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节科学民主的演讲稿

时间:2022-04-20 04:58:00

青年节科学民主的演讲稿

今天下午有机会跟大家在一块儿交流学术问题和思想见解,我感到很高兴。我要讲的主题是“五四先哲对科学和民主要义的洞见”,这个题目是周雁翎老师点的,他让我讲一讲五四时期关于科学和民主的观点。恰好,在五四新文化运动80周年前夕,记得是在**年末或1*9年初,我应沈阳一家出版社之约,就这个论题写了三万余字的长篇论文,后来因为出版计划告吹,一直没有机会发表。直到2001年,才在安徽的《学术界》杂志第3期和第4期连载。大家不需要记笔记了,这篇文章收录在你们北大那个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网站上,还有我的一些相关文章。如果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查阅。因为时间关系,我在这里只能给大家讲一讲要点。

大家知道,中国的,实际上是一个新文化运动,是一个思想启蒙运动,也是中国文化现代化、思想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肇始。提起文化这个概念及定义,的确众说纷纭,但是它的内涵、它的层次,人们的意见基本上还是一致的。文化有三个层次:一是器物层次,二是制度层次,三是观念层次——就是思想、习俗、传统、意识形态、价值观、心态、国民性之类的东西。有了这个前提,我转而讲一下中国的现代化问题。中国的现代化与西方不同,不是原发的,而是后发的,跟西方现代化的历程正好相反。西方现代化的历程是从观念层次开始的,比如说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启蒙运动,是以观念形态为先导的,是从思想启蒙开始的。先启蒙你,开导你的思想,然后过渡到制度层次,比如说英国光荣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最后进入到器物层次,比如说产业革命或工业革命。这是大方向,是总的路线,可能有一些细节上的交错,但是一般趋势是这样的。但是,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却反其道而行之。这是落后国家面对现代化的挑战,从本能反应到自觉应对的一个很自然的过程。人家洋枪洋炮打进来了,中国人看到洋枪洋炮比大刀长矛厉害多了,所以就搞洋务运动,开矿山、办工厂、造机器、制枪炮。得搞这些东西,不搞就得吃眼前亏,怎么能行呢?谁料甲午一役,堂堂大清国的装备现代化水师,却吃了大败仗。国人傻眼了,洋务好像也不是灵丹妙药,救不了中国。反思反思,中国之所以强大不起来,原来跟制度有关系。于是,随之。变法变不动,辛亥革命接踵而来。孙中山搞的这个革命,是制度层面上的变革,大清王朝变成了共和国。中华民国成立了,长时间徒有其名,军阀混战、封建割据乃至复辟绵绵不断。一看,事情就这样明摆着:制度层次的变革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虽然皇帝被赶下台了,但是一些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和落后的文化心态还是根深蒂固的,弄得共和体制只是个空架子。怎么办?当时,一些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看到,西方之所以发达兴盛,主要有两个法宝:一个是民主,另一个是科学。他们就这样举起了“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两面大旗,在中国掀起了一场启蒙运动,这实际上是一个企图使文化和思想现代化的运动。

我在这里所说的,不是专指**年那一年,我用的是一个泛时间概念。严格讲来,应该是一个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从*14年中国科学社成立,或者说从*15该社出版《科学》杂志,还有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起始,到**年科学与人生观大论战结束。或者,也可以说是**年前后三四十年的时期,都可以算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在中国的现代史上,新文化运动的意义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这是一个各种社会思潮激烈交锋的时代,是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的时代,是中国思想现代化的源头。后来,70年代提出的四个现代化,我们在改革开放时期搞的现代化,也就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主要是物的现代化。我们提及的科学技术,心目中意指的是技术,高官名人说科学是生产力,老百姓说科学是财神爷,就是把科学混同于技术,当作器物看待。因此,我们通常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是器物现代化,是器物层次的现代化,而没有强调制度层次的现代化,甚至没有提到思想的现代化、观念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而这才是现代化最根本、最深层的东西。当然,在近20多年,我国现代化的成就是显著的,大家也看得到,但是制度层面的现代化,尤其是观念层面的现代化步履艰难,拖了器物现代化的后腿,这也是事实,明眼人心理都很明白。

