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范文10篇

长期范文篇1

长期护理保险(LongTermCareInsurance，简称LTCI)，是指为那些因年老体衰、疾病或伤残不能自理，需要长期照顾的被保险人提供护理服务费用补偿的一种保险。当被保险人身体衰弱不能自理或不能完全自理，甚至不能利用辅助设备生活时，由保险机构付给保险金用来补偿其护理费用。长期护理保险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可以说是人口老龄化的产物。这种产品的出现，不仅在我国有其必然性，全球也是如此。从经济发达国家来看，随着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医疗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平均寿命不断延长，而人口出生率却持续保持在一个低水平上，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以日本为例，2005年达到或者超过65岁的老龄人口有2560万人，占总人口的20.04%，超过1／5的日本人口已经达到或者超过65岁。日本2005年的出生率也创下历史新低，平均每名妇女一生中生育1.25个孩子，到2025年日本老龄人口将占总人口的28%，约三个半人中就有一个老龄人口。日本是这样，美国、德国、法国、英国等国也不例外。根据联合国规定，凡65岁以上的人口超过总人口比例的7%以上，称为人口老龄化，处于人口老龄化状态的社会就是老龄化社会。那么，进入21世纪后，全球将是一个老龄化社会。如何面对这一挑战，就成为全球各国必须解决的课题。

我国的老龄化进程也在加速，人均寿命多年来一直在稳步增长，而死亡率和生育率始终保持下降或不变，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显示，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1.0045亿人，占总人口的7.69%，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了2.62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了0.73个百分点。特别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表现得尤为突出，以北京为例，2005年北京市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166万人，占常住人口的10.79%，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了3.38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了2.37个百分点。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我国人口老龄化有两大特点：一是基数大，发展快。根据全国人口普查统计，从1953年-1982年的29年时间里，65岁以上老龄人口平均每年增加81万人，平均每年递增2.27%，从1982年-1990年的8年时间里，65岁以上老龄人口从4929万人增加到6296万人，平均每年增加170万人，平均每年递增3.10%。两者相比，后8年的平均增长速度比前29年的平均增长速度快37%；二是经济基础差，负担重。目前我国经济处于发展中国家水平，而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却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与此同时，老龄人口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各种老年性疾病如老年痴呆、脑中风后遗症、脑损伤、心血管疾病及并发症、糖尿病并发症等的发病率却呈现上升的趋势，这些多发病、慢性疾病严重威胁着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再加之意外事故在老龄人群中的发生率也较高，越来越多的老龄人需要接受长期性的护理服务，才能安全地过着正常的生活。然而，由于我国目前家庭结构的小型化，根本无力承担老年人的长期护理。据有关部门调查，2005年全国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3.13人，其中：城镇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2.97人，农村为3.27人。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减少了0.31人。大量的“四二一”、“四二二结构”及“空巢家庭”出现，使得广大中青年人不仅要面对繁重的工作压力，而且要照顾老人和孩子，经济、心理和身体压力均较大，许多人处于亚健康中，更有一些人英年早逝，特别是日益激烈的竞争压力，使得子女无暇照顾患有慢性病的老人，加之老年人较过去更为长寿，需要护理的卧床周期延长，导致护理费用不断增多，而护理费用是不计人医疗保险范畴的，这笔不断上涨的费用给老年人及其子女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非一般人能承受。而长期护理保险可以承保各种专业性或非专业性的长期护理、家中护理或护理机构的护理。在被保险人出现日常活动能力丧失或认知能力障碍，即在没有他人的帮助下，不能进行日常生活，包括：起床、穿衣、脱衣、洗漱、进食、行走、移动物品、如厕、沐浴等或患有老年性痴呆等症时，由保险公司给付被保险人保险金。因此，发展长期护理保险，不仅可以充分满足老年丧失生活能力者的需要，缓解长期患病者家庭的经济负担、心理负担和身体负担，提高由于病理性衰老或正常衰老的老龄人的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而且，对人口正处于老龄化的国家也十分有利。它有助于社会的稳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以发展长期护理保险是解决人口老龄化的较好途径之一。

二、发展我国商业长期护理保险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

人口众多，经济欠发达，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这是我国的国情。我们考虑什么问题，做什么事情，都要从这个国情出发。我国现有人口相当于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和俄罗斯等30多个国家的总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4多。仅65岁以上的人口就接近日本(2005年大约为1.2776亿人)全国人口，尽管近年来经济持续高速发展，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已达182321亿元，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却很低，2005年人均CDP只有13943.6元，与世界各国比较，排在百多个国家之后，这主要是人口众多之故。从经济发达国家发展经历来看，人口老龄化与其经济发展呈现出正相关，一般是先富后老，而我国人口老龄化却不是这样，而是在经济欠发达，处于发展中国家水平时出现的，因此社会经济对人口老龄化的经济承受能力较差，并未具备发达国家雄厚的物质基础。况且，各个地区、城乡、行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2005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493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255元，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为3.22：1。(2)不同地区收入差距较大。目前，我国各省级行政区人均GDP美元值相对差异系数要高于世界各国的相对差异系数，地区发展极不平衡和差距大的特点十分明显，突出表现为“一个中国，四个世界”。“第一世界”是上海、北京等高收入地区，约占总人口的2.2%，相当于世界的高收入发达国家；“第二世界”是天津、浙江、广东、福建、江苏、辽宁等6个沿海省份，约占总人口的21.8%，相当于世界上的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第三世界”是山东、东北、华北中部部分地区，相当于世界的下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占总人口的26%；“第四世界”主要是贵州、甘肃、陕西、西藏等中西部地区，相当于世界上的低收入水平，约占总人口的50%。地区差距的扩大，相当一部分表现为我国东部、中部、西部的地区差距，特别是东部与西部差距非常明显。以2006年5月为例，全国各地区城镇居民平均每人月可支配收入912.77元，收入最高的上海市城镇居民平均每人月可支配收入为1671.18元，而收入最低的青海省城镇居民平均每人月可支配收入仅为641.2元，二者收入差距为2.6：1。(3)不同行业职工收入差距较大。2004年收入最高的计算机服务业职工平均工资为47725元，收入最低的农、林、牧、渔业职工平均工资仅为7611元，收入差距为6.27：1。(4)高低收入差距较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2005年社会蓝皮书》中显示，最富有的10%的城镇居民家庭与最贫穷的10%的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超过8倍，有六成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达不到平均水平。特别是我国还有许多低收入人口，2005年末，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年收入低于683元)的数量为2365万人，贫困发生率为2.5%，低收入人口(年收入在684—944元)数量为4067万人，低收入人口占农村人口的比重为4.3%，绝对贫困人口与低收入人口合计数量为6432万人。由以上可以看出，我国商业长期护理保险的发展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基于商业长期护理保险保费较高，我国目前居民可支配收入较少，人们支付能力不足，我国商业长期护理保险的发展应从富裕地区开始，如上海、北京、浙江、广东、江苏，针对中高收入者。从目前来看，由于人们对保险的认知度不高，对保险还有一些偏见，特别是商业长期护理保险保费较高，非一般人能承受得起，因而，商业长期护理保险应选择经济效益较好、职工收入水平较高的行业，如：计算机业、软件业、电力、金融、通讯等，重点发展团体长期护理保险，使其作为一些企业员工福利计划的一部分，以此吸引和留住企业关键岗位人员。政府应给予税收方面的优惠减免，在税收上可将企业这部分支出记人费用，免除税收，以刺激有效市场需求。保险公司应在调研的基础上，细分市场，确定目标客户，不断开发适合不同层次客户需要的长期护理保险产品，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同时，要充分考虑市场需求，进行科学论证，加强对疾病发生率、恢复期长短和护理费用率等精算数据的收集，使得长期护理产品的保险责任范围、保险费率以及给付额更加合理。另外，针对长期护理保险的特殊性，保险公司应建立一系列配套设施。例如，与一些专门的护理服务机构联合或自己设立相应部门，为客户提供优质的护理服务信息及服务。

三、我国长期护理保险的发展模式应从商业保险逐渐过渡到社会保险

长期护理保险有多种实现模式，世界各国均根据自己的国情采取相应的模式。美国主要以自愿保险的方式，采取商业保险模式。但这种以盈利为目标的保险模式，仅限于收入较高的中产阶级以上的人群。而低收入人群的长期护理费用主要由美国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共同资助的医疗计划(Medicaid)支付，目前Medicaid已承担了美国主要的长期护理费用。日本和德国采取社会保险模式。它们将长期护理保险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由政府强制实施。在日本，凡40岁以上的人必须参加长期护理保险，日本长期护理保险的特点是全民皆保，社会保险的覆盖面几乎是所有国民。德国则以法律的形式，规定“护理保险跟随医疗保险的原则”，凡参加了法定医疗保险的人自动参加护理保险，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已有100多年的历史，目前已覆盖全国人口的90%左右。两国的长期护理保险覆盖率之高，是采用社会保险模式的结果。这主要取决于两国有成熟的社会保障制度和雄厚的经济实力。

我国经济欠发达，人口众多，其老龄人口就相当于日本全国的总人口，也相当于德国和法国人口相加之和。我国的经济实力和经济发达国家相比，差许多倍。加之社会保障体系尚处于初创时期，社会保险存在地区性的不平衡，绝大多数地区缺乏社会保障，80%的劳动者与老龄人没有基本养老保险，90%的人缺乏基本医疗保障。因此，长期护理保险的发展目前还不能采用社会保险模式。仅凭商业长期护理保险只能满足部分老年人的需要，它不足以解决我国大多数老年人的长期护理问题，特别是广大中低收入人群的长期护理问题。当前，根据我国国情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我国应分地区、分行业、分人群采取三种长期护理保险模式：(1)在东部经济较发达地区和高收入行业以及高收入人群中，可采用商业性的K期护理保险模式。因为商业长期护理保险的保费较高，要求投保人有足够的可支配收入。以最近推出的“全无忧长期护理个人健康保险”为例，30岁女性，保额10万元，缴费期为20年，年缴保费需7600元。象这么高的费用，不是城镇一般收入人群和农村大多数人所能承担的，因此这种模式只能满足部分人的需要。(2)在中部地区和收入在中等水平的行业、人群中采用个人、企业、政府共同承担的“三位一体”的长期护理保险模式。因为中部地区经济不及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居民的收入不如东部地区的经济收入高，中等收入的行业和人群不如高收入行业、人群，可采用个人、企业、政府共同负担的模式。这部分人群的长期护理保险应与我国目前国力相适应，满足老年人基本长期护理需求。(3)在西部地区和低收入行业及人群中，采用政府全部负担的长期护理保险模式。考虑到我国国力有限，为节约费用，这部分人的长期护理问题可首先考虑建立老年互助之家，由政府出少量费用，由低龄健康老人向高龄老人提供服务，还可建立免费性质的“成人日托中心”，其护理应是最基本的护理，目的是使这些人不至于因病致贫和因病更贫。

但从长期看，随着国力的增强，我国应建立覆盖全民的长期护理保险，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补充，更好地解决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的问题。这是社会主义本质所要求的，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为此，待条件成熟时，应将长期护理纳入到社会保险的范畴内，应建立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同负担保费的“三位一体”机制，政府给予税收方面的优惠减免，国家应承担起低收入人口的全部长期护理费用。同时要建立完善的配套护理体系，为客户提供优质的护理服务及护理信息。在护理机构的设置上，城市可以社区为依托，强化家庭护理服务，发展医院与社区的联合服务，建立不同服务层次的护理服务机构；农村可以乡、村卫生所为基础，建立老人之家，这样既可以提供迅速方便的护理服务，又可充分利用人力资源，解决就业矛盾。同时，应完善康复医疗服务，建立规模化、专业化的长期护理中心，提高老年人和慢性病人的护理质量。在经济发展、健全法制的基础上，逐渐摸索经验，从商业长期护理保险的发展过渡到社会保险，使全国老龄人和残疾人以及需要照顾的人群享受着无忧无虑的健康生活。

综上所述，老年人的长期护理问题不仅是一个家庭问题，而且是一个社会问题。由于占用工作时间来护理老人的机会成本十分高昂，而商业长期护理保险的保费太高，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所以使得相当一部分人无法自行解决长期护理问题。在我国过早进入人口老龄化情况下，不妥善解决老人的长期护理问题，对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将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因此，从我国国情出发，发展适合不同收入人群的长期护理保险对缓解家庭及社会的压力都极为必要。特别是建立对低收入人口的长期护理保险，对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刘子操，杜能.人身保险[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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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琴.我国发展长期护理保险的必要性和相关问题研究[J].中国科技信息2005，(10).

