意识对政党之间合作共事意义十分深远。

四、和谐的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政党政治现代化的基本前提。简单地说，构成政党政治有三要素：公民社会、政党和国家。我国由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时间短，机制还不完善，致使公民社会发育不良，出现了“强国家，弱社会”的态势，这不利于我国政党政治的现代化进程，同时也决定了我国政治建设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应着力于公民社会的建设。我国政党制度的有效运行与和谐的公民社会是相辅相承，互为条件的。

首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完善和发展要以和谐的公民社会为基础。尽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和派在指导思想、阶级基础和奋斗目标上有高度的兼容性，存在着坚实的合作基础，但我国政党制度的运行在客观上还必须有一个和谐的公民社会。因为政党毕竟是社会不同阶级、阶层和集团的利益代表，如果没有和谐的公民社会为基础，比如政局不稳，各个利益主体之间冲突和矛盾不断激化，甚至发展成为阶级斗争，那么，作为他们利益代表的各政党，势必失去合作与协商的基本前提。所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社会利益发生了分野，公民政治参与的要求越来越高的情况下，我国合作型的政党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必须以和谐的公民社会为大环境。

其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是构建和谐公民社会的重要保证。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是，“政党已经建立，国家也已形成，公民社会却是弱小的，甚至是缺位的。公民社会的弱小使得公民的政治、经济利益诉求处于弱势，助长了政党越俎代庖的行为，以党代政，党包揽一切，政党国家化、行政化，权力失去监督，执政党政府不负责任的现象普遍发生”[1]P.103.。但是政党政治在受公民社会制约的同时，并非是完全被动的。政党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在化解社会矛盾、协调社会关系和缓解利益冲突方面往往起着重要的主导作用。在我国引导、培育和建设公民社会是政党的历史使命，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就及时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命题，并作为加强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历史将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参政党的合作下，努力激发公民政治参与的热情，支持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疏通公民利益表达的渠道，整合全社会各方面的利益，才能形成公平、公正的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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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景治.世界政党的发展和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建设.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4,(1)

[3].陈家刚.协商民主.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7.

[4].迈克尔·罗斯金.政治学.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7.

政党制度范文篇6

在欢欣鼓舞的同时，一些同志也流露出一些担心，即担心执政党的一些干部包括一些地方和单位的领导干部对《意见》的学习不够重视，贯彻落实缺乏热情，担心《意见》的学习贯彻在一些单位形成派的“一头热”，或在一些地方形成仅在中共统战部门和派等统战圈内的“自拉自唱”，形不成执政党各部门贯彻《意见》的“合力”及全社会的“大合唱”。这种担心，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我国政党制度的特点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多党合作事业的与时俱进，我国政党制度的完善发展，《意见》的贯彻落实，要靠中共与各派及无党派人士的共同努力。而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中，起着领导和主导作用。如果中共的党员干部，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对《意见》缺乏深刻理解，甚至存在种种认识误区，必然会影响《意见》贯彻落实的力度。

14号文件颁布以来，多党合作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但是，不必讳言，也存在工作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首先是中央、地方和基层工作发展的不平衡，主要表现为“上热、中温、下凉”。中央对政党制度建设高度重视，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共中央召开和委托有关部门召开的民主协商会、座谈会、情况通报会超过180次，仅2004年高层协商就有8次，其中，同志亲自主持参加的就有7次。效果很好，派和无党派人士都很满意，也深感参政党责任的重大和提高参政能力的紧迫性。省一级做得也比较好。但越往下，虽然有些地方和单位做得不错，但总体上看，重视的程度是层层递减。其次是地区工作的不平衡，各地的工作状况往往受当地党政领导干部对多党合作重视程度的影响，工作状况因领导人的变化而变化，或因领导人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还带有相当的“人治”色彩。再次，是工作内容进展上的不平衡。如，有些地方，参政议政工作开展较好，而民主监督工作相对薄弱。这种不平衡状况的产生有多种原因，其中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我国多党合作的制度化水平还不够高，在实际操作中随意性较大。二是执政党干部队伍新老交替较快，一些干部对我国政党制度建设和统一战线工作不大了解，不大重视，不大会做，甚至存在种种认识误区。针对上述情况，这次中央制定的《意见》，突出了制度建设的主题，着力推进我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但是，制度要靠人来执行，对我国政党制度建设认识深浅不同的人，贯彻落实《意见》的主动性、创造性和工作力度肯定不同。因此，贯彻落实《意见》，除需要对文件精神在全社会进行广泛宣传外，尤其要抓好执政党党员干部的学习，使党员干部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文件精神上来，走出种种认识误区，提高自觉加强政党制度建设能力。

一是克服“作用下降论”

一些党员干部认为民主革命时期，共产党需要凝聚力量，争取人心，统一战线确实是个法宝；建国初期，共产党内缺少治国理政的经验和知识，派人才荟萃，多党合作确实重要；现在，我们是执政半个多世纪、拥有6800多万党员的大党老党，共产党内人才济济，多党合作的作用下降了，统一战线也不那么重要了。这是一种认识误区。实践证明，统一战线不仅是夺取革命胜利的法宝，而且也是执政兴国的法宝，作为统一战线重要载体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其作用不仅不会随着共产党执政时间的推移而削弱，而且它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会越来越重要。

二是克服“与己无关论”

有些党员干部包括一些地方和单位的党委成员，认为学习贯彻《意见》是统战部门的事，是派的事，与己无关。这也是一个认识误区。坚持完善我国政党制度，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意见》的制定颁布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落实《意见》，也绝不只是中共各级统战部门和各派的事，需要执政党、参政党及无党派人士的共同努力，特别是需要执政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的努力。首先各级党委要带头学习《意见》，担负起组织领导贯彻实施《意见》的责任。《意见》专门规定了“党委要把多党合作和派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定期研究多党合作方针政策贯彻落实情况和派工作中的问题；要把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理论政策教育作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的重要学习内容，并纳入各级党校、行政学院的教学计划”。要求党委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同志要带头做派工作，党委宣传部门和主要新闻媒体，要把宣传我国政党制度列入年度计划，加大宣传力度，组织部门要研究党外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并规定了有派的基层单位的中共党组织加强派工作的任务。总之，首先执政党党内要形成党委领导，各部门相互配合，积极主动、创造性贯彻落实《意见》的合力，党员人人关心我国政党制度建设，自觉提高多党合作能力，才能使《意见》精神落到实处。

三是克服“恩赐论”

有些党员把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特别是对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参政议政及照顾同盟者的利益，看作一种恩赐，与非中共干部相处，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架势，对派内部事务指手画脚，甚至包办代替，这是非常错误的，是早就批判过的一种狭隘的宗派主义倾向，而且带有官本位的封建朽味。如前所述，坚持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内在需要，是共产党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国家政权，是加强我国政权建设的客观需要，绝非什么“恩赐”。《意见》特别指出非中共干部“是国家干部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共产党员与非中共人士，“要坚持平等相待、民主协商、真诚合作，不断巩固中国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联盟”，“要保证党外干部对其分管的工作享有行政管理的指挥权、处理问题的决定权和人事任免的建议权”，还要保证他们的“知情权”。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改善党的执政方式高度，提出“中国共产党对派的领导是政治领导，要靠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和思想政治工作、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团结派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共同奋斗”。“要善于通过广泛的协商和讨论，使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成为各派的共识”。强调要支持派独立自主地处理内部事务，强调要照顾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政治利益和物质利益，做到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大力支持、生活上关心照顾。党委负责人要同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交知心朋友。执政50多年来，派的成员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他们中的很多人，是统一战线成员，又是统战工作者，还担负着凝聚本党成员和所联系群众，共同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的工作。共产党人确实要认真落实上述《意见》要求，与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进行亲密友党的真诚合作。