在现代社会,人的现代化和思想的现代化是最根本的现代化。你们都知道,海湾的石油国家是挺富裕的,钱很多,不费太大的气力就能买一个“现代化”,你能说它们是现代化的国家吗?物质的东西,的确是现代化了,但是相当多的人的思想,还停留在一种很过时的、很落后的理念上。在五四前后,国人对科学、民主的意识是很淡薄的,有的只是无知和误解。不仅科学知识在国人里面不普及,包括对科学的整体看法也很差劲,看不到科学的真精神,看不到科学的真谛。当年,科学社的创始人之一任鸿隽留洋回来一看,不光是老百姓,就是饱学之士,对科学的理解也相当浅薄,把科学看作是奇制和实业的代表,是变戏法的,开工厂的。另外把科学看成跟中国古人做文章、做八股文章一样的事情,只不过题目不同而已,不知道科学要用仪器、用试管来做实验的,要运用数学来推导和计算的。对于科学的看法有很多误解和曲解,把科学看得很浅薄。正像梁启超所说的,一是把科学看得太低、太粗了,把科学看作艺和器。二是把科学看得太呆、太窄了,不了解科学的性质,只知道科学的结果有用,不知道科学本身的精神价值,以为科学就是实业,就是讲科学,也仅在实用上考虑。三就是把科学看得太势利了、太俗了,以为科学使得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科学闹得社会不得安宁,还闯下了战争的祸害。一句话,对科学多有误解,很有偏见。

但是,五四先哲就不一样了。我所说的五四先哲,指的是五四时期一些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他们相当一部分有国外留学的背景,所以对外国的现代化,对外国的科学、民主制度比较了解,而且他们毕竟是从中国本土出去的,对中国的国情也比较熟悉。两相对照,中国的各种弊端就看得一清二楚了。同时,他们也找到了救治中国痼疾的良药,这个良药就是科学和民主。

我首先讲一下五四先哲对科学要义的洞见。

第一,对科学的内涵、外延、特质的认识。五四先哲尝试给科学下一个比较确切的定义。陈独秀认为,科学是对于事物的概念,是综合客观的现象、诉诸主观的理性而不不矛盾的概念。梁启超从广义上解释,把有根据、有系统的真知识叫做科学。任鸿隽强调,科学是由近代的事实之学和实验之学发展而成的,是有条理的学术。还有其他人物也持有类似的看法,这抓住了科学的主要的方面。当然科学还有其他的内涵,比如说他它是研究活动、一种职业的研究活动,另外它也是一种社会建制,这方面他们论述得少一些。这是历史的局限,要知道,科学的建制化当时在中国刚刚开始。他们认为,科学是一种系统的知识。注意“系统”二字,常识也是知识,但是常识不是科学,因为它不成体系,容易被表面现象迷惑,自相矛盾之处颇多。你看到太阳从东边出来,转个圈子,到西边落下,这是常识,但是科学说这是地球自转的结果。他们对科学的特质也看得很准,认为科学就是实验加理性的学问,这抓住了科学的根本。

关于科学的外延或范围,他们认为科学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科学专指自然科学,就是数理化天地生,相当于英文词science;广义的科学包括一切有组织的知识,哲学、历史、语法、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等都被囊括在内,这与德文Wissenchaft一词所指相仿。所以,对科学的内涵、外延和特质的认识,五四先哲基本上把握得还是比较准确的。

第二,对科学的社会功能审视全面,强调科学的精神价值。五四先哲对科学功能的审视是全方位的:不仅看到了科学的物质价值,而且也看到了它的精神价值。要说明的是,科学的物质价值并不是科学本身直接具有的,一定要以技术为中介加以转化,才能体现出它的物质价值来。科学是一种知识体系,我们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样笼统讲也可以,但是心理要明白,说科学是生产力就成问题了。因为科学要通过技术这个中介,而且要经过一系列中间环节,才能转化为生产力,生产出产品或商品,投放市场,赚得利润。所以严格地讲,科学不能说是生产力,技术才是生产力。现在,我们依旧把科学看得太低、太呆、太俗了,把它看做是生产力,是财神爷,科研人员下乡了,就说财神爷来了。我们中国人把科学技术相提并论、混用,甚至简称“科技”,而西方一般是分开讲的——scienceandtechnology。这么一混用,不仅造成概念上的和理论上的混乱,更严重的是,直接影响到国家科学政策的制订和科研部门的管理。诺贝尔奖跟中国50年无缘,固然有好多社会原因,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教育的,但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思想观念上对科学的概念认识模糊,因此在制定科学政策的时候,总是严重偏向技术,没有给科学留下应有的地盘,沿用军事化的方法、管理技术的方法管理科学,不知道科学和技术是两个不同的东西。我写过一篇文章“在科学和技术之间”,着力澄清这个问题,今年年初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网站也有。我从对象、目的、取向、过程、问题、方法、结果、评价、价值、规范上,论述了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差异,你们若想了解详情,不妨用鼠标点击一下。例如,与技术创新相比,科学研究的目标往往不甚清楚,探索性极强,偶然性很多,而且一些重大的科学原理,往往不是从经验直接归纳出来的,需要思维的自由创造和理智的自由发明,来跨越事实和理论之间的巨大鸿沟,这个鸿沟没有逻辑的通道,靠的是直觉的洞察力。