长期范文篇2

关键词：呼和浩特市；长护险；推广

一、引言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已达到19064万人，在全国人口中占比高达13.5%，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伴随老龄化激增的护理需求日益增长，解决长期护理保障问题已迫在眉睫。我国自2016年起在15个试点城市推行长期护理保险（下文简称“长护险”），在获得成功经验的基础之上，2020年9月16日又新增了包括呼和浩特市在内的14个部级试点城市，拟在更大范围检验试点成果。其中，呼和浩特市是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城市，作为第二批长护险的试点城市，其推广的成功与否对于全内蒙古地区长护险的推广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对边疆地区的长治久安具有战略性意义。因此本文旨在通过对其他试点城市成功经验的分析，对呼和浩特地区长护险的推广进行研究并提供建议。

二、各试点城市政策分析

（一）第一批试点城市政策分析

通过对第一批试点城市长护险相关文件政策的研究，对参保对象、筹资渠道、筹资标准、给付比例等进行了总结，如表1所示，发现第一批试点城市在实施过程中呈现出几个特点：第一，长护险主要参保对象与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相重叠。在15个试点城市中，参保对象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群起步（下文简称“职保”），如广州、宁波、成都等；另一类是除职保外，还包括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群（下文简称“居保”），如上海、苏州、南通等，其中上海、苏州和荆门还保障农村居民。可以看出，在推行的初级阶段，将长护险与医保相挂钩，有利于提高知名度，便于推广和管理。第二，筹资渠道较为单一，以医保基金为主，再结合个人负担和政府补助，石河子市还运用了福利基金筹资，调动了社会力量的参与，这给第二批试点城市提供了新思路。与此同时，各试点城市筹资标准也不尽相同，主要是定额、按一定比例以及二者相结合确定金额。可以看出，目前阶段长护险没有作为独立险种的筹资渠道，全国各试点的筹资标准也不尽相同，这不利于长护险的可持续发展。第三，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情况不同，各试点城市给付比例不同。如上海、广州、苏州等经济发达城市，无论哪种服务形式，大部分费用均由长护险基金支付，少部分由个人进行支付。对于经济发展速度相对缓慢的城市而言，需要个人支付的比例较大。在推行初级阶段可以根据地域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差异化给付，但随着推行的深入，国家制定统一标准更有利于实现各地区公平。

（二）呼和浩特市长护险政策分析

呼和浩特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市各旗县区60岁及以上人口占18.03%，其中65岁及以上占11.96%，老龄化严重，但与此同时户均人口为2.30人，比同期自治区少0.05人，比全国少0.32人。这意味着小型家庭构造、家庭成员外出就业造成了家庭的“空巢化”，导致传统的家庭已经难以担当失能老人的护理重任。但目前呼和浩特市养老综合服务体系建设与先进地区相比差距较大，特别是居家和社区养老相对滞后。因此，呼和浩特人民政府根据国家的政策引导，出台了《呼和浩特市支持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发展若干措施》，其中启动长期护理保险试点是该措施中的亮点工作之一。为了具体落实长期护理保险试点推广工作，呼和浩特市结合有关试点地区经验和呼和浩特市实际，在2021年初制定了《呼和浩特市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对以下内容进一步明确：参保范围：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全部纳入长期护理保险参保范围。筹资渠道：职工筹资以单位和个人缴费为主，财政适当补助，接受社会捐助；城乡居民筹资采取个人缴费、医保费划转和财政补助相结合的方式。筹资标准：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筹资标准=0.2%×单位缴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数+0.2%×个人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基数+0.2%×养老金（退休人员）+0.2%×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基数（单建统筹）+财政补贴10元/人/年+社会捐助；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筹资标准=个人缴费10元+医疗保险费划转50元+财政补贴10元/人/年+社会捐助。待遇保障：参加呼和浩特市长护险的人员因年老、疾病、伤残等导致失能满6个月，评估小组上门对失能程度、疾病状况、护理情况等进行评估，评定为中度、重度失能的人员，按失能等级及服务方式，限额予以基本生活照料服务费和护理服务费，超出部分由个人承担。从上述实施方案中可以看出：首先，呼和浩特市长护险的推广在参保范围方面借鉴了第一批试点城市的经验，主要针对的是医疗保险参保对象，同时还包括了农村地区，较大部分第一批试点城市范围更广阔，保障更广泛；其次，筹资渠道基本与第一批试点城市一致，主要渠道依然是医保基金，结合部分财政补贴，但较第一批试点城市的筹资渠道来看，增加了社会捐助渠道，提升了社会力量的参与度；从筹资标准方面来看，主要是定比和定额相结合的方式提取，但是提取比例较第一批试点城市低，这和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有一定关系；最后，从待遇保障来看，制定了失能等级的评估指标，并且逐级提升限额，能够给予失能人员一定的经济支持，解决失能人员家庭的长期护理问题，缓解经济压力。从2021年8月10日起，呼和浩特市正式启动长期护理保险业务经办服务，有需要的市民可以提交书面申请，也可以通过手机App在线申请，使居民在理赔时能够快速申请，便捷操作，提高了给付的效率。

三、呼和浩特市长护险推广存在的问题

（一）群众认知偏低

呼和浩特市长护险试点工作才刚开展了一年多的时间，对群众而言是“新兴事物”，有很多群众对长护险并不了解，相比于上海、广州等经济发达的城市而言，呼和浩特市经济发展较为缓慢，居民收入有限，风险意识较为薄弱，对于长护险的认知偏低，推广难度加大。

（二）覆盖人群不全面

呼和浩特市长护险的参保人群包括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保障群体较为全面，但并未考虑到未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特殊农村居民群体，特别是留守老人，他们更需要获得失能人员长期护理保障，当他们处于失能状态时，经济压力会更大。

（三）筹资体系单一

目前呼和浩特长护险主要筹资渠道是医保基金，对于试点阶段是可行的，然而若要长期推行长护险，仅依赖医保基金很容易造成赤字。同时，虽然有财政补助，但由于地区经济较东部地区而言发展较为缓慢，财政补贴力度较小，进一步加大了个人和单位的负担。但相比于第一批试点城市，呼和浩特尝试引入社会捐助，具有创新性。

四、呼和浩特市长护险推广建议

（一）加大宣传力度

政府要进一步完善长护险的推广政策，为长护险的发展保驾护航。另外，各相关部门也要积极扩大长护险的宣传面，充分利用各种多媒体平台进行宣传，社区以多样的社区活动、宣传栏等为载体，使长护险走进居民日常生活中，提高长护险在全社会的知名度。

（二）探索多元化的筹资体系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我国目前推行的新型社会保障制度，其筹资渠道不能局限于医保基金和财政补助，作为独立险种，在长护险推广的不同阶段可以构建不同的筹资体系，最终必须建立独立、完整的筹资体系，保证长护险可持续发展。在初始阶段，长护险需要依赖医保基金，与此同时可以由政府推行优惠税收政策，引导社区组织、养老机构共同参与；在发展阶段，鼓励商业保险公司参与，研发适销对路的护理类商业保险，满足各收入层人群的不同需求。

（三）扩大参与对象覆盖面，实施差异化筹资标准

现阶段呼和浩特市长护险的保障对象为医保参保人，且所有对象筹资标准均是按医保基金的一定比例和固定金额确定的，这就使不同收入人群的筹资标准统一化。但为建立可持续的长护险基金保障机制，政府一方面可以提供财政经费，另一方面可以对不同情况人群实施差异化筹资标准：如对呼和浩特户籍特困老年人加大财政补贴的同时免除个人缴费；对低收入困难家庭加大财政补贴，降低个人缴费比例；对一般情况的人群按目前标准缴费。

参考文献：

[1]张琳喻.东、中、西部视角下的长期护理保险的发展对策：以上海市、齐齐哈尔市和石河子市为例[J].中国市场，2021（25）：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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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范文篇3

党的**大以来，党中央继承和发展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总书记全面系统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是我们党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基本理论。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科学发展观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是一脉相承的与时俱进的同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体系，是我们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在全党努力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的同时，我们进一步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对于更好地学习、掌握、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更加自觉地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实现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科学发展观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为指导，总结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吸取了世界各国发展中的有益成果，深刻分析了传统发展观的弊端，全面揭示了发展的丰富内涵，极大丰富和推进了我们党三代领导集体的关于发展的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坚持发展是第一要义，就是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和“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思想，不断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发展就是在实现工业化、信息化的基础上摆脱贫困，发展就要在实现工业化、信息化的基础上推进社会全面进步。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根本宗旨，把依靠人作为发展的根本前提，把提高人作为发展的根本途径，把尊重人作为发展的根本准则，把为了人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全面发展，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共同进步，推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共同发展，在实现社会全面进步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协调发展，就是要使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各个领域比例适当、结构合理、相互促进、良性运行，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个环节和各个方面相协调。坚持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使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人与自然相和谐，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国家、建设环境友好型国家，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对“什么是发展”、“靠谁发展”和“为谁发展”、“怎样发展”等发展观的基本问题，做出了科学的回答，极大地深化了对人类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与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做出了重大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实现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

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出现的新矛盾新课题，决定了科学发展观对全局工作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也是当代中国的主题。从全人类的角度看，发展是世界范围内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从中国的特殊国情看，发展则是一个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发展观问题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就会对发展的实践产生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影响。当前，中国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中国的发展成就前所未有，中国的发展难题前所未有，中国处在一个发展的重要机遇期，又处在一个发展的矛盾凸显期。我们必须深刻认识我国发展出现的新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分析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深刻把握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形势下我国各项事业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要看到：

第一，我国经济发展由缺乏财力难以兼顾解决长期积压的问题的阶段进入到了一个有较为充裕的财力开始能够解决长期积压问题的阶段。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2.23万亿美元的规模，一举赶上英国和法国，成为全球排名第四的经济体，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1999年，全国税收收入首次突破了1万亿大关，2003年突破了2万亿大关，2005年突破3万亿大关。经济实力的显著增强，为我国的发展奠定了新的历史起点。

第二，我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由能够支撑我国快速发展的阶段进入到了已无力支撑我国进一步发展的阶段。靠粗放型增长方式我国可以实现“三步走”的第一步、第二步战略目标，但不可能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我国2006年国内生产总值仅占世界总量的5.5%，而我们消耗的能源占世界的15%，钢材占30%，水泥占54%。这些数字表明，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在我国已经没有后续空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势在必行。

第三，我国贫富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不协调状况由可以为社会所承受的阶段进入到了社会越来越难以承受的阶段。近年来群体性事件大量增加，规模趋于扩大，手段趋于激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发展不协调已到了非下大力气解决不可的时候。

第四，我国社会矛盾关系由不突出抓好主要矛盾就无法解决非主要矛盾的阶段进入到了不兼顾解决好某些非主要矛盾就难以继续抓好主要矛盾的阶段。虽然，社会事业发展、政治体制改革、资源状况和生态环境问题，相对于我国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的矛盾而言不是主要矛盾，但是这些方面的问题和矛盾在不断激化，成为了严重制约我国发展的瓶颈和薄弱环节。如不投入更大的力量去解决，我们已经难以进一步解决好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这个主要矛盾。当前我国发展的这些阶段性特征和出现的新矛盾新课题，决定了我们必须自觉地、坚定地去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同时也决定了我们能够凭借20多年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经验，贯彻和落实好科学发展观。只有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国才能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巩固已有的发展成就，破解面临的发展难题，创新发展的方式，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科学发展观，不仅是我国当前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要指导思想，而且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

我国要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进而在本世纪中叶实现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仅要解决近30年来快速发展所积累的大量矛盾和问题，还要解决好今后十几年、几十年发展中产生的一系列新矛盾、新问题。解决这些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要求我们必须把以下重要原则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

第一，必须坚持发展的全面性。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必须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具体落实到定量化的指标上，就是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在2000年的基础上翻两番，达到40000亿美元，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这个定量化的指标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标志。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必须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础上，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的全面发展；在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发展的基础上，推进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方面体制改革的配套进行。

第二，必须坚持发展的协调性。我国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由来已久，当前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仍然很大。缩小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解决发展中的不协调问题，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发展的迫切需要。由于我国幅员广阔，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二元结构的特征极为突出，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不平衡的现象决不是在短时期内能够解决的问题。根据有关专家测算，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之前，我国的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扩大的趋势仍将难以根本扭转，而且，由于我国面临着国际上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和在国内缩小城乡、区域差距双重任务所造成的两难选择，实现我国的协调发展将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是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乃至几十代人长期艰苦努力才能实现的目标。因此，坚持协调发展、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是我国发展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

长期范文篇4

一、农发行中长期信贷业务现状

中长期信贷业务是现阶段农发行服务“三农”最主要的手段。截至2018年三季度末，农发行资产总额69135.8亿元，其中各项贷款余额50400.6亿元（人行口径），占总资产的72.9%，而中长期贷款余额为30510.1亿元，占各项贷款总量的60.5%，在农发行总资产中占比达到44.1%。可以说，信贷业务是农发行的主体业务，而其中中长期信贷业务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从支持领域看，农发行中长期信贷业务主要集中在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截至2018年三季度末，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贷款余额25677.74亿元，占全行中长期贷款余额的84.16%。而基础设施中长期贷款中又以棚户区改造（占比44.25%）、城乡一体化建设（占比23.69%）、农村公路建设（占比12.04%）等为主。此外，农发行中长期信贷业务近年来还扩展到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土地流转经营、林业资源开发与保护、海洋资源开发与保护、旅游扶贫、农村物流、产业企业科技创新等现代农业领域，但这部分业务在全部中长期信贷业务中的占比为4.94%。从信贷模式看，当前农发行中长期信贷业务存量和增量均高度依赖地方政府信用，其中又以政府购买服务模式为主。据不完全统计，农发行采用政府购买服务模式的中长期贷款余额在全部中长期贷款余额中的比重已超过七成。从还款来源看，农发行中长期信贷业务（尤其是基础设施类贷款）主要依靠财政资金，以企业经营性现金流还款的项目占比非常小。

二、中长期信贷业务在农发行服务乡村振兴中的定位

2017年以来，农发行提出了推进高质量发展，争当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排头兵和主力军的战略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农发行在坚持政策性银行职能定位前提下，正在加快推进体制机制改革。中长期信贷业务作为农发行支农报国的主要手段，担负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中长期信贷业务转型已成为农发行新时期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和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当前亟需破题的重点之一。因而，必须加快推进中长期信贷业务转型，着力支持乡村振兴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将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融合发展、绿色生态、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等作为中长期信贷业务主战场和转型的发力点，坚决打好脱贫攻坚战，在乡村振兴中发挥主体和骨干作用。要把握乡村振兴中农发行中长期信贷业务的基本定位，必须筑牢两个根基，把握三大重点。一方面要筑牢粮棉油业务这个立行之基，全力服务国家粮食安全，另一方面要筑牢全力支持脱贫攻坚这个履职之本，充分发挥政策性银行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功能的职责，主动作为，服从于党中央大政方针。重点支持实体经济，稳中有进，培育一批优质实体客户群；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阔步挺进，切实解决农业农村基础设施薄弱“梗阻”问题；重点推进产业融合，创新前进，拓展农业政策性金融的服务功能。从政策性金融发展趋势看，农发行必须也必将建成更加完善的功能齐全、手段多样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进而通过这一体系满足客户多元化需求。也只有在这样的产品和服务体系中，中长期信贷业务的作用才能更充分地发挥。