四是克服“自找麻烦论”

有的党员把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特别是派对共产党的政治监督，看成是自找麻烦。民主监督绝不是多此一举，更不是自找麻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也绝不是摆设或权宜之计。这种政治监督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需要，是执政党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治政的需要。这是按规律办事，政治学的重要公理就是权力必须受到制约和监督。这是防止公共权力异化变质，使执政党跳出历代统治者掌权后，因腐化堕落而导致人亡政息周期律的需要。《意见》在共产党要自觉接受监督方面做出了一系列制度化规定，我们要认真落实这些规定。要为派进行政治监督提供条件，为他们提意见、批评和建议创造良好环境和提供制度保证。现在有些人不大敢讲诤言，不愿发表不同意见，这与我们执政党有些领导干部不愿意听真话，害怕听反对意见有关。、都讲过“唱对台戏”的问题，这种“对台戏”是社会主义的补台戏，不是拆台戏。能听到各种不同意见，我们作决策才会更正确，考虑问题才会更周全。讲，不仅要认真听，而且要主动寻找和创造条件恳请人家发表不同意见。记者问三峡工程总指挥，“谁对三峡工程的贡献最大？”老总回答“反对派的贡献最大”，就是这个道理。

五是克服“高枕无忧论”

政党制度范文篇7

一、中国传统政治文明在近代的转型孕育了中国近代政党的诞生

中国传统政治文明是华夏先民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改造社会所获得的政治成果的总和，是适应于传统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一种文明形态。中华民族是一个原生的农业民族，早熟的农业文明刺激形成了血缘宗法制度和家庭小农经济，两者结合起来作为深层背景，与由治水所强化的中央集权共同作用，展示出东方社会所特有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图景，构筑了传统政治文明的基础。这种文明形态分别借重天命理念与民本理念来解决政治合法性与被统治者的价值问题，并用皇权(王权)秩序与华夷秩序分别调整社会内部关系与外交关系，社会结构呈现严格的等级秩序特征。

在传统政治文明的基础、理念和秩序的共同作用下，中国传统政治文明具有浓厚的反政党特征。首先，它赖以建立的早熟的农业文明基础，决定了农业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决定性地位。而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上的微弱联系，重农抑商又阻碍了资本大规模的积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客观上削弱了中国反封建的民主思想和力量，不利于政党意识与组织的产生。其次，天命理念和民本理念为王权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两者连通起来共同作用，促进了王权专制思想的发展并强化了政治伦理化的倾向。在孔孟之道的吸引下，士人青睐“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基本杜绝了通过组建政党提出政治要求的可能性。再次，严格的等级秩序通过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把本质上是一种以皇帝本人为终点的垂直性效忠体制的皇权秩序具体化，使任何非血缘性的社团尤其是政治性组织都被视为潜在威胁，历代统治者因此都不遗余力地禁止结党。而华夷秩序又把社会封闭起来，阻断了发展和变革的外部动力。这种局面使社会个体普遍按照“修齐治平”的公式进行自我修养，结果同等地成为王权统治的工具，因而难以形成独立的思想人格和阶级意识，更不用说建立近代政党了。

但是，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中国传统政治文明在近代受到来自三个方面的冲击使之发生了转型。一是强调儒家政治取向的经世思潮得到发展，启动了思想解放的风气，不仅为中国文化的近代化提供了思想准备，而且提升了士人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影响；二是现代化历程的被动开启严重挑战了传统秩序，一系列反侵略战争的失败直接动摇了华夷秩序，引发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变化的不平等条约体系冲击了传统等级秩序，租界中形成的“国中之国”以及地方在兴办团练过程中形成的势力抬升，更是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央集权和皇权秩序；三是以契约论和民主理念作为合法性理念和政治价值理念并与天命理念和民本理念基本对立或格格不入的西方政治文明的引入和传播，促发了大批知识精英对政治的思考和对民主价值的追求，为传统政治文明的发展注入了动力。

由于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民族危机的加重和中央政治权威的衰落，中国社会和传统政治文明转型加快了步伐，从而为政党的产生与合法化准备了阶级条件和活动空间。例如孙中山先生1894年创立的兴中会就有着开拓性的意义。兴中会虽有较浓的会党色彩，但它不以改朝换代为目的，可视为近代中国第一个具有政党性质的组织。康有为创立的强学会，把政治与学术相结合，虽然有明显的改良主义特征，但它毕竟反映了改良派参与政治的愿望，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具备近代意义的政治团体。而作为维新人士的政治联盟和近代中国第一个全国性政治团体的保国会，有比较明确的政治主张和严格的章程规约，有领导骨干和组织形式，更是具备了政党的雏形。强学会与保国会对政党和政党政治的宣传与介绍，起到了为政党正名的作用，为突破中国传统的“君子不党”的观念奠定了基础。

20世纪初知识分子的迅速发展，为政党的建立扩展了群众基础和领导骨干。1905年成立的中国同盟会，提出了较为完整的革命纲领，标志着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已经建立起统一的政党。改良派和立宪派也加快建党步伐，积极谋求政党地位的合法化。流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也积极筹划建立正式的政党组织。1906年9月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促进了国内外立宪分子的建党活动，先后建立了帝国宪政会、政闻社、预备立宪公会等，并组织发动了数次请愿运动，要求开放党禁、速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然而1911年4月首届责任内阁成立，立宪派大为失望，遂成立宪友会与钦选议员在资政院中展开斗争。随后，清政府颁发了所谓《实行宪政谕》和《准革命党人按照法律改组政党谕》，从而取消了对政党的限制。虽然政党的合法化过于迟缓，但毕竟突破了传统政治文明对政党的敌视，树立起一种全新的观念，推动了政党的发展，对中国的政治发展和政党制度的选择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二、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是中国政治文明转型过程中的历史选择

中华民国时期上承传统封建君主专制，下启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政党组建、分化剧烈，活动异常频繁的时期，实践过多种政党制度形态。大致来说，其间出现过五次高潮：一是民国初创时期，受党禁放开、同盟会分化、共和政体确立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政党群起，曾出现过三百多个政党或政团；二是新文化运动和十月革命的胜利，促成了一些党派的建立，中国共产党就是此时建立的，国民党也是在此阶段由中华革命党改组而成的；三是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前途都感到悲观而建立起若干第三势力政治组织；四是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刺激，进步人士组建了一些党派，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就是其中之一；五是抗战胜利前后，新建了一些党派，现有的八大派中的多数就是在此阶段建立的。可以说，中国自突破传统政治文明对政党的限制以来，就基本上处于多党状态。