五四时代的一些人物,对科学的精神价值看得比较清楚,已经强调科学的精神价值了,所以说他们的科学观比我们现在的一些人还要高明。比如说任鸿隽,已经认识到科学功能的各个方面。他说,科学施于实用,则为近代工商业之发明;及于行事,则为晚近社会改革之原动;影响于人心,则思想为之易其趋;变化乎物质,则生命为之异其趣。科学使人的思想、行为、习惯、动作起了一个大革命,生了一个大进步。陈独秀也看到了科学革除无知、破除迷信的精神价值。

特别是,五四先哲清醒认识到,过分注重科学的应用有失偏颇,乃至造成某种恶果。黄昌穀以德国为例说明,科学的应用太重,注重功利太过,其流弊遂至于专尚功利,不顾及道谊,其弊到了“质胜文则野”的境地。杨铨也认为,科学的应用为枝节,而根株在理论。若把理论束之高阁,不特科学无进步的希望,后人欲发明新应用也失去了根基。胡明复也说过,科学不以实用为始为终,在求真而已。真理既明,实用自随。科学起初莫不从细微及无关紧要的东西开始,结果却为科学立新纪元,为社会造一新思潮、新文化。任鸿隽点明,应用是科学的偶然结果,而不是科学的当然的目的。科学是理智上的事情,物质以外的事情。把科学纯粹局限于应用,是小看了科学。可见,五四先哲看重和强调科学的精神价值,他们的思路是很明确的、很清晰的。

第三,对科学精神的深入剖析。五四先哲在揭示科学精神方面站得高,看得远,认为如果没有科学精神,就跟没有科学一样,因为科学精神是科学的本原和真诠。科学精神是什么呢?任鸿隽认为,一句话就可以概括——求真理。他说,“以事实为基,以试验为稽,以推用为表,以证验为决”的科学,它的精神是“高尚纯洁”的,科学精神表现为崇实、贵确、察微、慎断、存疑五个方面。崇实是崇尚事实和实证;贵确是重视定量分析,追求精确性;察微是察觉常人所不注意的微小的事物和微渺的地方,科学家对此不肯以轻心掉过;慎断即是不轻易下结论;存疑是把所有不可解决的问题,搁置起来,不去曲为解释,或妄费研究。黄昌穀认为科学精神有两个特性,一是依据事实求真理,不虚设玄想,不放言高论;二是认定求知求用的宗旨,力行不倦。秉志是咱们北大的生物学教授,他指出科学精神包括五个方面,用五个字来概括。一是公,公开结果,大公无私。二是忠,忠诚,忠于事实,不存虚伪。三是信,惟求真理,是非分明。四是勤,勤苦努力,穷年矻矻。五是久,锲而不舍,终身不懈。胡明复断定,科学精神就是科学方法的精神,所以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精神实际上是二者为一的,这就是求真。了解求真精义的人,非真不从,非真不信,此种精神直接影响人类的思想,使人们排除迷信与妄从。