三、乡村振兴中农发行中长期信贷业务转型主攻方向

乡村振兴中农发行中长期信贷业务转型要紧紧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20字方针，寻找制高点与突破口。（一）服务产业融合发展，支持现代农业体系建设。一是支持农业全产业链发展。依托各地农业特色产业，支持精深加工，大力推进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营销，支持农产品冷链物流网络建设，发展农村电商，提升农业价值链。二是支持乡村旅游。从农发行目前支持乡村旅游的实践看，乡村旅游是实现城乡互补、以城带乡、城乡融合的重要方式和载体，更是做强农业、做美农村、做富农民的可行之道。依托乡村自然、人文资源禀赋，支持打造乡村旅游产业、文化产业，实现景区带村、村成景区。三是支持农业园区建设。支持一批现代农（渔）业产业园、农业科技园、返乡创业园、田园综合体，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二）服务绿色生态发展，建设绿色信贷体系。聚焦绿色农业、美丽乡村、绿色生态城镇、水利、绿色林业、生态旅游和生态环境保护等七个领域，重点推进耕地保护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环境集中连片整治、城镇环境综合整治、水生态治理与保护、林业生态保护与修复、乡村旅游和特色休闲旅游、重要污染源治理等。坚持政府主导，依托优质客户，回归市场本源，尽快构建适应农发行职责定位的绿色信贷制度和产品体系。同时，加强绿色信贷战略研究，统领全行绿色发展；围绕市场抓好绿色信贷产品及模式创新与开发，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能力；实行客户名单制管理，打造多层次优质客户群。（三）服务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支持乡村全面开发。通过实施全域土地整治，统筹土地资源要素配置，整体谋划国土空间开发，带动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全面优化。全域土地整治规划要与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建设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多规合一”。一是支持高标准农田建设，有效改善和提升耕地地力，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二是支持农地整治，实施“旱地改水田”“中低产田改造”“滩涂围垦”“园（林）地还耕地”等，增加农地供给，解决耕地占补平衡问题。三是全面实施村庄整治、旧村改造、村庄撤并、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和矿山环境生态综合治理等，盘活农村存量土地，获取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节余指标调剂产生的收益主要投入到村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村庄整治工作。（四）服务城乡融合发展，支持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一是推动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支持农村公路、供水、供气、环保、电网、物流、信息、广播电视等基础设施建设，缩小城乡两元空间差距，为城乡各类资源相互流通提供快捷通道。二是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以农村垃圾、污水治理和村容村貌提升为主攻方向，为美丽乡村建设提供金融支持。三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动资源节约集约循环利用，支持环境综合治理和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四是满足区域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产业配套设施的开发建设资金需要，促进资金、技术、土地等资源集聚使用，带动农民就近城镇化。（五）全力服务脱贫攻坚，支持创新发展。要聚焦精准方略，围绕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切实加大政策性金融投入力度。要聚力深度贫困地区，突出支持“三区三州”，重点支持省级深度贫困县和深度贫困乡、村。要突出支持重点，突出支持产业扶贫，加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扶贫力度，继续做好定点扶贫工作。要创新产品模式，及时总结基层成功创新经验做法，优化扶贫信贷产品体系，进一步发挥实验示范区先行先试、探索路径的作用。

四、乡村振兴中农发行中长期信贷业务模式转型思路

长期范文篇5

世界卫生组织（WHO）将长期护理（LongTermCare，LTC）定义为“由非正规照料者（家庭、朋友或邻居）和专业人员（卫生和社会服务）进行的照料活动体系，以保证那些不具备完全自我照料能力的人能继续得到其个人喜欢的以及较高的生活质量，获得最大可能的独立程度、自主、参与、个人满足及人格尊严”。因此，长期护理包括非正规与正规两类支持性体系。正规的支持体系可能包括广泛的社区服务（即公共卫生、初级保健、家庭保健、康复服务和临终关怀）、私人疗养院以及临终关怀院，也指那些暂停或逆转疾病和残疾状况的治疗。

长期护理保险（LongTermCareInsurance），也称长期照料保险，是指为那些因老年、疾病或伤残导致丧失日常生活能力而需要被长期照顾的人提供护理费用或护理服务的保险。老年人是长期护理服务的主要使用者。20世纪70年代，长期护理保险开始在美国商业保险市场上出现。到了1986年，以色列政府率先推出了法定护理保险制度。随后，奥地利、德国、日本等国也相继建立了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在长期护理保险的出资责任承担方面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归纳起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是个人和家庭应承担长期照料保险的主要融资责任，政府只有当个人无力承担出资责任时，才能作为最后的责任人，由此形成了商业护理保险。商业护理保险由商业保险公司自愿开办，以美国为典型代表；另一种是政府要确保老年人享受到综合的照料服务，政府应居于主导地位，而不管老年人是否具有经济上的承受能力，由此形成了社会护理保险。社会护理保险由政府强制实施，以德国和日本为典型代表。

实行长期护理保险需要考虑的因素

制定长期护理保险的必要性，在于老年护理保险的需求增加，而需求主体主要来自老年人个人（及其家庭）和政府。

从个人及其家庭的角度看，个人及其家庭对于老年护理需求的增加，主要受人口变动趋势和社会经济发展趋势两方面的影响。人口变动趋势主要指生育率下降、离婚率上升以及分年龄死亡率下降等因素的作用；社会经济发展趋势主要指人口教育程度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提高、工资收入和退休收入（包括社会保障金、退休金、资产等）也随之增加等变化。

老年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延长，老年人口高龄化趋势日益显现，患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老年人数增多，如心、脑血管疾病、肠胃病、腰椎间盘突出等显著增加，由此导致老年失能和残障状况突出，使老年人对于长期医疗护理或日常生活护理需求急剧增加，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家庭的护理功能在弱化。家庭结构趋于小型化、核心化，老年人独居或与配偶共同居住的人数增多；即使与子女共同居住的老人，大多也因子女工作而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护理。许多老人转而求助于住院护理，或入住专业护理机构，而庞大的医疗费用和专业护理费用给老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是建立在“四二一”家庭结构基础之上，即一对独生子女夫妇要抚养一个孩子和赡养四位老人，家庭的护理保障作用明显不足。

从政府医疗保险支出的角度看，在长期护理保险出台以前，我国现行的医疗保险制度不能解决老人的长期护理问题，明确地将长期护理费用排除在外，其结果造成投保医疗保险的老年人将医院当作护理场所，老年人长期住院费用导致医疗保险支出急剧上涨。

长期护理险是适应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的保险产品。当前我国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较大的城乡、地区差异决定了建立统一的社会护理保险制度尚不具备可行性。然而，商业性老年护理保险则有巨大的市场空间。一方面，老龄化发展迅速、护理需求较大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一般较高，市民保险意识也强，部分家庭已具备购买老年护理保险的能力；另一方面，老年护理需求的复杂性，决定了护理保险的内容应具有多样性，而商业保险灵活的保单设计能更好地满足这一要求。完善我国长期护理保险的政策建议

（一）分阶段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配套措施

德国和日本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由政府强制实施，属于社会保险制。在德国，社会护理保险制度基本上解决了老年人的护理需求和经费问题。其护理保险制度分为居家护理和住院护理两个层次。近年来，其护理项目已经由日常生活护理，扩大到医疗护理和精神护理，还增加了心理咨询和治疗等内容，以满足老年人的心理需要。

日本护理保险一般采用“护理服务”给付方式为主，“保险金”给付方式为辅的做法。被保险人需要护理服务时，首先要提出申请，经过专门机构审查认定后，护理保险管理机关将根据病人实际身体状况提供相应内容、相应等级的护理服务。日本护理保险制度中护理服务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医生、看护人员上门进行访问护理；接送老人去日间护理设施，或保健设施进行康复训练；以及出借轮椅、特殊床等福利用具等三大部分。

在我国，现有的商业长期护理保险尚处于起步阶段，还仅限于对护理费用的补偿，一经确定丧失日常生活能力，老年人所得到的保险金金额也是相对固定的。今后，我国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不仅应给予老年人“保险金”的补偿，而且应提供“护理服务”和“护理信息”在内的全面保障。与“保险金”给付方式相比，“护理服务”给付方式更能适应被保险人的多样需求，而且能较好地防止道德风险的发生，节省护理费用支出。在“护理服务”给付方式中，应恰当划分护理等级，针对不同等级规定不同的给付数量和服务费用。此外，还应积极鼓励“居家护理”方式，既满足老年人居家愿望，又节省了住院等高昂护理费用问题。

（二）制定适合我国实际的《长期护理保险法》

我国应在调查的基础上，做好长期护理需求的预测，研究长期护理保险缴费起始年龄、缴费标准，划分长期护理等级，制定适合我国实际的《长期护理保险法》。

德国1992年通过了《护理保险法》，1993年开始实施。它对护理保险的范围、标准、支付办法等都作了明确规定。自1995年起，所有参加法定医疗保险的人员都有义务参加社会护理保险，即实行护理保险跟随医疗保险的原则，护理保险为需要护理服务的参保人提供家庭护理，目的是为那些失去自理能力及需要经常性帮助的人支付护理费用，其主要管理机构是在法定医疗保险公司附设的护理保险公司。

日本1997年通过了《长期护理保险法》，2000年开始实施。它对保费的缴纳、护理方案的选择、病人是否应接受护理服务、以及保险赔偿的审定与核定程序等都作了严格规定。日本老年护理保险制度由市町村具体运营，被保险人无论身体状况好坏均要参加。筹资来源方面表现出多样性，一半来自于被保险人交纳的保险费，另一半来自于国家、都道府县、市町村三级政府，按照2∶1∶1的比例提供的补贴。

我国政府应积极鼓励寿险公司开发长期护理保险，并为长期护理保险的发展创造一个有利的政策环境，应尽早出台《长期护理保险法》，对护理保险的范围、标准、支付办法等审核程序做出明确规定，以期规范长期护理保险市场的法制化发展。由于我国是在“未富先老”的形势下进入老龄化社会，城市与农村的二元经济结构以及巨大的老年人口规模决定了我国尚不能建立统一的社会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因此，政府应在法制框架下，通过诸如税收优惠等政策措施，鼓励商业寿险公司积极探索长期护理保险的实施途径。只有如此，才能实现既保障老年人获得更全面的护理服务需求的满足，又保障寿险公司为老年人健康提供服务从而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双赢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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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种解释模式

长期经济波动(长波)也称“康德拉基耶夫周期”，熊彼特最早对其命名并概括为三种周期体系，即在一个康德拉基耶夫周期内还存在着平均大约9年到10年的“尤格拉周期”(中周期)，以及平均大约40个月的“基钦周期”(短周期)。对于中周期和短周期的研究构成了现代宏观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关于长波理论的研究，长期以来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理论研究不足。在经济史研究领域主要是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阶段论呈现出来的，例如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阶段划分，与长波的统计实证研究基本上是一致的。从文献史的角度来看，长波理论研究主要有两个重要阶段:二战前的早期研究阶段，主要代表人物有范•格尔德伦、康德拉基耶夫和熊彼特等;二是1970年代之后的现代研究阶段，这一时期形成了长波理论的三大流派:基于熊彼特创新理论的“技术决定论”，戴维•戈登等提出的以“积累的社会结构”分析为核心的“制度决定论”，以及曼德尔提出的长波理论。

1.技术决定论。该模式源于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的创新理论，主要观点为:

(1)“执行新的组合”、创造新的生产函数是打破静态循环流转、推动经济发展的源泉，但是这些创新(新事象)的出现“不是象人们依据概率原理所期望的那样，从时间上均匀分布，而是，如果一旦出现，那就会成组或成群地不连续的出现”(蜂聚)，从而周期性地打破循环流转的平衡，形成大小不等的经济周期［1］69，72～74，237～253;

(2)长波与基础创新相联系，间断性的基础创新(产品创新)是解释长波的主要变量，其它经济变量如利润率水平、固定资产投资等都是围绕这个变量而变化的;

(3)经济活动的长波显示了资本主义的性质和机制，“每一次长波包含一次产业革命和对它后果的吸收”。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熊彼特将其称之为“创造性毁灭的过程”。19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面临“滞涨”危机，长波理论开始得到复兴。1975年出版的《技术的僵局》是复兴长波理论的代表作之一。在这本书中，门斯继承了熊彼特创新理论的思想、使之现代化，并试图对熊彼特理论的薄弱环节进行补充和发展。门斯关注的是基本创新的前提和环境以及如何推动扩张性长波的产生，并以实证方法研究熊彼特的创新蜂聚假说。另一名荷兰学者范•杜因则综合了熊彼特创新理论和产品生命周期的思想，形成“创新生命周期”概念，即认为任何一个基础创新都要经历引进阶段、增长阶段、成熟阶段和下降阶段，基础创新产品的性质不同，生命周期的阶段也就不同。在此基础上，杜因提出以创新生命周期为基础的长波理论，认为创新生命周期的四个阶段分别对应于长波的复苏、繁荣、衰退、危机四个阶段，并认为不同行业(新行业、现有行业、基本部门)在长波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创新倾向，因而以半个世纪为一个循环的长波主要是由创新生命周期以及与之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决定［3］118～125。另外，在长波理论的当展中，以卡萝塔•佩蕾丝(CarlotaPerez)、克里斯•弗里曼(ChrisFreeman)、弗朗西斯科•卢桑(FranciscoLou)等为代表的学者开创了技术－制度协同演化的分析范式。在《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泡沫与黄金时代的动力学》一书中，佩蕾丝发展出一个技术、经济、制度三者协同演化的模型，探讨了技术变迁及其被吸收的过程如何在经济和制度领域引起变化，推动“技术－经济范式”的形成并掀起发展的“巨潮”［4］2，167～169。在弗里曼和卢桑合著的《光阴似箭》著作中，他们提出了五个准自主社会子系统(科学、技术、经济、政治和大众文化)的共同演化观，“探讨了在一定制度背景和调节方式框架下，研究包括技术创新、结构变化以及经济和社会运动共同演化在内的经济史的方法，并根据一个连续发生的技术革命向经济系统扩散的模型，对过去两个世纪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进行描述。”