中华民国确立共和政体，初年出现了政党林立的局面，当时党人一致认为政治竞争的理想模式是两党竞争，并开展了组建两大政党的活动，但未能如愿，最后有多党参加了国会竞选。在袁世凯处心积虑的破坏下，政党竞争发生畸化，给袁可乘之机，遂使竞争性政党制度告以失败。在抗战期间及胜利后的一段时间，一些中间党派积极推行中间路线，试图实现竞争性政党政治，最后亦以破产而告终，中间党派自身也发生分化。这说明竞争性的多党政党制度在中国缺乏合适的土壤，不适合中国国情。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决心重新建立一个革命的党来重建民国。他倾向于用一党制的新思路代替多党竞争，但并不排斥进步党派。后来他接受了苏俄和中共的帮助，改组了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使中国革命取得了巨大进展。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等以实行“训政”为名，强化，确立起国民党统治。“七·七”事变后，国民党虽然被迫在党禁方面有所松动，设立了国民参政会，推行所谓战时体制，但这些变化实际上包含着国民党“以党渗政”、为实行宪政后继续维持事实上的一党制作准备。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的反动面目迅速暴露，其法西斯统治，遭到中国共产党和绝大多数中间党派坚决反对，最终丧失了在大陆的政权。这表明排斥其它党派的一党制，在中国也缺乏合适的土壤，同样不适合中国国情。

与上述情况完全不同，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与国民党开展第二次合作，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中普遍建立起“三三制”政权，与其他党派开展合作，创造出以共产党为核心的多党合作制的雏形。在随之而来的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派紧密合作，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发挥了直接的作用。这说明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模式具有深刻的历史合理性，适合中国的国情。

在近代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政党承担了艰巨的任务，建立民族国家政权的过程与革命的过程同社会淘汰性选择政党和政党制度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合而为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经过革命的洗礼而形成，它显示出不同于别国政党制度的自身特色，这表现为：第一，从结构上看，中国共产党和各派都是体制内政党，中国共产党执政，各派参政，没有在朝和在野之分；第二，从功能上看，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她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第三，从理念上看，中国政党的意识形态不是多元的，各党派都以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反对意识形态多元化；第四，从党际关系看，执政党和参政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目标是相同的，彼此是友党，是相互学习、互相支持、互相监督、共同发展的关系而不是竞争关系。这种崭新的政党制度，完全摆脱了传统政治文明对政党的桎梏，同时体现了中国的大一统的色彩，满足超大社会对一个强有力的核心的需求，又能顺应历史发展潮流，扩大参政议政的范围，促进政治民主化，是一个创造性的突破，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一是有助于避免多党竞争政权造成的无序状态和资源浪费，减少政治成本；二是有助于多个党派群策群力，共同进步；三是验证并强化了统一战线的思想和政策，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基本框架是在确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标志着中国政党制度的初步形成，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基本框架得以建构起来，则是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确立为基础的，经历了较长一段时间的实践和探索。

新中国的建立完成了实行民主革命、建立民族国家政权的任务，实现了传统政治文明的转型。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成为当之无愧的领导党，派参与新民主主义革命，也表现出了明显的政治价值。虽然他们受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的具体国情及其所代表的阶级、阶层发展不充分等方面的影响，在政治进程中难以充当主要角色，无力左右政局，但他们毕竟代表了某些阶级的政治要求，能够对政局施加影响。不少党派选择与中国共产党结盟，团结在她周围，坚持抗战，争取民主，反对内战。它们在民主宪政运动、政治协商会议、国共两党会谈、反对国民党当局召开的国民大会等重大斗争中，与中共密切合作，共同战斗，对争取中间力量，扩大人民革命阵营，孤立革命的敌人，起了重要作用。许多派的成员甚至还在解放战争中献出了生命。中国共产党充分尊重派的政治价值，与他们一起召开新政协，一起制定《共同纲领》，一起选举组成了中央人民政府。而派也服膺于中共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贡献，接受中共的政治领导。这种党派相互间对政治价值的肯定，直接推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形成和建国初期良好政治氛围的出现。

同志1949年6月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为新中国的建立勾画了蓝图，明确指出新中国将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一思想随后写入《共同纲领》，对新中国的建立起到了巨大的指导作用。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时代背景和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于是，有人提出了派是否还有政治价值的问题。1950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明确了新形势下统一战线工作的新任务，统一了中国共产党和派关于统一战线工作重要性的再认识。在此前后，各派通过一系列会议清理和整顿了各自的思想与队伍，并根据成员构成的特点确定了分工活动的主要范围和工作重点，还纷纷组组起来，成立了双周座谈会、学习座谈会等组织，更好地发挥自己参政议政的作用。随后，各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参加了、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思想改造和“三反、五反”运动，使多党合作的政治形式更加巩固和发展。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确认了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并肯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及其发展成果。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实现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并在这种经济基础上建立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通过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体这两个方面的统一，把中国政治文明建设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这时，派原来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不复存在，各界对派存在的必要性分歧很大，派中也有人认为自身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无存在必要而准备宣告结束。但同志明确提出中国要有几个党。他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他还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万岁，派万岁”的口号。之所以如此重视派，一方面是出于对各派在民主革命中的光荣历史和社会主义改造中的重要贡献的肯定；另一方面是因为他非常强调派的监督作用，他认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有了派会更有益。这很显然是从派所特有的政治功能方面肯定了其政治价值。“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也经由第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和党的“八大”正式确定为处理中国共产党与派关系的准则，再次确认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大格局。

50年代中期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实际上是进入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随后经历了一段曲折发展的时期。在拨乱反正后，中国加强了民主法制和经济建设，开始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探索。1982年党的十二大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提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宏伟纲领，其中政治建设方面包括了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等内容，在肯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党际关系准则的同时，增加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内容。应该说，这后八个字，对前八个字是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因为前者只是讲了中共与派在时间上要长期共存，在关系上要互相监督，而后者则进一步表明中共与派之间是兄弟党和同呼吸共命运的关系，非常明确地规定和揭示了两者间肝胆相照的合作共事态度和荣辱与共的发展前途。这十六个字成为处理党际关系准则的基本方针。