五四的先哲之所以对科学和科学精神有比较深刻的透视,是因为他们跟国际上的科学哲学的新潮流接轨了,他们把西方的一些新的科学思潮都吸收过来了。他们特别得益于批判学派。我下工夫研究过批判学派和它的五个代表人物马赫(E.Mach)、彭加勒(H.Poincaré)、迪昂(P.Duhem)、奥斯特瓦尔德(W.Ostwald)、皮尔逊(K.Pearson)。批判学派活跃在*世纪末、20世纪初的科学和哲学舞台上,是20世纪科学革命和哲学革命的先驱。当时与之对立的是机械学派或力学学派,这个学派总想把牛顿的理论框架修修补补,力图把新实验装进去。批判学派觉得旧框架不行了,必须打破它,另建一个新的框架。不过,牛顿力学的定律和理论,在它的适用范围内还是正确的。像皮尔逊的《科学的规范》,彭加勒的三本科学哲学著作《科学与假设》、《科学的价值》、《科学与方法》,对当时中国科学界和思想界影响很大。这些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都被翻译成中文,在八九十年代我把它们重译了。英国哲人科学家皮尔逊的书很明确地提到科学精神,他用的是spiritofscience和scientificspirit,这两个词意思差不多,只有微妙的差别:前者似乎多指科学本身的精神即科学之精神,后者大概指通过学习和训练,人人都可习得的科学的精神。他也用过scientificframeofmind这么一个词,就是“科学的心智框架”或“科学心态”。最近几年,国内学者热烈讨论科学精神,我觉得所撰写的文章的水平太低了,连五四时代的人都不如。原因在于这部分人,既不读国外的文献,也不看五四的先哲讲了些什么,就凭着自己的空脑袋,谈一些心得、感想、体会,或者道听途说、人云亦云,所以讨论得很肤浅。2001年初,在北京友谊宾馆开了一个科学精神高层次讨论会,我也去了,还去了一些权威人物,最后出了一本《论科学精神》的书,绝大部分文章的水平很低,跟五四时期的水平差一大截,还有一些科学史等方面的知识性错误。也难怪,根本没有下工夫研究嘛。有文章说,西方没有科学精神的提法,这明显是信口开河、空口无凭。皮尔逊的那本书1892年就出版了,100多年前就明确提出了。还有英国思想史家梅尔茨,他在多卷本著作《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中,分章论述了法国的科学精神、德国的科学精神、英国的科学精神,这部著作于1896年出版,也快100年了。以达尔文斗犬自称的赫胥黎的孙子朱利安•赫胥黎,也多次论及科学精神,他是生物学家,也是科学哲学家。美国科学史家萨顿也就科学精神发表了诸多见解。五四先哲从西方借鉴了新思想,加上自己的思考,才能高瞻远瞩。你撇开前人的思想遗产,凭自己在那儿空想,怎么能看得更远一些。像牛顿这样的天才还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像我们这样的凡人就不用说了。否则的话,你怎么能超过前人?

第四,就是对科学方法的重视和探究。五四先哲特别关注科学方法,他们认为科学很重要的东西就体现在科学方法上。凡是用科学方法来研究的,所得到的结果就是科学。所以胡明复讲,科学之所以在事理之繁、变端之奇、种类之多、性质之异的困难面前取其同异,通其变化,溯其通则,全在科学方法,这是科学之所以为科学的特性。他引用了皮尔逊的名言:“整个科学的统一仅在于它的方法,不在于它的材料。”在世界上,材料包罗万象,如果用科学方法来研究它,所得的结果肯定是科学的东西,你不用科学方法来研究,那你得到的就不是科学,可能是其他方面的知识,我们也不是小看其他方面的知识,但是它不是科学。大家应当把科学、非科学、伪科学这些名词尽可能弄清楚一点。一般地说,科学我们主要指自然科学,当然社会科学有好多也采用一些自然科学的方法,比较接近自然科学,像经济学、社会学现在也搞一些调查、统计这方面的,所以把研究社会问题的学问也叫社会科学。非科学比如说哲学、文学、艺术、音乐、美术或者是语法学、语言学、宗教学等等,这些学科也是很有学问的、很有用的,但是它属于非科学。伪科学把本来不是科学的东西,硬说成是科学,它既通不过实验检验,也经受不起理性分析,更有甚者,还以此瞒天过海、招摇撞骗。

五四先哲对科学方法很重视,他们认为,科学的主要方法是归纳法,另外还有演绎法,而且讨论了两者的异同。黄昌穀认为,从F.培根主张研究自然现象须行观察与试验二法推求真理以后,科学的致知方法逐渐形成现在所谓的归纳法,与之相对的是演绎法。前者能发明古人梦想不到的新知,后者能推广古人不完全的旧知。杨铨这样回答何为科学方法:征集事变类分之,简析之,律之以假设,证之以实验,假设与实验符合,则律例[定律]成立;科学知识可变,而方法不可变。任鸿隽从搜集事实、分析、归纳、假设等方面详论了科学方法,并把归纳逻辑和演绎逻辑的特点、长短加以对照。

在五四时期也有科学万能论的提法,大家不要误解。现在有些文章老是对五四采取了一种无端批判的态度,当然对于前人的东西采取批判的态度也是可以的,但是批判要有根据,总得肯定某些东西,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的不对的。尤其是,把要批判的对象还没有搞清楚,就凭主观愿望和好恶出发,认为五四时期的科学派好像都是科学主义。实际上,当时就是言论比较激进的丁文江,他虽然有科学方法万能的说法,但那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在知识界内”,而且他所指的知识又是科学知识。在科学知识内科学方法万能,这有什么错呢?给他扣一顶贬义的科学主义的帽子,不合适吧?丁文江对科学是比较清醒的,他的论敌张君劢却以为科学是牢固不拔的、一成不变的、有定论的。丁文江反对这样看待科学,他的先见之明是从批判学派、特别是从皮尔逊那里借鉴过来的。当时批判学派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认为科学理论都是可错的、暂定的,是像生物一样进化的。有些人望文生义,想当然,对丁文江等人的所谓科学主义大加鞭笞和讨伐,我觉得这是无的放矢,有点唐吉诃德和风车搏斗的味道。