2.制度决定论。该理论形成于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称为SSA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戈登、爱德华、鲍尔斯、韦斯科普弗、科茨、麦克唐纳等。SSA学派的长波理论的主要理论观点为:

(1)提出积累的社会结构的概念。该概念最初是由戈登提出，被定义为资本积累赖以进行的外部环境的具体机制和一般制度。这一学派的基本思想源自马克思的论断:“利润决定着积累的进程，而积累反过来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经济增长的速度。”［6］因此，同曼德尔一样，SSA学派也同样认为利润率决定着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速度。但是，它们不再局限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有机构成、剩余价值率的分析方法和概念，而是扩展为决定利润率的外部环境和制度机制，形成“积累受社会机制制约”这一核心思想。

(2)分析社会力量关系。利润率取决于社会中的力量关系，即资本与工人之间的关系、资本家阶级与国外卖者和买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资本家阶级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资本家的力量太大，收入分配偏向资本，就会形成消费不足的危机(剩余价值实现的危机);资本家的力量太弱，剥削率降低、利润停止增长，形成剩余价值生产的危机。戈登等认为这一理论在三个方面发展了传统的理论:一是强调力量关系对于利润率的影响要比对利润份额的影响重要得多;二是强调力量关系在决定获利能力基本条件上的中心作用;三是认为对恢复资本力量所做的努力，比如，通过紧缩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等，因对设备能力利用的消极影响而可能会使劳动后备军扩大，但并不能恢复利润率［6］。

(3)研究了长波与积累的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扩张性长波和收缩性长波的交替运动可用积累的社会结构的变迁来解释，每一个长波都对应着一个相应的制度结构以及由这种社会机制所决定的力量关系。戈登及其合作者将积累的社会结构与长波之间的关系概括为8个方面:①一个有利于资本积累的SSA是扩张性长波的基础和前提;②有利的制度环境导致投资繁荣和经济加速;③投资逐渐达到一定的社会结构和制度框架所允许的极限;④积累速度放慢、经济进入停止阶段;⑤经济停滞，使现行的SSA瓦解;⑥在危机中恢复资本积累的可能性取决于新的SSA的建立;⑦新的SSA由危机期间阶级斗争的性质塑造，但不仅仅取决于阶级斗争的特征;⑧新的SSA与原有的SSA不同，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下一个阶段［7～8］。

3.曼德尔的长波理论。曼德尔的长波思想很大程度上受托洛茨基的早期研究①的影响。在曼德尔看来，资本主义运动的一般规律能够解释从扩张性长波向萧条性长波的转变，但是不能说明后者向前者的转变，因此，对长波上升期和下降期的原因的解释逻辑是不对称的。扩张性长波的特点是:利润增长、加速积累、加速发展。但是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以及资本积累矛盾的加剧，具体条件的变化迟早会使平均利润率衰减、资本加速积累的力量消失，并形成下一个技术革命的巨大障碍，进入收缩性长波:利润退缩、积累逐渐减速、经济发展减速。下降过程是由资本主义的内在机制决定的，马克思提出的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扩大再生产以及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在这里发挥着长期作用。与资本积累中利润率下降的机制不同，使平均利润率突然上涨的因素发生在“危机过程中的资本贬值周期性结果之外”，主要有四个因素:

(1)资本有机构成的突然降低，如资本大量涌入到一个有机构成非常低的领域(或者国家);

(2)剩余价值率的突然增长，如工人阶级严重失败和原子化，从而导致劳动力价格偏低，甚至以低于价值的价格出售;

(3)不变资本因素的价格，特别是原材料的暴跌，从而对有机构成突然下降或在第一部分劳动生产力的革命性进展使固定资本价格暴跌产生重大影响;

(4)由于交通运输新体系的完备、分配方法的改进、股份的加速循环等原因而发生的流动资本周转期的突然缩短。

利润率突然上涨所引起的资本积累的加速很可能是短暂的，在短暂的投资高潮之后，可能继而产生新一轮投资不足。因此，必须还有一种机制使过剩资本的积累被拖入到更大的漩涡中去，在这里不仅发生中等的技术革命，而是要发生大规模的、普遍的生产技术革命。如果几种因素能够引致平均利润率突然上涨，很可能将引发这样一种机制，从而导致广泛的、规模巨大的扩张性浪潮。根据马克思对“机器大工业”的分析，曼德尔认为这种技术革命的决定性因素在于用机器生产动力机械方面:“在能源机器生产和动力机械的机器生产方面的每一次革命，都逐渐使整个经济中的全部生产技术发生了变化，其中包括交通运输体系的技术在内”。正是动力机器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传送机器和工具机器的革命性变化，逐步引起整个社会生产技术的变迁，从而暗示了新积累资本扩大的长期可能性［9］121～156，［10］。根据这些分析，曼德尔认为有事实性标志的长波主要有三个时期，如下表所示。

二、我国学者的研究

我国学术界对长波理论的研究起于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受西方滞涨危机后长波理论复兴的影响，学术界基于我国传统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对长期经济波动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根据相关文献，我国学术界构建马克思主义长波理论主要形成了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本矛盾为分析框架的研究范式。从生产力的发展这一最革命的因素出发，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阶段性适应和动态调整。这些研究构成了我国1980年代长波理论的主流模式，是基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以及传统政治经济基本理论的重大理论创新。1982年张蕴岭发表《西方经济战后发展的转折和长周期波动》，全面分析了1973～1975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特征以及与1873年和1929年危机的共同特点，认为长期经济波动有规律性，这种经济运动形式“根源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基本结果”。促使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经济发生转折性危机并随之陷入缓慢增长的原因在于:

(1)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束缚的矛盾积累深化的结果;

(2)科学革命由高潮转入低潮的影响;

(3)经济结构畸形需要调整［11］。

张荐华在《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长周期理论初探》一文中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出现长周期的根本原因是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和激化，资产阶级被迫在自身利益允许的范围内对生产关系作有限的调整，使资本主义经济在一定时期得以迅速发展，但是随后又不可避免地陷于慢性萧条之中。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科技革命发展的阶段性，构成长周期的物质技术基础。”［12］1984年查汝强发表《试论产业革命》的文章，界定了“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和“社会革命”的涵义及其相互之间的辩证关系，并以产业革命为重点，全面分析了资本主义发展中三次产业革命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的发展演变，并提出以此建立马克思主义长波理论的设想［13］。1988年赵涛出版《经济长波论———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长期波动研究》，这是我国第一部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本矛盾为框架研究资本主义经济长期波动的专著，该书采用主要发达国家的大量统计资料证明了长波周期的存在，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论证了经济长波起因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矛盾运动周期”的观点［14］，是我国构建马克思主义长波理论的重要尝试。除了上述研究外，我国学术界还作了其它探讨。例如，沈华嵩在《论长期波动》一文中，批评了曼德尔用外因解释扩张性长波的原因以及新熊彼特学派用技术革命解释长波的观点，认为康德拉基耶夫所主张但并未展开的资本主义内部机制的解释方法是可以建立在现代科学的基础之上的，提出用傅里埃级数作为联接长周期以及其它周期运行的机制，并通过叠加来说明资本主义经济不同长度的周期波动［15］。金岩石以投资需求的变动作为解决长期波动的关键，试图构建以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为基础、以平均利润率波动为中心的分析框架，用受资本有机构成和剥削率的变动所制约的一定再生产结构的最高增长率所要求的积累结构来解释长波运行机制［16］。

1980年代之后，长波理论的研究进入低潮，特别是随着西方资产著作阶级经济学说的大规模引进，构建马克思主义长波理论的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2001年孟捷的著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以及发表的《新熊彼特派和马克思主义长波理论述评》等文章，对长波理论做了新的探索:

(1)区分了作为经济增长阶段的长波和作为分析性概念的长波之间的不同。认为长波事实上只能作为一种分析性概念来使用，新熊彼特学派的“创新生命循环”的解释模式缺乏一个恰当的理论基础，因此，长波应当被“把握为资本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在新兴主导部门的基础上由以展开的内在时间框架”。

(2)探讨产品创新如何在资本积累的框架内作为解释长波的内生机制。肯定了新熊彼特学派用产品创新的消长解释一般利润率动态的理论贡献，对曼德尔用外生因素解释扩张性长波的看法提出了批评性意见，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萧条引致基本创新”的假说，并考证了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观点———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带来的生产过剩得出产品创新的必要性［17］115～130。

(3)探讨了结合新熊彼特范式和马克思主义范式的、构建新的长波理论的可能性。新熊彼特派和曼德尔的长波的理论共同点都强调了利润率对长波的作用，并认为利润率是资本积累过程的核心因素，但是新熊彼特学派缺乏基于资本积累内在矛盾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的理论则抽象了产品创新这一重要因素，因此，新的长波理论可以考虑在一个全新的利润率动态的理论基础上，将新熊彼特范式与马克思主义范式相结合［18］。在2011年发表的文章中，孟捷进一步提出吸收SSA学派和调节学派制度分析方法构建新综合理论的可能性，认为新熊彼特学派和马克思主义范式有互补性，在马克思主义一派中SSA学派和调节学派的贡献在于:将资本主义经济一般运动规律与具体历史结合起来，发展出一个中间层次的制度分析理论，构建新综合的长波理论范式可能性方向是从技术、经济和制度协同演化的角度，进一步考虑制度对资本主义积累的重要意义［7］。

另外，在长波理论的基础研究方面，我国学者还从具体问题出发做了大量研究。高峰在《“新经济，还是新的”经济长波“?》一文中分析了美国1990年代“新经济”周期性长期扩张的性质，并指出:新熊彼特学派、曼德尔和SSA学派分别强调了技术变量、以利润率为中心的变量和制度变量，三者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相互补充的。如果将投资或资本积累增长速度的变化置于长波分析的中心地位，那么上述三个变量均与投资率的变化直接相关，“经济长波的内在机制，并非取决于上述三种理论所分别强调的某种单一因素，而是由社会生活中与投资直接相关的三类基本因素共同决定的。”［19］许建康在《经济长波论及其各学派分歧的最大焦点》文章中指出:马克思关于危机理论的基本原理包括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以及派生矛盾，但是“不能仅仅停留在恩格斯概括的关于本质关系的抽象形式上”，需要探究《资本论》中马克思所动态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规律的基本方法、基本框架以及具体变化过程，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一般规律的研究包括《资本论》一卷第七篇、二卷第三篇、三卷第三篇，三者分别揭示了剩余价值的生产条件、实现条件和扩大再生产的条件，分别对应于消费不足论、比例失调论和利润率下降论，从而形成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应由此探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长期波动的原因［20］。李民琪、朱安东在《世界利润率长波与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中计算了1855年“核心世界”利润率长波的变动并分析了我国19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高积累率、低利润率的原因，证明了利润率下降的趋势［21］。

三、几点思考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技术决定论强调技术创新的基础性作用，并走向一个以技术、经济、社会、文化协同演化为视角的研究框架;马克思主义长波理论坚持利润率和资本积累的分析逻辑，并由SSA学派发展出一套制度分析框架;我国学者提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本矛盾的研究范式，尽管能够涵盖这两种分析逻辑，但是基本概念过于抽象，缺乏中介性变量和中间机制的具体研究。我们认为，构建马克思主义长波理论应当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依据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探索经济变量之间的具体作用机制及其与历史和现实之间的联系。曼德尔的长波理论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分析框架，但是这一分析框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缺乏技术革命对利润率影响机制的研究(微观层面);

(2)缺乏对于导致利润率突然高涨的各种原因如何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内生发生的研究;

(3)对于不同阶段生产关系如何对生产力发展做适应性调整的研究不充分;

(4)没有将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以及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阶段发展思想吸收进去。因此，长波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创新，应当充分吸收新熊彼特派、SSA学派以及传统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论的思想和观点。除此之外，还应当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关于阶段论和循环论。长波不应当理解为一种重复波，而应当理解为一种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相联系的长期趋势。按照辩证法的观点，资本主义发展表现为商品经济基本矛盾的不断展开，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每一个阶段都在前一个阶段的基础上，使矛盾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加深。因此，我们反对将长波理解为一种简单的循环论，这种论调将资本主义长期发展看作50年左右的单调重复，并期望寻找一种共同遵守的原因和机制，缺乏一种发展的眼光和历史的方法。列宁及传统政治经济学所提出的“阶段论”，是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矛盾出发对生产的社会化趋势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趋势不断加强、矛盾不断加深的正确判断，长波理论不可缺少这一视角的分析。

2.关于单因素论和多因素论。对于长波现象进行单一指标的确认和单一因素的解释，是过于片面地看待问题的形而上学方法。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波动应当理解为资本积累的长期趋势，伴随这一长期趋势的各种经济变量表现为总体的、综合的变动，这并不排除有众多逆趋势的反作用，但是起主导作用的力量在塑造着基本趋势。因此，多指标和多因素的分析比单指标和单因素论更有说服力，这体现了社会科学的基本特征。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的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实，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22］478这句话道出了我们所说的方法的实质。长波显示的不是单一现象和微观时间的趋势，而是资本主义体系整体的涨落，以及资本主义向着更高阶段过渡的必然性。因此，它是综合作用的产物，是多因素联合的结果，是偶然性中的必然。必须强调的是，这并不是说各种因素的作用是平行的、等量的，在分析具体波动阶段时，应当区分本质因素和非本质因素。

3.关于内因论和外因论。内因论主张用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机制来解释长期经济波动。这种观点发端于康德拉基耶夫，在《经济生活中的长期波动》中，他否认长波“是由偶然原因造成的”，认为“长期波动产生于资本主义经济实质所固有的那些原因”，并拒绝为“一种长期波动的适当理论奠定基础”［23］20。外因论则常用偶然的、单因素的、超经济的事件来解释长期波动的原因，在长波理论的早期研究中，黄金生产、战争、货币、食物和原材料等都作为长期波动的原因和解释。曼德尔的“非对称”观点，则主张收缩性长波用资本主义内在机制解释，而扩张性长波用外因来解释。我们认为，应当将资本主义体系作为一个整体、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派生矛盾以及反映这些矛盾的经济变量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解释长波，资本主义的稳定性(而不是走向崩溃)是因为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存在一个广泛的负反馈机制，战争、新市场的开拓、国家干预等都是这一机制的主要组成部分，它们在系统中起着抑制离心力的作用，对资本主义矛盾激化、趋向瓦解的倾向进行反作用，进而推动着资本主义向更高阶段发展。