1982年通过的宪法再一次对社会主义制度、对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代表大会制作出了明确规定，为国家的政治生活和建设发展提供了根本保障，同时也进一步肯定了多党合作和派的政治功能与价值，为巩固和发展共产党与派合作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种政治功能与价值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其一，派参政议政有利于体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广泛性，提高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主人翁精神和管理国家大事的能力；其二，派有利于发挥中国政党制度实现政策选择的互动优势，充分发挥智力集团的咨询作用，更好地实现利益综合，从而促进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其三，派有利于形成中国政治体系的内部监督机制，党派之间的有组织的监督无疑比无组织的社会监督更为现实，更有可能使人民群众的利益通过政治过程得到充分实现；其四，派有利于优化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整合功能，扩大整合的边界和张力区，吸收更多的政治资源融入政治体系，协调社会利益关系，促进政治团结、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这些功能与价值随着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进一步凸显，受到了充分的重视和强调。如中国共产党的十三大把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十四大更是明确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主要内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在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过程中，中国发展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多党合作的体制和运作机制。目前派、无党派人士在17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有9位；在29位全国政协副主席中有14位；还有14位担任国务院部委或直属局的副部长、副局长。全国各级政府和司法机关担任县(处)以上的党外领导干部达9000多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其运作主要包括政治协商、合作共事、互相监督等多种形式，而且这些形式已经相当制度化。其中，政治协商不仅包括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全体会议、常务委员会会议、主席会议、常务委员专题座谈会和各专门委员会会议等，而且包括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邀请各派主要领导人和无党派的代表人士举行民主协商会、座谈会、谈心活动等；合作共事不仅体现为中国共产党吸收各派的部分成员到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中担任领导职务，而且包括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召开全体会议和有关会议讨论工作时可视需要邀请有关派人士列席、政府有关部门可就专业性问题同派对口协商等多种形式；互相监督也体现了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的合作关系，派可通过政协各种会议提出建议、向政协会议提出议案、政协委员视察或举报等形式，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监督。尤为值得指出的是，全国政协与全国人大同时召开会议(新闻媒体一般称为“两会”)，已经成为全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1989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提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第一次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明确规定了中国共产党与八个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派参政的基本内容和发挥派监督作用的总原则，规定了共产党与各派进行政治协商和合作共事的各种形式和具体安排。可以认为，这个《意见》包含了对十六字党际关系准则的确定、派政治价值的肯定和多党合作运作机制的制度性规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基本框架已经确立。1993年3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其中第四条宪法修正案增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内容，将政党制度纳入了宪法的框架体系。

四、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础和有效途径

同志在党的十六大上的报告中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强调要“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加强同派的合作共事，更好地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但直接增强我国的政治实力，而且影响到经济实力、外交实力、民族凝聚力等方面的提高和发展。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任务，现在又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任务，这显然是对社会主义本质和特征，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必将对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政治形态上属于现代政治文明，随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发展，是一种建筑在民主和社会主义两个基本原则基础上的政治文明，具有社会主义和现代政治文明的双重的规定性，其核心、本质和精髓都是人民民主。人民民主既包括价值层面，即国家的一切权利来自人民，人民当家作主，拥有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又包括制度层面，即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国家的根本制度以及有关的政治法律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本身就包含了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内容，或者说，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包括两方面的价值理念：一是在政治领域中表现为保证和体现人民当家作主，二是在社会领域中表现为为中华民族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伟大复兴创造政治条件。从前文有关内容和中国民主革命可以看出，这种政党制度的形成是传统政治文明转型和追求民主政治的历史发展的结果，必然以民主理念作为自己的价值理念。不仅执政党共产党的政治实践始终围绕着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价值理念而展开，而且参政党在历史上一直是推动中国民主政治进步的力量，现阶段也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实践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力量，其制度化的参政活动本身就体现着民主的价值。至于为中华民族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伟大复兴创造政治条件作为价值理念，则是由中国近代以来推动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变迁、实现社会经济的充分发展的根本任务所决定的。当前，执政党与参政党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共同建设社会主义，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正是这方面价值理念的实践和体现。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在价值理念上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极为吻合，坚持这一制度并与时俱进地加以完善和发展，是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础和有效途径。

在多党间形成核心与合作模式而非竞争模式是中国政党制度的特点，长期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则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突出特色。无论是根据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要求来完善政党制度，还是通过完善政党制度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都必须从加强和改善执政党、参政党及其党际关系三个方面来进行努力。

首先，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全面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明确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而且赋予党的先进性以鲜明的时代意义，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在要求，是政治文明发展的重大成果。当前，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发展应当特别注意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依法治国等三个方面：一是加强对共产党执政基本规律的探索，解决好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增强党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个历史性课题，使党的执政不仅能有效地推进现代化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而且能保证人民民主实践的正确方向和有效性；二是强化党内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和制度化，充分发挥示范作用并通过执政党党内民主带动国家政治民主，从而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三是要变革领导方式，大力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依法治国是有机统一的，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三大支点和基本特征。

第二，要更充分地发挥派的参政功能。这主要应从两个方面来作出努力：一是派自身要加强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要在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对成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基本国情教育，增强党派成员的政党意识和参政意识，加强与所代表阶层的实际联系，提高利益代表、聚合和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能力，并从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和机关建设、做好组织发展工作、积极发挥基层组织作用等方面着手，健全组织体系，提升参政议政的实力和水平；二是充分利用保障派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制度规定，通过发挥派成员在人民代表大会中的作用、加强派成员在政协中的协商与监督功能、保证派成员在各级政府及司法机关中有职有权、完善中国共产党所邀集的各种协商活动等，拓展派参政的空间，增强派对政治和社会的影响力。

第三，要进一步优化党际关系模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既强调共产党的领导，同时又充分肯定各派的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作用，这种党际关系既是中国政党制度的特色，也是中国政党制度的优势。如何在中国政党制度的框架内保持执政党和参政党之间的适度的张力，实现共产党的领导与派的独立性之间的相互平衡，是一个非常现实而又十分重要的问题。当前，我国已经具备或正在形成进一步优化党际关系模式的若干前提条件，如中国共产党领导方式的变革提供了政治性前提，对国家与社会关系认识的逐步深入和社会自主空间的逐步扩大提供了社会性前提。众所周知，任何国家，任何政党之间的关系如何，最终要从这些党的奋斗目标来分析。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为中国各派所高度认同并作为共同的目标，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党际关系在新世纪新阶段的进一步优化。因此，要充分利用这些条件，采取切实措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这必将有效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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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制度范文篇8

《意见》把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发展作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穿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两条主线，体现了充分发挥派、无党派人士的作用和加强参政党建设这两个方面的重要内容，在认真总结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理论成果和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和政策措施。

概括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政治准则。这就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基本方针；保持宽松稳定、团结和谐的政治环境；中国共产党和各派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这些重要政治准则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派在长期团结合作中形成的政治共识，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保持强大生命力的根本所在，是新世纪新阶段多党合作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和各派作为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一体两面，不论是执政党还是参政党，都必须认真坚持和遵循这些政治原则。

提出了发展是我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根本任务。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也是各派参政议政的第一要务。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要牢牢把握发展这个根本任务，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自觉服务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把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上来。

完善了对我国派性质的表述。派的性质是多党合作中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多党合作发展进程中的成功与挫折，都与对派性质的认识有关。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派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它们的知识分子的阶级联盟。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继续坚持这样一种认识，就导致了“反右”以至“”的十年动乱。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根据我国社会阶级结构的深刻变化，将派性质明确表述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中发[1989]14号文件进一步提出：“各派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中共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是参政党。”2000年12月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各派作为具有政治联盟性质的政党，一直具有进步性与广泛性相统一的特点”。2004年宪法修正案把新的社会阶层作为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纳入统一战线内部构成，政协章程也将“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写入派性质的表述中。根据这些精神，《意见》将新世纪新阶段派的性质进一步完整表述为三句话：派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是进步性与广泛性相统一、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这一表述，体现了派在进步性基础上的广泛的包容性，有利于更加广泛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共同奋斗。

进一步明确了无党派人士在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中的地位、职能和作用。“无党派民主人士”是作为没有党派组织的党派单位，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的。“无党派民主人士”称谓的内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了很大变化。根据这些新的变化，《意见》把“无党派民主人士”改称为“无党派人士”。指出：无党派人士是指没有参加任何党派、对社会有积极贡献和一定影响的人士，其主体是知识分子。无党派人士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发挥无党派人士的作用是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必然要求。要充分发挥无党派人士的自身优势，鼓励和支持无党派人士在参政议政、民主监督中发挥积极作用。要积极稳妥地培养、选拔和安排新一代无党派代表人士，推进新老交替。

