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员国庆优秀征文

“电厂广播站，现在开始播音”。这是30年前我上班后每天都要说的第一句话。

那时，我刚刚结束农村插队生涯，随百万知青返城的潮流，没有回到西安，被招工进了电厂。进了电厂，没有分到火热的车间，而是经过领导的反复考察后，被挑选到宣传科广播站工作。工友们笑称我是“王广播”。

我心想，学农我是认认真真地学了。学工嘛，在这“科学的春天”里到工厂去学一门技术，那多神圣啊！现在泡汤喽。你看，这都是广播给闹的。

新鲜和好奇过后。领导和师傅无数次的告诫我：“广播站是厂里最重要的宣传阵地，说大了，反动分子发动政变或进行破坏活动，都是抢先占领广播阵地，说小了，厂里的大事小情也都要靠广播，所以，在这个岗位工作，普通话标准，声音好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政治觉悟要高，责任心要强，不能有丝毫的大意”。师傅还告诉我：“72年现场发生的9.28着火事故，就是靠着广播，才得以及时组织起众人开展扑救工作的。”广播太重要了，我暗下定决心，不敢懈怠，要尽快完成从知青到合格的“王广播”的角色转变。

我工作的阵地广播室有两个。一在厂区，一在福利区。两地相隔3公里，我整日骑自行车奔波其间。全身心的投入到每天7遍上下班鸣号，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广播宣传科和基层通讯员送来的稿件。那时，高音喇叭遍及厂区和住宅区各角落，全场职工已习惯依赖广播鸣号掌控作息时间，起床号、预备号、上班号、下班号都要精确到秒。处处感到半军事化氛围。为此，我把“电厂广播站，现在开始播音”不知私下里念了几万遍。公务员之家:

那个年代，电视是奢侈品，电话也只配备到厂长、总工的办公室。厂里召开中层干部会议等各种通知也都要靠广播来完成。实时播出的稿件稍不留心打一个绊子，都会影响广播在人们心目中的正确性和严肃性。二三十年前由于我的失误发生的事情，至今都记忆犹新。一次，睡梦中的我看错了时间，半夜4点半就鸣放了起床号，导致许多正在熟睡的职工半夜起了床；一位厂领导按常规起床后，打开收音机收听每天6:30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收音机里除了呲啦声什么节目都没有，他才意识到号放错了。不久，同样的差错又犯了一次，时针分针打了个颠倒，13:05分当成14：10分提前55分钟鸣放了预备号，就这样夏季短暂而宝贵的午休时间被我剥夺了，那次，连班车都将错就错提前发了车。还有一次，办公室送来的关于召开中层干部会议的通知忘记开音量开关，未能传播出去，导致那次会议许多干部未能参加，厂长大发雷霆。还有一次，播送一片表扬稿时念错了一个职工的名字，一名职工硬是堵在广播室门口，等我出来后当面更正我的错。当然，每一次差错都逃不过领导严厉的批评和职工群众负面的议论。这些经历让我深深的感到，师傅的话绝不是危言耸听，广播站的工作还真的来不得半点差错，一丁点失误都会象声音一样被功率放大器扩散并成倍成倍的放大而且无法挽回。粗心大意真害人，性格粗放的我，只能更加小心的从事工作。失误引发的教训转化为压力，我开始经常做梦，内容几乎千篇一律，出错和自责。

八十年代初，广播依然是除简报之外最重要的宣传工具。记得，厂里实现了第一个安全生产一百天的那晚，为了让全厂职工第一时间听到这一好消息，老厂长来到一期厂区行政楼的广播站，数秒等待那一刻的到来，夜晚12时整，老厂长怀着激动地心情，面对广播亲自向全厂职工报告实现百天安全生产的特大喜讯。

八十年代中期，随着百万电厂的建成，广播的覆盖面更大了。一期厂区、河东区、一期福利区、二期福利区、二期厂区直至水灰分场。

广播站也从一期厂区和河东区集中撤并到新厂区行政楼。更新了大容量的功率放大器，户外安装的高音喇叭被撤掉，换上了声音柔美、质量优良的音柱。广播站的线路维护由当时的电气分场通讯班承担，罗敷地区风大，四十多只音柱加之数公里长的广播线路经常被大风刮断，维修很频繁。许多年来，接到通知，通讯班从班长到班员都会放下手头工作，第一时间检修恢复广播线路。及时保障广播线路的畅通。那些年里，沿罗敷河岸架设的进山线路遭遇几次山体滑坡被石块掩埋，厂党委都发动人马协助配合，及时抢修。从中可见，广播站独有的特殊功能及其地位的重要和厂里对其重视的程度。

今天，人们有了手机，电话配备到了班组。厂里有了新闻中心，电视、报纸、网络、广播不再一枝独秀。我也从广播员转到电视编辑的工作岗位。

如今，人们不在依靠广播而活着。哪一种媒体也不能左右人们的思想。每一个人都在随时随地采用多种方式获取信息而真切地活着。只是，每在编看电视节目时，当主持人手持话筒高声宣布：“这是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我的喉咙就不停的蠕动，发出：“电厂广播站，现在开始播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