4.关于技术决定论与制度决定论。在长波理论中主要有两种对立的理论倾向:熊彼特派倾向于技术决定论，而SSA学派更倾向于制度决定论。我们认为，我国学者所提出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作用的分析框架是统合这两种分析倾向的更好的分析范式。在二者的相互关系上，作为生产力的表现形态的技术革命将在一定时间框架内推动作为生产关系表现形态的制度变迁，制度或迟或早必然会对技术做适应性调整。马克思曾经多次对这种关系做过表述，例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成为桎梏，然后又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由于这些条件在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是与同一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所以它们的历史同时也是发展着的、由每一个新的一代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24］567～568，575～576在批判蒲鲁东时，马克思说:“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22］82，83技术变革取决于人类科学探索实践、已经取得的科学技术发展程度及社会经济对科学技术的吸收。制度对技术的反作用是SSA学派对马克思主义长波理论的重要贡献，但将资本主义长期经济波动仅仅用制度的“创造性破坏”解释，未免过于简单。相比较来说，熊彼特派如卡萝塔•佩蕾丝、克里斯•弗里曼、弗朗西斯科•卢桑试图用技术、经济、社会等之间的相互作用构建演化的分析范式，强调社会经济对技术的吸收以及二者之间相互作用，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生反作用辩证机制的理解则更具借鉴意义。

5.关于辩证方法与演化方法。熊彼特派的长波理论经过卡萝塔•佩蕾丝、克里斯•弗里曼、弗朗西斯科•卢桑走向了依据演化经济学方法的综合范式。他们的研究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共同之处在于:

(1)从历史的观点来研究问题，将历史理解为一个过程;

长期范文篇7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实现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科学发展观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为指导，总结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吸取了世界各国发展中的有益成果，深刻分析了传统发展观的弊端，全面揭示了发展的丰富内涵，极大丰富和推进了我们党三代领导集体的关于发展的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坚持发展是第一要义，就是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和“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思想，不断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发展就是在实现工业化、信息化的基础上摆脱贫困，发展就要在实现工业化、信息化的基础上推进社会全面进步。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根本宗旨，把依靠人作为发展的根本前提，把提高人作为发展的根本途径，把尊重人作为发展的根本准则，把为了人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全面发展，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共同进步，推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共同发展，在实现社会全面进步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协调发展，就是要使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各个领域比例适当、结构合理、相互促进、良性运行，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个环节和各个方面相协调。坚持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使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人与自然相和谐，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国家、建设环境友好型国家，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对“什么是发展”、“靠谁发展”和“为谁发展”、“怎样发展”等发展观的基本问题，做出了科学的回答，极大地深化了对人类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与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做出了重大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实现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

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出现的新矛盾新课题，决定了科学发展观对全局工作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也是当代中国的主题。从全人类的角度看，发展是世界范围内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从中国的特殊国情看，发展则是一个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发展观问题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就会对发展的实践产生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影响。当前，中国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中国的发展成就前所未有，中国的发展难题前所未有，中国处在一个发展的重要机遇期，又处在一个发展的矛盾凸显期。我们必须深刻认识我国发展出现的新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分析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深刻把握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形势下我国各项事业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要看到：

第一，我国经济发展由缺乏财力难以兼顾解决长期积压的问题的阶段进入到了一个有较为充裕的财力开始能够解决长期积压问题的阶段。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2.23万亿美元的规模，一举赶上英国和法国，成为全球排名第四的经济体，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1999年，全国税收收入首次突破了1万亿大关，2003年突破了2万亿大关，2005年突破3万亿大关。经济实力的显著增强，为我国的发展奠定了新的历史起点。

第二，我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由能够支撑我国快速发展的阶段进入到了已无力支撑我国进一步发展的阶段。靠粗放型增长方式我国可以实现“三步走”的第一步、第二步战略目标，但不可能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我国2006年国内生产总值仅占世界总量的5.5%，而我们消耗的能源占世界的15%，钢材占30%，水泥占54%。这些数字表明，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在我国已经没有后续空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势在必行。

第三，我国贫富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不协调状况由可以为社会所承受的阶段进入到了社会越来越难以承受的阶段。近年来群体性事件大量增加，规模趋于扩大，手段趋于激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发展不协调已到了非下大力气解决不可的时候。

第四，我国社会矛盾关系由不突出抓好主要矛盾就无法解决非主要矛盾的阶段进入到了不兼顾解决好某些非主要矛盾就难以继续抓好主要矛盾的阶段。虽然，社会事业发展、政治体制改革、资源状况和生态环境问题，相对于我国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的矛盾而言不是主要矛盾，但是这些方面的问题和矛盾在不断激化，成为了严重制约我国发展的瓶颈和薄弱环节。如不投入更大的力量去解决，我们已经难以进一步解决好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这个主要矛盾。当前我国发展的这些阶段性特征和出现的新矛盾新课题，决定了我们必须自觉地、坚定地去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同时也决定了我们能够凭借20多年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经验，贯彻和落实好科学发展观。只有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国才能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巩固已有的发展成就，破解面临的发展难题，创新发展的方式，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科学发展观，不仅是我国当前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要指导思想，而且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

我国要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进而在本世纪中叶实现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仅要解决近30年来快速发展所积累的大量矛盾和问题，还要解决好今后十几年、几十年发展中产生的一系列新矛盾、新问题。解决这些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要求我们必须把以下重要原则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

第一，必须坚持发展的全面性。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必须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具体落实到定量化的指标上，就是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在2000年的基础上翻两番，达到40000亿美元，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这个定量化的指标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标志。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必须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础上，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的全面发展；在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发展的基础上，推进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方面体制改革的配套进行。

第二，必须坚持发展的协调性。我国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由来已久，当前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仍然很大。缩小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解决发展中的不协调问题，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发展的迫切需要。由于我国幅员广阔，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二元结构的特征极为突出，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不平衡的现象决不是在短时期内能够解决的问题。根据有关专家测算，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之前，我国的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扩大的趋势仍将难以根本扭转，而且，由于我国面临着国际上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和在国内缩小城乡、区域差距双重任务所造成的两难选择，实现我国的协调发展将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是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乃至几十代人长期艰苦努力才能实现的目标。因此，坚持协调发展、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是我国发展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

长期范文篇8

(一)模型建立

1.概述

在现实中,保险深度(保费/GDP)随人均GDP增加而增加,但对应人均GDP的不同规模,保险深度的增速不同,在人均GDP较低的阶段,保险深度增速较慢,而后逐渐加快,到了一定阶段之后,增速又逐渐放慢。这意味着,随着人均GDP增加,保费将以一种超越GDP增长的速度增长,在人均GDP较低的阶段其超越幅度较小,而后逐渐加大,到了一定阶段之后,其超越幅度又逐渐变小。换言之,在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保费的收入弹性会发生变化。对于上述情形,使用Logistic模型较为合适,因为Logistic函数所具有的S型特征可以较好地对该现实进行抽象刻画。

Carter&Dickinson(1992)和Enz(2000)建立了一种较为理想的刻画保险深度和人均GDP关系的Logistic理论模型(因根据该模型绘制的曲线呈“S”型,因此以下将该模型简称为“S曲线模型”)。本文将在S曲线模型基础上,利用世界各国保险业和经济增长的大量最新历史数据,估算出世界保险业增长模型。

2.模型表达式

S曲线模型的表达式为:

(二)样本数据

本文选取93个国家和地区过去25年(1980—2004年)的数据作为观测样本。寿险业的观测样本量为1823个,非寿险业的观测样本量为1842个。各国GDP、人口数、人均GDP等数据来自联合国“NationalAccountsMainAggregates”数据库,各国总保费收入、寿险保费收入、非寿险保费收入、寿险深度、非寿险深度等数据来自瑞士“Sigma”世界保费数据库。直接用于模型估计的变量有保险深度和人均GDP。人均GDP数据按照1990年可比价格以美元计价,保险深度数据是相对值(保费/GDP),不涉及价格调整问题。

根据搜集的样本数据,我们既可以不区分寿险业和非寿险业做一个笼统的关于中国保险业的总体估计,也可以分别针对寿险业和非寿险业进行单独的估计。考虑到寿险业和非寿险业各自具有不同的特点,我们决定采取后一方法,分别估计“世界寿险业增长模型”和“世界非寿险业增长模型”,这样的估计应该比笼统的估计更加准确。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我们使用的样本数据中,寿险和非寿险的区分采用欧盟(EU)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标准惯例,将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划入非寿险业务范围。

(三)模型估计结果

表1列出了世界寿险业和非寿险业增长模型的估计结果。

先看寿险业。从寿险深度增速看,在人均GDP达到12753美元之前,寿险深度的增速不断加快;在人均GDP达到12753美元之后,寿险深度的增速逐渐放慢。从寿险保费收入弹性看,在人均GDP达到14626美元处,寿险保费的收入弹性达到最大值1.795,该值意味着人均GDP每增长1%,相应的,人均寿险保费增长1.795%。

再看非寿险业。从非寿险深度增速看,在人均GDP达到3076美元之前,非寿险深度的增速不断加快;在人均GDP达到3076美元之后,非寿险深度的增速逐渐放慢。从非寿险保费收入弹性看,在人均GDP达到7553美元处,非寿险保费的收入弹性达到最大值1.429,该值意味着人均GDP每增长1%,人均非寿险保费增长1.429%。

二、相关变量假设

欲对2006—2020年中国保险业增长进行测算,必须先对该期间中国相关经济变量进行合理假设。与本文分析直接相关的经济变量包括:GDP、保险基准深度比、汇率和价格指数等。

(一)GDP

对于2006—2020年中国GDP的增长预测,虽然众说纷纭,但许多研究还是取得了较为一致的测算结论。刘伟(2006)认为,如果没有极为特殊的国际国内不可控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自然意外发生,从经济增长的可能性来说,预计中国经济增长率2001—2010年平均为8%—9%,2011—2020年平均为7%—8%。

本文对2006—2020年期间中国GDP增长假设三种情形:一是保守情形,GDP年均增长7%;二是中间情形,GDP年均增长8%;三是乐观情形,GDP年均增长9%。在保守情形下,2020年GDP总量为50391亿美元,人均GDP为3451美元。③在中间情形下,2020年GDP总量为57936亿美元,人均GDP为3968美元。在乐观情形下,2020年GDP总量为66526亿美元,人均GDP为4557美元。以上数据均基于1990年可比价格。

(二)保险基准深度比

1.保险基准深度比的含义

“保险基准深度比”(GuidelinePenetrationRatioofInsuranceGPRI)反映一国(或地区)保险业的相对增长水平,具体而言,它衡量的是一国保险深度与相应经济发展阶段上(指相同人均CDP水平阶段上)世界平均保险深度的相对关系。它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分母“基准保险深度”指的是“相应经济发展阶段上世界平均保险深度”,分子“实际保险深度”指的是该年该国实际达到的保险深度。保险基准深度比等于1,意味着该年该国实际保险深度等于相应经济发展阶段上世界平均保险深度,基准深度比小于1,意味着低于世界平均保险深度,基准深度比大于1,意味着高于世界平均保险深度。

需要说明的是,一国保险基准深度比小于1或大于1并不必然意味着该国未来保险增长潜力的大或小,因为各国保险业和经济社会体制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不可一概而论,在进行具体国别分析时,必须根据该国过去一段时期保险基准深度比变化情况和该国国民经济和保险业发展的具体现实,对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合理预测。

2.2020年中国保险基准深度比

中国保险基准深度比可以分解为寿险基准深度比和非寿险基准深度比进行分别分析。根据1980—2005年中国寿险和非寿险基准深度比的变化情况(即总体呈上升趋势,但上升速度逐渐趋缓),并结合目前中国保险业的发展现实,我们构建如下的两期滞后变量模型对中国寿险和非寿险基准深度比的变化情况进行历史描述和未来预测④:

为模型的参数。

表2列出了关于中国寿险和非寿险基准深度比的估计结果。根据这一估计结果,我们可以对2020年中国保险基准深度比作一个测算,测算结果为:2020年中国寿险基准深度比为2.33,非寿险基准深度比为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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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价格指数

在价格指数方面,我们作如下处理:第一,对于1980—2005年期间的历史数据,我们所使用的或者是直接的可比价格数据(如1990年可比价格数据),或者是经过价格指数调整后的可比价格数据。⑥第二,对于2006—2020年期间的预测数据,由于我们重视的是“实际值”而不是“名义值”,所以使用的是2005年的可比价格,这样便于测算中国保险业中长期实际年均增长率,而不是名义增长率。

(四)货币汇率

在货币汇率方面,我们使用两套处理方法:第一是“市场汇率法”,第二是“购买力平价法”。

在市场汇率法下,2005年的换算汇率使用年度市场平均汇率即1美元等于8.19元人民币,2006—2020年期间的换算汇率沿用2005年的换算汇率即1美元等于8.19元人民币。这样的简化处理对于本文研究结论没有实质影响,一是因为本文研究所涉及的关键数据均为相对数据,而非绝对数据;二是因为本文关注的是,相对于2005年基期的情况,2006—2020年期间中国保险业增长趋势如何,所以这样的简化处理有利于剔除汇率波动的干扰影响,有利于揭示中国保险业中长期增长的本质趋势。

三、基于“市场汇率法”的普通测算

(一)2006—2020年中国寿险业增长测算

按照以上思路,我们对2006—2020年期间中国寿险业增长潜力进行了测算分析。表3列出了测算结果。此处对测算过程进行简要说明。第(1)行和第(2)行分别是GDP总量和人均GDP。第(3)行是理论寿险深度,根据上文建立的世界寿险业增长模型测算。第(4)行是测算寿险深度,根据“(3)的理论寿险深度”乘以上文表2测算的“寿险基准深度比”得出。第(5)行是测算可比寿险保费,根据“(1)GDP总量”乘以“(4)测算寿险深度”、并将1990年价格转换为2005年价格得出。第(6)行是2006—2020年期间中国寿险保费的实际年均增长率,根据第(5)行2005年实际寿险保费和2020年测算寿险保费计算得出。