提出了衡量我国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标准。在当代世界不同类型和模式的政党制度千差万别，不同的国家政党制度有不同表现形式和特点。政党兴衰成败之间存在一定的规律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必须研究和认识政党发展规律和执政规律。但是世界各国的政党制度并没有一个普世皆宜的标本和样板，在政治制度建设过程中，应该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决不能照抄照搬别国政治制度的模式。《意见》提出衡量政治制度和政党最根本的是要从本国的国情出发。衡量我国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标准是：以能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能否保持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能否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能否保持国家政局的稳定和社会安定团结，能否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标准。以此认识和判断政党制度的利弊得失和是非曲直，是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发展关键所在。

政党制度范文篇9

一、研究成果综述

由于历史和其他一些原因，相对于政治学理论的其他研究，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尤其是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对中国政党制度的关注明显不够，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存在明显差距，史学研究者、统一战线系统的实际工作者是研究的重要力量，但中国政党制度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引起我国政治学研究者的重视。通过对收集到的资料的分析，关于中国政党制度的理论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中国政党制度特点及功能的研究

中国现行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无论在形式还是运作过程中都有自己的特点并发挥着重要的功能。从收集到的资料来看，对中国政党制度的特点及功能的研究主要还是一般性阐述，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特点、优点以及功能的陈述性介绍，缺少应有的论证和分析。

当然在这方面的研究也有引人注目的成果。王邦佐等从结构、功能与理念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政党制度的特色，论述了中国政党制度的“结构特色”、“功能特色”、“理念特色”。(注：王邦佐等：《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149页，第15-117页。)高放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多党制，并对“我国社会主义多党制的历史特点”进行了具体论述。(注：高放：《再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对中国政党制度的功能与作用，萧超然、晓韦指出中国政党制度主要有三方面的基本功能：政治稳定功能、政治民主化功能、组织和动员功能。(注：萧超然，晓韦：《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论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161页。)程竹汝、任军锋认为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功能性价值包括稳定的价值、低代价的政策优化价值、社会整合的价值、合法性的价值等几方面。(注：程竹汝，任军锋：《当代中国政党政治的功能性价值》，《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4期。)

对中国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点，除了从其历史和现实出发进行论证和分析外，另一个视角是从中外政党制度比较研究中阐述和分析。

王邦佐等对中国政党制度特色的论述，是中外政党制度比较研究的结果。其他学者也通过中外政党制度比较研究，论述了中国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点，如《中外政党制度比较》(梁琴、钟德涛)、《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周淑真)等。应该说通过中外政党制度比较研究，可以更好地认识中国政党制度的特点与优点，并证明中国为什么没有实行西方式多党制。当然，随着对中外政党制度比较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宽，对中国政党制度的认识正在不断深化。刘宁宁分析了中国与西方两种类型政党制度的运行机制，指出中国政党制度监督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注：刘宁宁：《中西政党制度运行机制比较研究》，《辽宁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

2.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形成的历史研究

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对于中国政党制度形成的历史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和存在的合法性。王邦佐等详细论述了中国近代政党的萌动与发展、政党政治在近代中国的实验以及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注：王邦佐等：《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149页，第15-117页。)当然，在这方面的研究更多的还是来自一些历史学者，论述的重点放在清末民初的政党政治思想和实践，及其对中国政党制度演变的历史作用。陈宇翔考察了清末民初的资产阶级政党思想，归纳了超前性、移植性、趋同现象和过渡性等特点，指出清末民初政党思想促进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发展，启迪了国民的政治意识，提高了国民的政治觉悟。同时，它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和建设提供了有益经验。(注：陈宇翔：《清末民初政党思想的历史地位》，《求索》，2000年第6期。)

在对中国政党制度形成的历史研究中，学界对其中的主要人物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士钊等的政党政治主张与思想有深入研究，其中对孙中山政党思想的研究成果尤为突出。(注：对黄兴、宋教仁、章士钊等的政党政治思想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姜义华：《民初政党政治与黄兴政治思想的发展》，《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张世敏：《黄兴的政党政治主张》，《江汉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周建林：《宋教仁“政党内阁”思想述评》，《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张谦：《章士钊和他的政党政治论》，《求实学刊》，2001年第1期等。)王业兴通过对孙中山有关政党的组成与作用、政党的自身建设、革命党人与政党的关系等问题的论述，指出孙中山的政党思想反映了其对政治现代化的向往，虽有局限性，但却为中国民主革命事业、革命斗争提供了理论上的思考与实践上的帮助。(注：王业兴：《论孙中山的政党思想》，《学术界》，1994年第3期。)肖铁肩较为全面和系统地论述了孙中山政党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发展的历史轨迹，并就其政党观、建党思想、党的地位、作用及党政关系思想作了分析和评价。(注：肖铁肩：《历史脚步一伴音：孙中山政党思想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从史学角度研究，无疑加深了对当代中国政党制度之所以如此的理性认识。

3.关于参政党理论的研究

1989年12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这一重要文件。文件第一次明确了各派在我国国家政权中的参政党地位。从此，主要围绕参政党的性质与特点、地位与作用以及参政党自身运行机制等方面的理论研究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和重视。

对于“参政党”的理解，学术界尚存较大分歧。徐育苗认为“参政党，顾名思义，就是参与执政活动的政党”。强调在研究参政党内涵时，应当把握两点：一是“我国各派的参政与西方国家一些政党的所谓参政是根本不同的”；二是“我国派‘参加国家政权’与西方国家的多党‘联合执政’是有区别的”。(注：徐育苗：《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若干理论问题探讨》，《社会主义研究》，1993年第1期。)王伟对这一论题提供了五点理论根据，提出了与“参政党就是参与执政活动的政党”不同的参政党概念，并通过与西方政党参政的比较进一步说明了在我国“参政党”就是参与执政的党。(注：王伟：《派作为参政党就是参与执政的党》，《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6期。)房广顺指出，应把“我国各派”的提法改变为“我国各社会主义政党”的提法。(注：房广顺：《现阶段我国各派是社会主义政党》，《社会主义研究》，2001年第6期。)黄福寿通过对参政党与执政党基本政治关系的探讨，通过对参政党与中国派的关系和参政党的阶级基础与社会基础变化的分析，提出参政党就是中国现有的八个派，是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自觉接受执政党的政治领导、在宪法范围内同执政党法律地位平等的社会主义政党。(注：黄福寿：《论参政党的性质和作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对参政党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功能和作用，也有不同角度的思考。李跃雷、刘淑梅提出了派的“中介作用”。(注：李跃雷，刘淑梅：《论派的中介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楚庄区分了派的“职能”与“功能”，并着重分析了派的社会政治功能。(注：楚庄：《试论派的社会政治功能》，《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1997年第8期。)孙伟林认为参与社会整合是参政党在新时期应发挥的重要社会政治功能。(注：孙伟林：《浅议新时期中国参政党的社会整合功能》，《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1年第9期。)程竹汝认为派的功能性价值主要有：有利于中国政党政策选择的互动优势；有利于我国政治体系内部监督机制的形成；有利于中国政党制度充分发挥政治资源的整合优势。(注：程竹汝：《派的功能性价值》，《社会科学报》，1999年10月14日。)