(二)2006—2020年中国非寿险业增长测算

与上述寿险业增长分析类似,我们对2006—2020年期间中国非寿险业增长潜力进行了测算分析。表4列出了测算结果。

(三)2006—2020年中国保险业总体增长测算

在以上中国寿险业和非寿险业增长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对2006—2020年期间中国保险业总体增长潜力进行测算分析。表5列出了测算结果。

从表5测算结果可以看出,在2006—2020年期间,在GDP年增7%的情形中,中国寿险业、非寿险业和保险业总体的年均保费增长率分别为9.4%、9.8%和9.5%;在GDP年增8%的情形中,中国寿险业、非寿险业和保险业总体的年均保费增长率分别为10.7%、11.2%和10.9%;在GDP年增9%的情形中,中国寿险业、非寿险业和保险业总体的年均保费增长率分别为12.1%、12.6%和12.3%。

四、考虑“购买力平价”的修正测算

为了修正“市场汇率法”可能造成的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进而对中国保险业中长期增长潜力的低估,本部分使用一套“购买力平价法”下的各国GDP数据⑦,依据本文第二至第四部分的分析框架,测算2006—2020年间中国寿险业、非寿险业和保险业总体的增长率,然后将其与市场汇率法之下的情形进行比较,并计算两者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以此作为判断2006—2020年中国保险业增长潜力的一个更全面的基础。具体计算结果参见表6。从表6可以看出,正如我们所预期的,在购买力平价法下,不论是中国的寿险业、非寿险业,还是保险业总体,其增长率与基于市场汇率法的测算结果相比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判断2006—2020年中国保险业的增长潜力呢?我们认为,一方面,由于汇率管制等原因,市场汇率法会使中国实际的人均GDP被低估,从而可能低估中国保险业的增长潜力;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区分商品中的可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等原因,购买力平价法会使中国实际的人均GDP被高估,从而可能高估中国保险业的增长潜力;而折中地,市场汇率法和购买力平价法两者的平均,应是一个较为合理的估计。因此我们判断,虽然“市场汇率法”测算的中国保险业增长潜力区间和“购买力平价法”测算的中国保险业增长潜力区间均为可能的浮动区间,但是“市场汇率法”和“购买力平价法”两者平均测算的中国保险业增长潜力区间为更有可能的浮动区间。

具体而言,如表7所示,在2006—2020年期间,在GDP年均增长7%—9%的假设下,中国寿险业年均增长率较为可能的浮动区间为9.4%—18.8%,其中更为可能的浮动区间为12.3%—15.5%;中国非寿险业年均增长率较为可能的浮动区间为9.8%—14.4%,其中更为可能的浮动区间为10.8%—13.5%;中国保险业总体年均增长率较为可能的浮动区间为9.5%—17.6%,其中更为可能的浮动区间为11.8%—14.9%。

用更直观的方式表述,与同期GDP的7%—9%的预期增长速度相比,在2006—2020年期间,中国保险业保持一个比同期GDP高2—4个百分点的增长速度比较容易,保持高4—6个百分点的增长速度也很有可能,但保持高6—9个百分点的增长速度则比较困难,保持高9个百分点以上的增长速度更为困难。

接下来,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对2006—2020年中国保险业增长作一个更为具体的测算。在测算时间上,我们选取2010、2015和2020年三个年份,这三个年份正好是我国“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的末期;在测算对象上,我们选取保费、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三个常用指标。具体测算结果参见表8。

五、结论

本文基于市场汇率法和购买力平价法,通过对大量历史数据的分析,探寻“世界保险业增长规律曲线”,并以该规律曲线为参照,结合中国国民经济和保险业发展的具体现实,量化分析了2006—2020年间中国寿险业、非寿险业和保险业总体的中长期增长潜力。

本文的基本结论是:在2006—2020年期间,在GDP年均增长7%—9%的假设下,中国寿险业保费年均增长率较为可能的浮动区间为9.4%—18.8%,其中更为可能的浮动区间为12.3%—15.5%;中国非寿险业保费年均增长率较为可能的浮动区间为9.8%—14.4%,其中更为可能的浮动区间为10.8%—13.5%;中国保险业总保费年均增长率较为可能的浮动区间为9.5%—17.6%,其中更为可能的浮动区间为11.8%—14.9%。

用更直观的方式表述,与同期GDP相比,在2006—2020年间,中国保险业保持一个比同期GDP高2—4个百分点的增长速度比较容易,保持高4—6个百分点的增长速度也很有可能,但保持高6—9个百分点的增长速度则比较困难,保持高9个百分点以上的增长速度更为困难。

注释:

②尽管回归结果中R[2]的值不高,但对于国际比较研究的模型估计结果而言,从总体的检验看,已是很好的检验结果了。而且,下文对于中国保险业中长期增长潜力的分析,并不单纯基于该世界保险业增长规律曲线,而是同时充分考虑中国国民经济和保险业发展的具体现实。

③根据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预测,2020年中国人口数为14.6亿。数据来源:《中国人口》,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05年11月。

④在滞后期数的选择上我们主要使用AIC判别法,同时结合中国保险业发展现实作辅助选择。使用AIC判别法的理由参见Liew(2004)。该研究认为,在小样本情形下,AIC判别法和FPE判别法比其他方法更适用于模型滞后期数的选择。

⑤此处对YEAR的取值和回归数据时间范围作一个说明。先看YEAR的取值,因为中国保险业从1980年开始恢复,所以我们设1980年YEAR取1,1981年YEAR取2,1982年YEAR取3,依此类推,2005年YEAR取26。再看回归数据的时间范围,中国非寿险业从1980年开始恢复,寿险业从1982年开始恢复,我们将回归数据的时间范围统一限为1982—2005年。之所以这样处理,一方面是考虑寿险和非寿险数据的时间范围的统一问题,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考虑统计数据内涵一致的问题。

长期范文篇9

实现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

深圳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汪开国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深入分析我国的经济社会现状，正确判断国际形势发展的趋势，提出并逐步确立了科学发展观。有人认为科学发展观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为解决某些特定问题的应急措施。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最近组织编写的《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对这个问题有了明确论述，《读本》认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是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

关于发展问题，我们经历了一个较为曲折的过程。新中国建立后，我们以饱满的激情和热情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不仅迅速恢复了因战争影响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而且逐步建立较为完备的国民经济体系。但是，由于指导思想的偏离，经济建设没能始终作为我们工作的中心和主线，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曾盛行一时。特别是“”，对经济建设造成重大冲击，耽误了十多年的发展时间，错过了许多发展机遇。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纠正了过去“左”的做法，把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是我国发展最快的时期，是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但是这个时期也开始出现过分看重GDP、过分看重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规模，直接导致了资源消耗过大、环境破坏严重、老百姓富而有忧等社会问题。这些情况说明，我国的高速发展是以资源的高消耗为代价的。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需要大发展，但绝不是“掠夺”式的发展。

经过多年的实践，特别是经过惨痛的教训，我们对中国的发展问题逐步有了清醒的认识，这就是科学发展观。因此，科学发展观绝不是阶段性的工作和权宜之计，而是我们要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那么，什么是科学发展观的“发展”呢？《读本》认为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和基本要求是坚持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认为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三个方面相互联系、有机统一，其实质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

指导新阶段中国发展的科学理论

深圳市社科院院长乐正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我们党的发展视野进一步拓展，发展思想进一步深化，发展理论进一步完善，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发展的思想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20世纪80年代，当中国人均GDP只有300多美元的时候，社会生产力还非常落后，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相当贫乏，与世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相差极大。在这样的发展阶段，邓小平同志拨乱反正，果敢地提出“发展是硬道理”的英明论断，把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转到改革开放、发展经济、解放生产力上来。实践证明，当年的这一历史性转折，给中国的现代化注入了无穷的动力，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无限生机。中国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持续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空前增强，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大飞跃，中国的国际地位有了举世公认的提升。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的发展成就，研究中国的发展理论，赞叹中国人的发展智慧。

但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也面临一系列严峻的问题。在推进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在一些地方，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社会事业的同步发展，社会公平的有效实现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使我们的发展出现明显的非均衡态势。具体表现在中国的经济增长持续高速发展、综合实力明显增强，物质生活水平明显改善的前提下，一些地方把“发展是硬道理”片面理解为经济增长是硬道理，GDP是硬道理，而忽略了人民对发展的广泛需求，忽略了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全面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结果造成一些领域出现了社会发展失衡、社会差距失控、社会公平失灵和生态环境失调的严峻形势。因此，我们应该理性地分析当前的发展形势，正视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克服片面追求GDP和经济增长速度的发展理念和政绩观，把以人为本的理念贯穿发展的各个领域，把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全面发展作为指导新阶段中国发展的“硬道理”。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在深刻分析并把握我国现阶段发展特征，科学总结我国发展实践，理性判断当前世界发展趋势，积极汲取各国发展的经验教训，借鉴国外发展理论有益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深刻反映了全党对中国发展问题的新认识、新思考和新要求。科学发展观把发展作为第一要义、把以人为本作为发展的核心，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为发展的基本要求，纠正了一些人对发展的认识偏差，进一步完整地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问题。对于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来说，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回答了人们对未来中国的发展之路该如何走的大是大非问题。因此，科学发展观不仅是我们党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而且也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

最近出版的《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为我们学习理解科学发展观的意义、内涵和实践方向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辅导材料，我们应该认真研读，细心领会，把学习掌握科学发展观作为当前全党理论建设的重要内容。富有创新精神的特区人，更要以此为动力，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用发展创新的眼光，把科学发展观落实到特区发展的各个领域，使之成为推进特区创新事业的指导思想和强大动力。新近成立的深圳市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研究中心，将积极推进科学发展观在深圳经济特区的学习研究和宣传，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分析特区发展中面临的各种问题，克服“四个难以为继”的发展瓶颈，树立新资源观，提出解决发展难题的思路和办法。我们将围绕和谐深圳、效益深圳和国际化城市建设的目标，围绕推进自主创新、发展循环经济的“十一五”规划要求，努力探索特区在紧约束条件下发展的新模式新思路，把经济特区的创新发展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人的主体地位的彰显

深圳市委宣传部黄发玉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坚持人民群众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主体地位。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既是一种历史观，也是一种价值观，它使人的主体地位得到了充分的肯定。这是科学发展观与传统的、非科学的发展观的本质区别所在。

作为一种历史观，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的实践主体地位，它所回答的是发展动力和机制问题。经济社会活动，本质上是一种实践活动，谁是活动的实践主体？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人民群众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因此，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营造充分发挥人民群众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尊重个体差异，尊重个人权利，促进社会公平。只有这样，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才能迸发出来，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才会涌现出来，经济社会的发展才会保持生生不息的活力。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强调发展要依靠人民，从根本上解决了发展的动力和机制问题。

作为一种价值观，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的价值主体地位，它所回答的是发展的目的和意义问题。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一种以价值理性为主导的发展模式、文明模式，它把人民群众作为最高的价值主体，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最高的价值追求，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最高道德理想。于是，人成为发展的目的，而不是手段，人的价值得到尊重，人的主体地位得到彰显。正因为人是发展的目的和意义所在，因此必须根据人的需要来决定经济社会的发展。人的需要是全方位的、多层次的，经济社会必须全面发展和全面进步，这样才能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前提和条件；没有经济社会全面、协调的发展，没有建立起一个和谐社会，人的全面发展也就失去了基础和保障。经济社会的发展既着眼于满足人民群众现实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需要，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权益；又着眼于促进人的素质的提高、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以此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正确地回答了发展的目标和意义问题，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目标与发展手段、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社会理想与社会现实的辩证统一。

长期范文篇10

第一章发展背景

第一节发展基础

区面积309平方公里，总人口39.5万人（其中：农业人口7.7万，城市人口31.8万）。2010年全区完成生产总值174.2亿元，地方财政收入2.22亿元。“十一五”以来，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人才工作，大力实施人才强区战略，突出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创新人才发展体制机制，夯实人才发展基础，优化人才发展环境，不断推进人才工作社会化，人才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人才总量逐步增加，创新平台进一步拓展。按区内统计口径截至2010年末，共有各类人才6257人，其中党政人才404人，专业技术人才3976人，企业经营管理人才785人，乡土人才854人。现有省管有突出贡献专家1人，市管有突出贡献拔尖人才4人，区管优秀拔尖人才13人，区管优秀农村实用技术人才8人。人才创新平台进一步拓展，效能明显提升。

人才工作机制初步完善，人才管理更加规范。围绕重点产业和重点项目，积极营造环境，落实优惠政策，加大对各类人才的引进和培养。通过参会招商和组团外出招商等途径，引进项目、资金和技术人才；健全人才工作年度目标责任管理制度，制定考核标准，把人才工作成效作为考核镇街和部门党政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的一项重要内容。进一步建立健全人才工作机构，明确责任，落实人员、经费，促进人才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

人才工作理念不断创新，社会化人才工作格局正在形成。坚持党管人才原则，积极探索以开放、服务和以人为本为核心理念的人才工作社会化方式方法。稳步推进人才选拔、考核和激励保障社会化，最大限度地整合人才资源，发挥人才作用，不断创新机制、拓展领域、激发活力，初步形成了党委统一领导，组织部门牵头抓总，有关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社会化人才工作格局。

当前，我区人才工作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主要是人才的总量、结构和素质还不能很好地适应我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尤其是急需的高层次、高技能、复合型人才比较短缺；各单位之间的人才工作还存在不平衡现象，人才的发展环境还有待进一步优化。

第二节发展机遇

国际国内产业转移步伐加快。国内外劳动密集型、资源集约型产业受资源、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影响，加快向西部地区转移，寻求低成本扩张。我区在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过程中，各类人才将进一步集聚，必将促进我区人才的成长和引进，人才总量进一步扩大，质量进一步提高。

关中—天水经济区规划全面实施。省政府出台意见支持建设关天副中心城市，区作为市主城区，随着经济社会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开放，经济建设快速增长，社会建设将进一步得到完善和保障，将会为我区人才工作带来旺盛的需求。

百万人口特大城市建设加速推进。随着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深入推进，加快建设百万人口特大城市，明确提出综合实力、人民生活质量、生态环境再上新台阶的目标和要求，不断加快老城区改造和承接东扩北上的发展任务，必将为我区人才的发展带来更多新的机遇。

中心城区建设迈上新征程。区十四次党代会提出牢牢把握“经济强、文化兴、民生优、环境好”的中心城区总体定位，精心培植“四大经济增长点”，推动“经济实力、文化建设、民生保障、环境质量、社会管理”五个上台阶，倾力打造绿色、现代、平安、幸福新的思路目标，开启了我区中心城区建设新征程。坚持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创新人才工作体制机制，统筹推进各类人才队伍建设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

第三节发展面临的挑战

人才结构调整加快，对人才服务提出新要求。随着经济成份、利益关系、分配方式和就业方式日趋多样化，整个社会的人才流动率提高，人才结构调整加快，迫切需要提供多层次、多样化人才服务，满足人才优先发展的需要。

人才竞争异常激烈，人才引进难与流失快并存。经济全球化、新技术革命、结构重组三大趋势进一步发展，经济竞争的重点已从投资竞争转向人才竞争。我区由于地处西部欠发达地区，面对发达地区吸引人才的优惠政策，我们既面临高层次人才难以引进，又面临着本地核心、骨干人才不断流失的严峻现实。

人才资源配置方式更趋市场化，适应人才发展的体制机制亟需突破。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全面推进，市场在人才资源配置中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区影响人才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障碍仍然存在，我们必须坚持市场配置人才资源的改革取向，建立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人才工作体制机制，着力营造有利于人才大量涌现、支持人才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

第二章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

第一节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按照《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省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和《市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的要求，坚持“服务发展、人才优先、以用为本、创新机制、高端引领、整体开发”的人才发展指导方针，把人才强区作为推动科学发展的第一战略。以人才培养、引进、使用为着力点，进一步完善人才政策，创新人才发展体制机制，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统筹推进人才队伍建设，充分发挥市场配置人才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为全面建设绿色、现代、平安、幸福的新提供坚强的人才保证和广泛的智力支持。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区人才发展要坚持把解放思想、以用为本、创新机制、高端引领贯穿人才发展和人才工作的全过程。

解放思想，服务发展。把服务科学发展作为人才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根据科学发展目标确定人才队伍建设任务，坚决破除束缚人才发展的思想观念，克服因循守旧、官本位和内陆意识，增强市场意识、开放意识、竞争意识，强化人才优先发展的理念，用科学发展成果检验人才工作成效。

以用为本，推动发展。把用好人才作为人才工作的中心环节，围绕用好用活人才，积极开发人才资源，合理配置人才，优化人才结构，积极为各类人才实现价值提供机会和条件，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创新机制，保障发展。把深化改革作为推动人才发展的根本动力，着力解决人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才的创造活力，使全区创新智慧竞相迸发。

高端带动，引领发展。加大高层次人才引进和培养力度，突出培养造就创新型科技人才，解放科技第一生产力，全面提升人才核心竞争力，带动全区人才队伍建设大发展、大繁荣。

第二节基本原则

——党管人才。加强党对人才工作的宏观管理，着力解决人才队伍建设中的关键问题，把人才用好用活，努力为各类人才干事创业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服务发展。人才工作服务于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围绕支柱产业，大力引进重点领域急需紧缺专门人才，支持以企业经营管理人才、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和高技能人才为重点的人才队伍建设，加快自主创新，抢占发展高地，实现吸引人才、培养人才、留住人才、服务发展的目标。

——市场配置。重视发挥用人单位和各类人才的市场主体作用，加快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人才资源市场，健全人才公共服务体系，促进人才资源合理流动、有效配置。

——统筹兼顾。坚持统筹人才与经济社会发展，有效整合人才资源优势，培养人才与引进人才并重，充分调动各类人才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第三节发展目标

总体目标：到2020年，构建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创新力强、在全市居领先地位、在省内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人才队伍，把建设成为适宜各类优秀人才创业、工作、生活的魅力城区，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人才基础。

人才总量目标

人才队伍进一步壮大。2015年，全区各类人才资源总量达到3.8万人，2020年，各类人才资源总量达到6万人，人才资源占总人口的比重提高到15%以上，基本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人才结构目标

——人才素质全面提高。2015年，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达到18％，每万劳动力中研发人员达到40人年，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劳动者的比例达到25％。2020年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达到26％，每万劳动力中研发人员达到70人年，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劳动者的比例达到36％。

——人才结构进一步优化。2015年，三次产业之间人才比例达到29∶38∶33。2020年三次产业之间人才比例达到23∶32∶45。全区人才的分布和层次、类型等结构趋于合理。

——人才效能显著提升。2015年，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31％，人才贡献率达到34％。2020年，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39％，人才贡献率达到40％。

——人才投入保障有力。2015年，人力资本投资占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16％。2020年，人力资本投资占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20％，基本建立政府、社会、用人单位和个人多元化的人才投入体系，提高人才投资效益。

——高层次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加快培养一批懂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具有较强管理能力的党政领导干部；具有开拓创业精神，能够把本地企业做大做强，把地方品牌推向全国乃至国际市场的企业家；在相关领域成就突出的学术技术带头人和具有高超技能水平的高技能人才。

人才发展环境目标

——人才工作体制进一步成熟和完善。党委统一领导，组织部门牵头抓总，有关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大人才工作格局进一步完善。

——人才政策体系更加完善。建立和完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支撑和推动经济社会率先发展的人才工作政策体系。

——人才机制不断创新。人才评价、选拔使用、分配激励、人才保障机制运转顺畅，人才聚集能力不断增强，营造更具吸引力的人才环境，建立各类人才干事创业的长效机制，人才创业活动指数和群众幸福指数不断提高。

第四节实施步骤

一、夯实人才发展基础（2010－2015年）

2010年-2015年我区人才发展的实施原则：全方位调研奠基，多措施巩固完善，高标准优化管理，通过人才管理协会、人才基金、人才激励机制的建立健全，初步形成有地域特色的人才管理系统，为全区存量人才的良性发展和引进人才的有序流动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为打造西部优质人才资源集聚区，建成人才强区奠定坚实基础。

二、建设西部人才强区（2016－2020年）

在初步形成规范管理、有地域特色的人才管理系统基础上，因地制宜，建立健全符合发展特色和产业方向的人才规范管理系统，全面落实人才发展各项任务，进一步完善人才优先发展体制机制，促进经济发展方式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转变，确保实现人才发展战略目标。

第三章主要任务

第一节加快人力资源能力建设

深入实施科教兴区战略，巩固和发展省级教育强区创建成果，扎实推进“名教师名学校名校长”工程，巩固提高九年义务教育水平，加快中小学布局调整，着力普及高中阶段教育。

加强各类农村实用人才、经营管理人才、高技能人才、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实施“雨露计划、阳光工程”，扎实推进“人人技能工程”，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建立一批人才培训、农民培训和再就业培训基地。到2015年，全区小学入学率达到100%，初中巩固率达到99.5%，全面提高高中教学质量，未升入普通高中的学生普及职业教育。每年完成农民实用技术培训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2.5万人次，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0年以上，新增就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2年。到2020年，全区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就业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4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70%。支持民办、大中专院校健康发展，在蟠龙新区实施中北学院、振华学院、职教中心等教育项目，到2020年，形成年培训5万人次的培训规模。

第二节突出培养造就创新型科技人才

围绕建设关天经济区西部装备制造基地、新兴服务业中心辐射城区及市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探索示范区，在机械设计与制造、信息、物流、金融等领域，加大创新型科技人才培养力度。依托《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建设百万人口特大城市规划，重点吸引一批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加强产学研合作，重视企业工程技术与管理人才的培养，推动人才向企业集聚。到2020年，全区研发人员总量达到1500人年，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力争达到100名。

第三节加快培养引进重点领域急需紧缺专门人才

围绕铁路装备制造、石油机械配套产业、叉车及零部件加工制造等支柱产业，大力引进和培养急需紧缺专门人才，推动传统制造业由加工制造向价值链高端延伸。围绕城市商贸、物流、旅游、房地产、物业管理、审计评估、信息咨询等现代服务业发展，着力引进一批高级管理人才和创新团队，构建现代服务体系。围绕旧城改造和新区开发，着力引进和培养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工程管理等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围绕社会工作、生态建设、环境保护、金融管理等社会事业，加大专业人才的培养，充实人才数量，提升整体素质。到2020年，重点领域和区域专业人才需求得到满足，人才数量充足。

加强对产业、行业、区域人才发展的统筹规划和分类指导，全面掌握全区急需紧缺人才现状，开展重点产业领域和新兴产业人才需求预测，及时急需紧缺人才信息。完善重点领域骨干人才分配激励办法，建立重点领域相关部门人才研发协调机制。

第四节统筹推进各类人才队伍建设

——党政人才队伍按照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要求，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以提高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为核心，以科级以上领导干部为重点，建设一支政治坚定、勇于创新、勤政廉洁、求真务实、奋发有为，善于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高素质党政人才队伍。到2020年，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干部占党政干部总数的92%以上。

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强化坚定信念、注重品行、科学发展、崇尚实干、重视基层、鼓励创新、群众公认的用人导向。扩大干部工作民主，拓宽选人用人渠道，提高干部工作科学化水平。继续实施促进科学发展的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办法，建立健全党政干部岗位职责规范及能力素质评价标准。完善党政人才分类管理制度，加强干部监督管理。加大领导干部交流力度，推进党政机关重要岗位干部定期交流、轮岗。

——企业经营管理人才队伍根据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企业改革发展的需要，以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企业竞争力为核心，以高素质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为重点，加强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培训，完善年度薪酬管理、协议工资制度和股权激励制度，健全市场和出资人认可的人才评价体系，培育和引进一批战略企业家、优秀企业家团队和优秀企业家后备人才，加快推进企业经营管理人才职业化、现代化和国际化。到2020年，企业经营管理人才达到7000人，形成一支以驻区重点企业和非公经济组织经营管理人员为主的充满活力的人才队伍。

——专业技术人才队伍以提高专业水平和创新能力为核心，以高层次人才和紧缺人才为重点，引导党政机关、科研院所专业技术人员向企业、社会组织和基层一线有序流动，统筹推进专业技术人才职称和职业资格制度改革，建设一支以教育、文化、卫生、农林、水利、工业等方面的人才为重点的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的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到2020年，专业技术人才总量达到2.3万人左右。

——高技能人才队伍适应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需要，以提升职业素质和职业技能为核心，以技师和高级技师为重点，完善以企业为主体、职业院校为基础、学校教育与企业培养紧密联系、政府推动和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技能人才培养培训体系，建立完善技能人才评价体系和评选表彰制度，切实提高高技能人才经济待遇和社会地位，建设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技艺较高的技能人才队伍。到2020年，技能人才总量达到1万人，其中技师、高级技师总量达到4000人左右。

——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围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发展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的需要，以增加总量、改善结构、提高能力为目标，以农村实用技术带头人和农村生产经营型人才、技术推广人才为重点，培养大批生产能手、经营能人、能工巧匠等实用人才，着力建设一支适应我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到2020年，全区农村实用人才增加到7000人。

——宣传文化人才队伍以提升素质、优化结构、发挥优势为核心，以宣传文化领军人才、文化产业经营管理人才和文化专业技术人才为重点，积极引进和培养影视传媒、创意、会展、演艺、广告等现代服务业人才，充分利用文化资源优势，加快文化产业开发人才集聚基地建设，满足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需要。到2020年，全区宣传文化人才总量达到6000人，其中，本科以上学历人员占75%以上。

——社会工作人才队伍适应建设新中心城区的需要，以中高级社会工作人才为重点，加快建立一批社会工作培训基地，推进公益服务类事业单位、城乡社区和公益类社会组织建设，加快培养一支职业化、专业化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到2020年，社会工作人员总量达到6000人，其中具有专业技术职称和社会工作职称的人员达到2000人。

第四章重点工程

第一节创新人才培养工程

以关天经济区发展规划的全面实施为契机，依托市教育资源，重点培养一批善于组织重大科技项目、掌握科技发展和科技人才成长规律的学科带头人和科技管理专家，发挥其带动示范作用，在自主知识产权技术研发和技术成果推广应用等不同领域，形成一批具有不同专业背景和专业结构，老、中、青相结合的创新型人才队伍。有计划的在区属事业单位选派一批中青年专业技术人员到高校进行轮训或定期培训，提高现有专业技术人员工作水平，设立人才基金，实施科技创新项目，吸引一批创新型科技人才在我区投资创业。

第二节基层人才援助工程

围绕推进城乡一体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全面加强基层人才队伍建设。实施农村基层和中小企业大学生吸纳储备计划，充分发挥到村任职的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服务西部大学生志愿者和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特岗教师的作用。实施农村基层人才队伍振兴计划，切实加强农村教师队伍、乡镇医疗卫生队伍和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进一步搞好科技、卫生、文化“三下乡”活动。充分发挥好农业专家服务团和创业指导专家团的作用，引导和鼓励人才服务基层。

第三节党政人才提升工程

提高干部学习培训的针对性、实效性，丰富选派任职、外出参观、轮岗交流、专题学习等多种形式，加强对学习建设和培训效果的考评，确保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知识素质和党性修养得到全面提升。拓宽选任渠道，大力推行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等干部选用方式，大力选配紧缺专业的领导干部，加强对综合素质高，协调能力强，干事愿望迫切的年轻干部、后备干部、女干部、少数民族干部、非中共党员干部培养选拔工作。把学历教育和实践锻炼相结合，有计划地引导和安排年轻干部到高等院校脱产或在职培训，到基层和生产建设第一线，经受考验，接受锻炼，增长才干。到2020年，全区领导干部后备人选稳定在200人左右，研究生以上学历占20%，形成以36-45岁为主体的梯次干部结构，使全区党政人才队伍素质能力得到显著提高。