参政党的运行机制也为学界所关注。孙瑞华从参政党的参政运行机制、自身建设机制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等三个方面对参政党运行机制做了初步考察。(注：孙瑞华：《对参政党运行机制的初步考察》，《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1998年第12期。)萧超然、晓韦提出了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运行的原则、操作程序以及运行的行为规则。(注：萧超然，晓韦主编：《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论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4-207页，第42-57页。)郑宪等探讨了参政党运行中的一般规律，阐述了我国派在自身发展中应该如何实现其内部控制功能和外部控制功能的问题，说明了参政党发挥其参政议政、民主监督作用的基本原理和原则。(注：郑宪等：《中国参政党运行机制》，学苑出版社，2000年版。)

4.中共三代领导人政党政治思想研究

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是与中共三代领导人的政党政治思想直接联系的，是其政党政治思想的直接体现。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的代表人物——、邓小平、的政党政治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萧超然、晓韦对、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贡献与发展、关于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思想作了阐述，并指出了、邓小平政党学说的指导意义。(注：萧超然，晓韦主编：《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论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4-207页，第42-57页。)不少学者论证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主要倡导者和缔造者。(注：见张晖：《中国政党制度思想论》，《山东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另可参阅黄继英：《对有中国特色的政党体制确立的贡献》，《新东方》，1996年第3期。)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并坚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并把它确定为构成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注：陈水林：《邓小平对中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继承和发展》，《浙江经专学报》，1994年第2期。)孙关宏和李学明比较全面地阐述了邓小平的多党合作理论。(注：孙关宏：《邓小平政治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8-142页；李学明著：《邓小平多党合作理论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政党制度在理论上的创新和实践中的发展也引起学界的关注。黄福寿指出，第三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全面系统地继承了第二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多党合作政治思想，对我国多党合作民主政治的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建设进行了创造性探索，并确定了新世纪我国多党合作政治发展的基本思想，为我国多党合作政治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理论与实践空间。(注：黄福寿：《论第三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对我国多党合作政治的发展》，《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5.中国政党制度的完善与发展研究

政党制度应在实践中适应社会发展变化而不断完善与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以及加入WTO等都为我国政党制度的完善与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提供了新的机遇。程竹汝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具有高度的整合性与适应性，是能够胜任中国社会现代化挑战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注：程竹汝：《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压力与政党需求》，《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但这一政党制度必须适应处于变化中的中国国情和社会现实，不断地实现自我完善与发展。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国政党制度完善与发展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注：梅向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我国多党合作政治制度的思想基础》，《民主》，2001年第5期；孙起孟：《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促进多党合作的进一步发展》，《人民政协报》，1995年9月28日；吴黔生：《坚持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把多党合作理论研究推向前进》，《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王邦佐等分析了社会生态环境的变化与中国政党制度面临的新课题，指出应从加强和改善共产党的领导、发挥派的参政功能以及充分发挥中国特色党际关系优势并不断优化这一党际关系模式三个方面来推进中国政党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注：萧超然，晓韦：《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论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萧超然、晓韦探讨了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发展途径问题，即以体制创新为重点，积极发展政治层面的合作与协商；提高体制张力，积极发展地方层次的合作与协商；加强具体制度建设，提高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制度化水平；倡导宽松、和谐的政治文化，完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社会氛围。(注：伍华权：《政党制度法律化的时代积极意义》，《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伍华权指出，宪法增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内容表明，我们国家的政党制度已经开始法律化。而政党制度法律化是我国政党制度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我国法律制度走向完备的表现。(注：肖祁山：《WTO棋局与多党合作战略》，《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7期。)肖祁山认为我国加入WTO使多党合作面临一个新的历史条件，以此为基础，他分析了新形势下多党合作的战略任务并对“入世”后多党合作的发展作了思考。(注：王邦佐等：《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前言”第2页，“序言”第2页。)

6.关于中国政党制度研究的方法问题

王邦佐指出：“研究政党和政党制度，应该有多种视角和多种具体方法。笔者认为在目前乃至今后一段时间内，似可着重从三个方面着力，即：从政党的生态环境的角度进行研究；从政党与国家、社会的关系进行研究；从比较政治的角度进行研究。”(注：对中西政党运行机制比较研究可参见刘宁宁：《中西政党制度运行机制比较研究》，《辽宁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近年来我国政党制度研究主要也是运用了比较分析、生态分析的研究方法。

(1)比较分析的方法。比较的方法是中国政党与政党制度研究的常用方法。研究者主要从中国政党制度历史形态的比较、中外政党制度比较等角度展开研究。其中中外政党制度的比较研究主要是通过对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政党制度的比较而展开的，重点是对中西政党制度的历史与形成、性质与特点、作用与功能以及运行机制等方面的比较研究。(注：王邦佐等：《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前言”第2页，“序言”第2页。)如梁琴、钟德涛著的《中外政党制度比较》，周淑真著的《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等。

(2)社会生态分析的方法。王邦佐等运用社会生态分析的方法来研究政党制度问题。这种研究方法注重对政党制度的动态研究，注重对政党制度与社会环境之间互动关系的考察。在《西方政党制度社会生态分析》一书问世后，王邦佐等又于2000年出版了《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一书，“运用社会生态分析的方法来认识和把握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发展与完善”。(注：王惠岩：《论民主和法制》，《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3期；萧超然、晓韦主编：《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论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王邦佐等对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研究不仅研究成果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而且丰富了政党制度研究的方法。

二、评价和思考

通过对中国政党制度理论研究状况的分析，笔者感到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很多，结合近年来的思考，提出一些问题，以期学界同行共同研究。

1.要加强中共三代领导人政党政治思想研究

应该说学术界对中共三代领导人的政党政治思想研究已取得了一定成果，但这些成果相对于中国政党制度发展的客观要求还是很不够的。某种意义上，只有在中共三代领导人政党政治思想研究上的创新，才能推动中国政党制度理论研究不断发展。要从政治发展角度，在动态中把握中国政党制度理论与时俱进的品质和发展规律，尤其要在时空的现实交汇点上，认真研究第三代中共领导人的政党政治思想，推进中国政党制度理论研究在正确方向上不断创新发展。

2.进一步加强对西方政党制度的研究

当前对西方政党制度的研究，描述性、解释性的偏多，缺少对其本质和特点的深入分析和研究。对西方政党制度研究以及中西政党制度比较研究主要是为西方多党制不适合中国寻找依据，很少有论者通过研究来揭示西方政党制度的进步性和某些优点，从而为完善与发展中国政党制度提供有益借鉴。我们反对简单移植西方政党制度，但我们同样重视学习和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社会主义是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历史形态，而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在各方面优于资本主义，能在政治制度方面超越资本主义，恰恰在于社会主义继承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包括资本主义的优秀成果。因此只有在批判地吸收一切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基础上，才能够切实加强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推进中国政党制度理论不断发展。就中国政党制度发展来看，既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立足于中国多党合作政治的历史、现实，又批判地借鉴西方政治文明中的某些方面和形式，才有可能最终在理论和实践上超越西方政党制度的局限性，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国政党制度的优势，推动人类文明不断向更高阶段发展。