第四节企业经营管理人才聚集工程

围绕提高我区企业核心竞争力，培养造就一批具有现代经营管理水平和社会责任感的优秀企业家，能够引领非公经济发展的民营企业家和具有职业素养、创新精神、市场意识和经营管理能力的职业经理人；加快培养一批企业自主创新急需的战略规划、资本运作、科技管理、项目管理等方面的复合型经营管理人才和政治坚定、熟悉企业管理、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党群工作者。到2020年，实现全区企业经营管理人才队伍总量较大幅度增加，结构明显优化，综合素质显著提升，基本形成一支适应我区二、三产业经济发展需要的高层次企业经营管理人才队伍。

第五节农村实用人才培养工程

由区委组织部牵头，区科技局、区农业局等单位分工协作，通过开展“农村实用技术人才培养工程”等活动，为我区发展观光农业、设施蔬菜、干鲜杂果、蓄牧养殖等特色农业培训一批实用人才，发挥“培育一批能人、带动一方百姓、搞活一域经济”的人才效应。根据财力情况安排农民素质教育经费，从支农资金中提出10%—15%设立农民教育基金，专门用于发展农民教育。积极整合现有教育资源，努力争取国家“雨露计划、阳光工程”等培训项目，多渠道、多层次地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就业技能培训，以培训促输出，使劳动力逐步实现由“体能型”向“技能型”、“智能型”转变。

第六节高技能人才带动工程

大力推行高技能人才校企合作培养制度，加快区内高技能人才的发掘与培养。制定引进和培养高技能人才的相关政策，推动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带动初、中级技能人才队伍梯次发展。到2020年，全区建立三个以上的农业创业园和创业基地，创新型企业人才总量达到3000人，建立激励机制，进一步加大对高技能人才的表彰奖励力度。

第七节人才理论和管理创新工程

围绕为人才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技术保障，在人才培养、选拔、管理、使用、激励、保障和评价等方面加大理论研究、机制体制研究和对策研究，构建具有特点、反映时代要求的系统化、科学化、流程化、标准化的人才工作体系。紧跟新型人才管理体制改革理论最新成果，建立人力资源管理评价机制，培养一批高水平的人才发展理论和应用研究人才队伍。围绕人才发展战略目标，充分发挥各级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文联等群众团体的作用，大力发展人才中介组织，加快构建人才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支持各类学会、协会健康发展，为人才成长提供良好的学术交流平台。

第五章促进人才发展的若干政策

第一节实施更加优惠的人才引进政策

进一步优化人才引进政策，破除各种影响人才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障碍，创造更加宽松的人才发展环境。加大对人才发展投入，确保教育、卫生、科技投入和支出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将人才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由财政每年拿出50万元，用于人才工作运转。建立人才开发专项资金，由区财政每年预算列支100万元，用于人才发展重大项目的实施和高层次人才、急需紧缺人才的培养、引进。对我区引进的进入国家“”的海外人才，进入省“百人计划”的高素质人才，进入市“2155”计划的优秀人才，由区财政分别给予每人10万元、8万元、5万元一次性资助。同时，对企业引进的高层次人才（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和国内外相应层次重要人才），经区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同意，所需费用由区财政按50%予以补贴奖励。积极培养和引进医疗卫生、城建规划、工业、农林水利等专业技术人才，为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撑。支持鼓励区属企事业单位和非公企业引进高学历、具有高级职称的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妥善解决户籍，子女就学，就业等实际问题，用人单位、主管部门可配套其他资金，用于改善引进人才的工作生活条件。

第二节加大存量人才开发培养力度

继续加大全区有突出贡献拔尖人才的选拔力度。对在农村基层和艰苦边远地区工作的人才，在工资、职务、职称等方面予以倾斜，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每三年开展一次全区性技能竞赛和技能人才评选表彰活动，对我区在全国、全省、全市专业技能竞赛中获奖的高技能人才，予以重奖并逐年提高奖励标准。把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人才的开发纳入人才发展规划，支持人才创新创业的资金、项目、信息等公共资源向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人才平等开放，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人才平等参与人才宣传、表彰、奖励等活动。突出急需人才和创新人才的培养，对有培养潜力的中青年人才，选送到经济发达地区进行短期进修和挂职锻炼，依托国家重点高校，培养有前途和发展潜力的企业管理人员。加强公务员任职培训、知识更新培训，鼓励公务员在职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提升学历教育水平。每年在全区机关事业单位干部中，有计划地选派一批年轻干部到高校、科研院所深造学习。

第三节有效整合科技人才资源

统筹推进科技资源改革，加大科技人才资源和体制、机制、政策支撑力度，有效整合各类科技人才资源，加快产学研用一体化，引导科技人才资源向企业和产业聚集，推动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为各类人才提供资源共享的信息服务平台。加快建设一批工程技术中心、企业技术中心，促进公共科技资源使用的社会化，构建自主创新的服务平台。加强对科技研发、技术创新、产业发展等各项资金的统筹使用。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配置相结合，依托园区经济，培育和引进高层次创新人才，使园区成为聚集人才的洼地。

第四节大力推动人才创新创业

扎实开展以“百姓创家业、能人创企业、干部创事业”为主题的全民创业活动，研究制定土地、工商、税务、金融、服务等方面支持人才创新创业的政策措施，制定服务和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专项政策，建立健全支持人才创业的金融服务体系，充分发挥政府资金作用、吸引和带动社会资本进入创业投资领域，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发展非公经济，进一步激活蕴藏在民间的创业、创新、创造活力，提高非公经济的贡献份额。鼓励人才在我区创办兴办企业，在土地使用、工商注册、科技信贷、税收服务、政府采购等方面予以政策倾斜。加强创业信息跟踪分析，实现创业信息资源共享。大力开展创新创业培训，打造创新创业平台，提高创新创业成效。

第五节促进区域人才协调发展

围绕《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实施和城市发展规划，完善人才交流和挂职锻炼制度，扩大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领导人员跨地区、跨部门交流任职，营造开放的用人环境。完善从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选拔人才的制度，健全党政机关人才向企事业单位流动的社会保险衔接办法。鼓励支持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经批准辞职创办企业，到基层从事社会服务，制定完善优秀人才到农村和中小企业就业创业的扶持办法，及公职人员到基层服务和锻炼的选派办法，建立城乡人才服务制度。发挥驻区大中型企业和大中专院校的资源优势，培养更多人才，使成为区域性的人才培训基地，为区域人才协调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第六章保障措施

第一节完善人才工作领导体制

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完善以区委书记为组长，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区委常委、组织部长为副组长的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组织部门牵头抓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综合管理，宣传、统战、财政、教体、工信、商务等区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各司其职、密切配合，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人才工作格局。制定完善党管人才工作实施意见。党政领导要树立强烈的人才意识，善于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团结人才、用好人才、服务人才。建立健全各级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人才工作目标责任制考核办法。建立常委会听取人才工作专项报告制度，进一步完善党委直接联系专家制度，落实重大决策专家咨询制度。健全完善区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工作制度，加强人才工作组织协调和人才工作队伍建设，完善科学决策机制、沟通协调机制和考核督查机制，形成统分结合、上下联动、协调高效、整体推进的人才工作运行机制。落实区委组织部门人才工作牵头抓总职责，重点做好战略研究、总体规划制定、重要政策统筹、创新工程策划、重点人才培养等工作。强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对政府人才工作的组织管理，切实发挥在人力资源开发、就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人力资源市场建设、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职能作用。发挥各级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培养、吸引、使用人才的主体作用，以及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文联等人民团体和各类社会组织的辅助作用，动员全社会力量协调一致做好人才工作。

第二节改进人才管理方式

完善政府宏观管理、市场有效配置、单位自主用人、人才自主择业的人才管理体制。按照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推动政府人才管理职能向创造良好环境、提供优质服务转变，运行机制和管理方式向规范有序、公开透明、便捷高效转变。分类推进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以建立健全聘用制度和岗位管理制度为重点，进一步完善权责清晰、分类科学、机制灵活、监管有力的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制度。遵循人才开发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充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企业建立基于自身发展战略和适合企业特点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和制度。按照健全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完善聘用制度和岗位管理制度，建立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人事制度，全面落实单位自主用人的人员管理体制。进一步规范行政行为，消除不利于人才发展的行政性限制和干预，规范人才评价、流动、使用等环节中的行政审批和收费事项。

第三节创新人才培养开发机制

以提升素质和创新能力为核心，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健全人才培养开发机制。围绕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建立人才资源储备库，坚持刚性与柔性相结合，高端人才与基础人才相结合，做好各类人才资源及信息的储备。积极整合教育资源，依托重点院校、重点企业、重点工程、重点项目，采取交流讲学、合作研究、项目委托、共同开发等多种形式，逐步建立规模较大、专业齐全、层次较高、整体优化的人才培养机制，完善人才培育体系。充分发挥教育在人才培养中的基础性作用，强化基础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统筹规划继续教育，坚持学历培训和技能培训相结合，着力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注重在实践中发现、储备和培育人才，构建人人能够成才、人人得到发展的人才开发机制。

第四节创新人才评价发现机制

建立以岗位职责为基础，以品德、能力和业绩为导向，科学化、社会化的人才评价发现机制。完善人才评价标准，拓宽人才评价渠道，改进人才评价方式，提高人才评价考核的科学化水平。完善以群众评议为基础、部门领导评鉴为主导的公务员考核制度，建立符合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要求的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分类建立事业单位人员绩效评价制度，建立重在业内和社会认可的专业技术人才评价机制。完善职业资格制度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加强政府对职业准入资格的规范管理。建立健全技能人才和农村实用人才评定机制，完善相应的考核实施办法。建立在重大科研、工程项目实施和急难险重工作中发现、识别人才的机制。

第五节创新人才选拔任用机制

按照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则，创新人才选拔任用机制。改革人才选拔使用方式方法，科学合理使用人才，促进人岗相适、用当其时、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形成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充分施展才能的选人用人机制。完善党政人才选拔制度，探索公推公选等选拔方式，坚持和完善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制。推行和完善党委讨论决定任用重要干部票决制。健全事业单位领导干部委任、聘任、选任等任用方式，全面推行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竞聘上岗和岗位管理制度。健全完善特聘专家、“首席技师”等高层次人才和高技能人才选拔管理使用制度。

第六节创新人才整合配置机制

建立政府部门宏观调控、市场主体公开竞争、人才自主择业的人才资源配置机制。整合社会各类人才和劳动力中介服务组织，规范专业性、行业性人力资源市场。把区人力资源市场建设成省内一流、面向国内外的人力资源市场。加强政府对人才流动的政策引导和宏观调控，引导人才向基层流动，改善人才区域结构和基层人才匮乏状况，促进人才合理分布、有效配置。完善政府人才公共服务系统，建立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制度。大力发展人才服务业，积极培育专业化人才服务机构。完善高层次人才、急需紧缺人才引进“绿色通道”机制，大力引进国内外高层次人才。完善人事争议仲裁，维护用人单位和各类人才的合法权益。加强对人才公共服务产品的标准化管理，支持各类人才机构开发公共服务产品。

第七节创新人才激励保障机制

完善分配、激励、保障制度，建立健全与业绩、能力相适应、鼓励人才创新创造、充分体现人才价值、有利于保障人才合法权益的分配激励机制。统筹协调相关单位和企事业单位收入分配，稳步推进工资制度改革。完善知识、技术、管理、技能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办法，健全各类企业人才激励机制，推行期权股权等中长期激励办法，重点向创新创业人才倾斜。根据人才门类、规模、影响力设立评量科学、认定规范、选拔严密的人才队伍奖评体系，分层设立“省、市、区有突出贡献优秀拔尖人才”、“拔尖人才标兵”、“后备拔尖人才”等称号，作为人才职务调整、职称晋升优先考虑的主要依据，稳步提高技能人才待遇。调整规范各类人才奖项设置，健全以政府奖励为导向、用人单位为主体、社会力量参与的人才奖励体系，加大对关键岗位和有突出贡献人才的奖励力度。通过人才管理协会专家评审、委员会评定，根据成绩格次、门类派别，每三年奖励一次成绩优异的拔尖人才。鼓励支持和重奖在国际国内获得殊荣的各类人才。实施知识性财产保护政策，完善国家资助开发的科研成果权利归属和利益分享机制，在科技成果的技术转移和知识型财产的产权交易中保护科研人员和财产所有者的利益。制定支持个人和中小企业发明创造资助办法，鼓励创造知识型财产。建立专利技术交易市场和信息平台，加大知识产权宣传普及和执法保护力度，建立健全有利于知识产权保护的社会信用制度。研究制定人才补充保险制度，支持用人单位为各类人才建立补充基本养老、医疗保险。扩大农村、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人才的社会保障覆盖面。

第七章规划实施

第一节加强对规划实施工作的领导

区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区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2010-2020年）》实施的统筹协调和宏观指导，区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规划的具体组织实施。制定规划的分解落实方案，明确相关单位各阶段目标任务和年度实施计划，建立规划实施的人才投入保障机制，确保人才发展重点工作顺利推进。各相关单位要把制定实施人才规划纳入工作总体部署，形成推进规划实施的整体合力。

第二节建立健全人才发展规划体系

区人社局、农业局、科技局、教育体育局、卫生局等职能部门要以本规划为指导，结合职能特点和发展实际，编制出本行业、本系统以及重点领域的人才发展规划，建立健全规划实施监测评价体系和落实情况，协调规划落实；建立健全人才工作目标责任考核制度和办法，形成全区人才发展规划体系。

第三节加强人才工作基础性建设

大力加强对人才工作的投入力度，加快人才工作资源整合，为人才工作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和资金支持。立足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将年度人才计划与中长期发展规划相结合，增强规划的可操作性。加强人才统计工作，建立人才资源统计和定期制度。推进人才工作信息化建设，健全人才信息网络和数据库。加强人才理论研究工作。加强人才工作队伍建设，健全人才工作机构，加大人才工作队伍培训力度，提高人才工作队伍的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