3.中国政党制度的党际关系研究

中国政党制度的两个主体——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和参政党(八个派)的关系以及各参政党(派)之间的关系，也是当前中国政党制度理论研究需要重视的问题。

(1)执政党和参政党的关系。对这个问题，不少国内有影响的学者认为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注：黄福寿：《论参政党的性质和作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笔者以为无论从历史和现实看，还是从逻辑上看，都是一个需要进一步商榷和探讨的问题。我国执政党与参政党应该是领导和接受领导的关系，这既是历史和现实证明的，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关系不断完善和发展的基本出发点。(注：《新世纪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学书记“七一”讲话辅导)》，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第18页，第10页。)如果把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关系理解为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就容易简单化为上下级关系，这显然使人很难理解中国执政党和参政党既互相合作又互相监督的政治关系。

同时，执政党和参政党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正在发生变化。在“七一”讲话中指出，“应该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注：《新世纪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学书记“七一”讲话辅导)》，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第18页，第10页。)而这些对象——“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6页。)一向是参政党的重要社会基础，是参政党联系和发展的重点对象。因此如何认识这种变化，也是科学把握执政党和参政党关系发展的客观要求。

(2)各参政党之间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经过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的社会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各派“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注：《新世纪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学书记“七一”讲话辅导)》，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第18页，第10页。)从派现有成员的构成看，知识分子占有绝对多数，各党派传统的界别区别(如民盟以高教界人士为主、九三以科技界人士为主等)正趋向模糊。而且如继续坚持传统界线，那么某些党派(如民革等)的存在和发展将面临严禁挑战。因此，要使中国政党制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稳定发展，必须加紧研究这些现实课题。

4.参政党理论研究

加强参政党理论研究是推进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迫切要求。对参政党理论的研究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引起了学界关注，但从研究成果来看，也仅限于对其历史、特点、功能、运行机制、自身建设等的描述性陈述。就目前我国多党合作政治的具体实践来看，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参政党建设尤其是参政党理论建设相对落后，不能满足参政党实践的需要，以致于参政党在实践中缺少应有的主动性，长此以往必将弱化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优势，延缓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进程。因此，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实践，积极推进我国参政党理论不断完善和发展，“不断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打开更广阔的通途”，(注：《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8卷，第423页。)为中国各阶层人民获得切实政治利益提供理论指导和有效途径。

5.研究方法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进行中国政党制度研究的根本方法。在这一根本方法指导下，运用各种具体方法是深化和拓展中国政党制度研究的必由之路。但在运用各种具体方法时，有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

(1)关于比较方法。比较方法是中国政党制度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但比较方法本身也存在缺陷，运用不当会使我们的研究结果出现很大的片面性，正如列宁所说：“任何比较都不会十全十美，这一点大家早就知道了。任何比较只是拿所比较的事物或概念的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来相比，而暂时地和有条件地撇开其它方面。我们提醒读者注意一下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常常被人忘掉的真理。”(注：王邦佐：《政治学的繁荣和发展需要理论创新》，《政治学研究》，2001年第1期。)因此要克服片面性，增强科学性，惟有提高比较的全面性。当前应拓展这样四个维度的研究：一是发展中国家政党制度的比较研究；二是亚洲国家政党制度的比较研究；三是前东欧共产党国家多党合作制的比较研究；四是中国政党制度历史形态的比较研究。通过多维度研究，才有可能科学揭示中国政党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和发展的方向性。

(2)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理论联系实际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也是中国政党制度研究中需要强调的问题。从近年来中国政党制度研究的现状看，理论与实际分离的倾向比较明显。一方面是实际工作者缺少从政治发展尤其是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角度的理论思考；另一方面是理论工作者对中国政党制度的实践了解不够，缺少理论研究的现实基础。只有实现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的紧密联系，共同研究，才有可能实现中国政党制度理论不断创新发展，因为“政治生活为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政治学研究如果离开了现实，缺乏对政治现实的回应性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国的政治学学者更应从中国的现实问题出发，创建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43)

政党制度范文篇10

[关键词]政党制度运行多党合作环境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理论和实践都充分证明，它是同我国国体相适应的政党制度，是我国政党现代化的必然结果，也是当代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的伟大创新。但是,要切实贯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优越性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具有艰巨性、长期性、复杂性和探索性的特点，要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不断创建和优化中国特色政党制度运行的社会环境。

一、完善的市场机制

1、市场经济是现代政党政治中多党共存的前提

从西方民主政治发展的历程来看，一般遵循这样的规律：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的壮大—→市民社会的形成—→民主政治的产生。而在这个过程中，市场机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正是市场机制的展开才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日益走向成熟，使整个社会要求“自由、民主、平等”等原则，强调“天赋人权”的理念，进而使私有制条件下的自由竞争成为资本主义制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根基。“这个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则，同时也是政治活动的基本原则，当社会阶级和集团之间的政治竞争发展成为有组织的竞争时，政党便应运而生”[1]P.19.。所以可以认为，市场机制是资本主义多党共存的前提。

但是，如果没有市场经济和市场机制，没有自由竞争，在政治领域就很难有多党共存，前苏联和法西斯国家均是如此。而我国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几乎不起什么作用，执政党包揽了国家和社会的一切工作，享有资源的绝对处分权，使党、国家和社会全面一体化，社会利益在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下，不仅没有产生分化，反而越来越集中。在这种环境下，尽管我们的政党体制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但各派根本没有存在和发展的土壤，更没有发挥作用的必要，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参政的合法性。所以，客观地讲，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结束和执政党左倾路线的冲击，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已名存实亡。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派长期合作共事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出现了“四个多样化”，致使“我国的社会阶级结构、阶层结构也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最明显的就是从传统的工人、农民、干部这种比较单一的阶级结构转向了多元化的阶级结构和阶层结构。其中，私人企业主、科技创新人员、科研人员、私人企业和三资企业的管理人员以及新兴信息产业的从业人员大量增加，这种趋势是与国际发展的潮流一致的，也是人类现代化进程当中难以避免的一种普遍化的现象。”[2]这些不同的阶级阶层，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必然需要通过政党来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居于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利益，目标是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各派代表他们各自所联系的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的利益，目的是实现社会利益的多样化，并通过政党的整合功能，使各种利益通过博弈协调一致,最终实现国家和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这样不仅对执政党来说巩固了阶级基础、扩大了群众基础，而且对派来说也获得了发展的空间、奠定了合法性基础。这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两点论和重点论统一的原则。所以我们可以说，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完善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派长期合作共事的物质基础。

二、完备的制度体系

政党是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政党制度的高效运行需要科学完备的民主制度体系作保障。

首先，是领导体制和监督体制的改革和完善。中国共产党和各派是宪法和法律框架下活动的友党，政治地位是平等的。历史地看，派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走在中华民族和人民群众的前列，走在历史发展潮流的前列，归根结底是源于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合法性，而不是强制力,这正是我国政党制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根基。所以中共对派的领导只能是建立在提高自身公信力基础之上的政治领导，而不是组织领导。决不能干涉参政党的具体工作和合法活动。同时，中共自觉接受派的监督，是因为派具有代表性和进步性，可以帮助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完成执政使命。所以派对中共的监督只能是以提出意见、批评、建议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政治监督，而不是权力监督。更不能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因此，改革和完善中共对派的领导体制，要强调对参政党发挥职能的服务作用；改革和完善派对中共的监督体制要强调对执政党提高能力的促进作用。

其次，是选举制度和代议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代议制度和选举制度构成了政党制度运行最为直接的政治环境。为此，西方的政治家和政治学家做了大量有益的探索。但是中国共产党和派不是竞争型政党，这和西方有本质的不同，可他们合作与协商的平台仍然首选代议机关，即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同时人民政协也是一个重要机关。首先应该强化党团组织在人大和政协中的活动，提高参政党的独立工作能力，并要在人大和政协组成人员的产生方式上有所创新，人民代表大会要进一步扩大界别的比重，使区域性选举和界别选举并重，体现派本身的政治影响力；人民政协要大胆尝试竞选制度，使各级各界的知名人士和进步人士能够在公平公正的机制下参与国家事务的协商，提高其参政的合法性。

再次，是协商民主制度的改革和完善。理论上讲，协商民主“是一种治理形式，其中参与协商的公民是平等的、自由的，他们提出各种相关理由，说服他人或者转换自身的偏好，最终达到共识，从而在审视各种相关理由的基础上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3].P3。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了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后，已经是一个拥有6800万党员，长期执政达56年之久的大党，在全国占有绝对多数的政治资源。而今天的派总数还不及百万，并且分布在不同的阶层和界别，在群众中的感召力，凝聚力和影响力相对很小，所以中国共产党和派的合作，从机制上讲只能依靠协商民主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要探索和创新协商民主在多党合作中的形式、内容和功能，尤其要探索协商民主程序的法制化问题，使参政党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作用切实得到发挥。

第四、是政党建设一体化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在我国由于执政党和参政党二者之间的政治合法性来源是一致的，政治意图是兼容的，政治活动能力的提高是相辅相承的，这就决定了执政党的建设和参政党的建设在制度安排上要实现一体化。中共作为领导核心，在思想建设上既要重视自身的理论创新也要关注派的理论发展，改变派理论建设相对滞后的局面；在组织建设上既要加强执政党的干部队伍建设，也要抓紧参政党中骨干分子的培养，巩固派通过协商向政府推荐领导干部的人才基础，不断提高派参政议政的能力；在作风建设上共同树立求真务实的精神，拓宽派与广大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渠道，使中共和派的合作更加适应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迸发出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勃勃生机，体现无与伦比的优越性。

三、先进的政治文化

政治学家西德尼·维巴认为政治文化，是指“由得自经验的信念、表意符号和价值观组成的体系，这个体系规定了政治行为所由发生的主观环境。”[4]p.97.。我国政党制度正常高效的运行必须建设先进的政治文化，摒弃封建社会和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所形成的不和时宜政治思想。

一是政党的工具观。从现代意义上讲，政党是民众和国家权力之间沟通的桥梁，民众就是通过政党来控制和影响政府行为的。在这里，政党实际上是民众政治参与的工具,人们对政党的认同是建立在政党的政治合法性基础之上，可以通过支持率反映对政党的选择，也可以通过制度对政党的权力进行操纵和控制。而我国的政党最早都产生于体制外，政党的使命一开始就定位在拯救国家和民族，解放人民群众的历史方位，“依党治国”的观念根深蒂固，缺少政党的工具性理念，再加上中国传统“臣民文化”的影响，自然而然地就产生了政党高尚化和政党神圣化的价值取向，民众没有对政党行为进行监督和规范的意识。所以，为了与现代化进程相适应，切实发挥我国政党政治的优势，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现代政治文化的建设，倡导社会主义的“公民文化”，树立政党的工具观，使人民群众清楚地认识到，共产党执政和派参政都是为了组织、支持和帮助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行使民主权力。

二是参政党理论。在西方社会，政党政治的成熟和完善是以反对党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为前提的。在政党政治发展初期，反对党甚至被认为是反动的，危害国家安全的，和大逆不道的。人们对反对党态度的改变是缘于人们对执政党权力异化的警惕，并通过理论上对反对党存在的必要性、合理性和正当性的分析和诠释，才使反对党获得了合法地位，并由此奠定了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础，成为了西方政治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

我国现阶段政党政治理论建设主要侧重于执政党理论的发展和创新，而参政党理论建设却非常滞后，人民群众对参政党在当今中国政治生活中存在的现实性和必然性的认识还十分有限，甚至对派本身也存在诸多的误解，这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政治文化的现代化。中共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如何建设党”等问题，对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基础，完成执政使命做了大量的理论探索。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派也应该积极加强理论建设，并与执政党理论相匹配，使派博得人民群众在心理上和价值上的认同，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运行营造良好的政治文化氛围。

三是宽容的政治意识。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使社会矛盾在所难免。矛盾和冲突不能靠满足一部分人的利益而压制另一部分的利益来解决，否则将导致矛盾的激化，而应该相互承认彼此自由自主的权利。这就需要人们对他人的利益、行为、观点持容忍态度，树立宽容的政治意识。这种宽容的政治意识对政党之间合作共事意义十分深远。

四、和谐的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政党政治现代化的基本前提。简单地说，构成政党政治有三要素：公民社会、政党和国家。我国由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时间短，机制还不完善，致使公民社会发育不良，出现了“强国家，弱社会”的态势，这不利于我国政党政治的现代化进程，同时也决定了我国政治建设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应着力于公民社会的建设。我国政党制度的有效运行与和谐的公民社会是相辅相承，互为条件的。

首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完善和发展要以和谐的公民社会为基础。尽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和派在指导思想、阶级基础和奋斗目标上有高度的兼容性，存在着坚实的合作基础，但我国政党制度的运行在客观上还必须有一个和谐的公民社会。因为政党毕竟是社会不同阶级、阶层和集团的利益代表，如果没有和谐的公民社会为基础，比如政局不稳，各个利益主体之间冲突和矛盾不断激化，甚至发展成为阶级斗争，那么，作为他们利益代表的各政党，势必失去合作与协商的基本前提。所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社会利益发生了分野，公民政治参与的要求越来越高的情况下，我国合作型的政党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必须以和谐的公民社会为大环境。

其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是构建和谐公民社会的重要保证。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是，“政党已经建立，国家也已形成，公民社会却是弱小的，甚至是缺位的。公民社会的弱小使得公民的政治、经济利益诉求处于弱势，助长了政党越俎代庖的行为，以党代政，党包揽一切，政党国家化、行政化，权力失去监督，执政党政府不负责任的现象普遍发生”[1]P.103.。但是政党政治在受公民社会制约的同时，并非是完全被动的。政党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在化解社会矛盾、协调社会关系和缓解利益冲突方面往往起着重要的主导作用。在我国引导、培育和建设公民社会是政党的历史使命，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就及时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命题，并作为加强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历史将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参政党的合作下，努力激发公民政治参与的热情，支持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疏通公民利益表达的渠道，整合全社会各方面的利益，才能形成公平、公正的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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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迈克尔·罗斯金.政治学.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