现在,反科学主义在国内很时髦,就像60年代反科学主义在西方十分时髦一样。严格讲来,科学主义在英语大辞典里有两种含义:一种是中性的,就是科学家(或者被归之于科学家)对科学的典型的方法和态度;一种是贬义的,就是一般说的科学方法万能论和科学万能论。认为科学方法可以无条件地应用于所有学科,科学独自能够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这当然是错误的。问题在于,在今日的科学界,到底有几人坚持这种极端立场?要知道,哲人科学家的科学观在100年前就大为改观了,更不必说20世纪科学代言人爱因斯坦的开明而睿智的科学观了。不过,科学方法的确可以或多或少地应用于其他科学或学科,科学确实对解决社会和人生问题有所帮助,这也是无法否认的事实。当然,什么东西都有个度,超过一定的限度,真理也变成谬误了。说科学无所不能,当然是夸大了科学的功能和作用了,这种观点,稍微有头脑的科学家都反对,科学不可能把人们面对的所有问题都解决,如果都能解决,还要其他知识干什么,就不要其他知识了。其他知识之所以存在,是有存在的道理的。

我在这里想再次强调一下,五四先哲对科学的倡导,强调科学的精神价值和文化意义,强调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普适性,这是他们眼光明睿的表现,但是却被批判者指责为把科学意识形态化。科学是用经验和理性来建构世界图像或宇宙观的,科学对物理世界的描述优于其他知识,就像其他学科对主观世界、对人性的把握优于科学一样。你能说科学对人生观没有帮助?科学的宇宙观、或世界观、或自然观肯定对每一个人的人生观有大大小小的影响,它们肯定是有联系的。哥白尼的日心说,牛顿的机械论的世界图像,达尔文的进化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及量子力学,这些在人类思想史上耸立的里程碑,对社会进程和人类思想的影响是多么大啊。

第五,对科学的文化意蕴和文化影响的探索。五四先哲明确地认识到,科学是一种文化现象,是近世西方文化的本源和代表。西方文化的代表就是科学,这是西方文化的一个特点。任鸿隽从文化是人类生活的样子和态度的定义出发,认为近代人的生活无论是思想、行动、社会组织都含有一个科学在里面,这是近世文化的特点,也是科学的最大贡献与价值。他充分地揭示出,科学的价值、科学的意义就在于它的文化价值,在于它的文化意义。在科学的人生观的里面,最能显示科学的文化影响了。其实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之前,五四先哲就对这个议题发表过精辟的见解。像杨铨,他认为宗教的、艺术的、竞争的、实利的人生观均有弊病,应该用科学的人生观补救。科学的人生观是客观的、慈祥的、勤劳的、审慎的人生观,它与科学精神相通,它有三大特色:颇具德谟克拉西(民主)精神,实事求是,甘于淡泊。任鸿隽也坚持,没有科学知识,必然不足以解决人生问题。“文学主情,科学主理,情至而理不足则有之,理至而情失其正则吾未见之。”王星拱也坚持,科学为智慧发达的最高点,用智慧维持生活与改良生活,总要比本能高千万倍。胡适也宣布了他科学的人生观或自然主义的人生观的十大基旨,强调其中“未尝没有美,未尝没有诗意,未尝没有道德的责任,未尝没有充分运用‘创造的智慧’的机会”。任鸿隽也指出,科学不但借助物质文明间接地把人生观改变,科学自身也可直接发生各种伟大高尚的人生观。尤其是唐钺,列举了七个方面论述科学与道德的关系,阐明科学有利于道德。他讲得很有道理的,当然科学不能决定道德,但是它肯定跟道德有关系,也有影响。而且科学本身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智慧,我们不应当把科学仅看成一种纯粹的知识,应该提升一个层次,叫科学的智慧。《科学的智慧》这本书是我翻译的,作者是英籍澳大利亚天文学家,写得挺精彩,是很简明的一个小册子,十几万字。这位名叫汉伯里•布朗的科学家是去年去世的。

当然科学不能完全解决人生观问题,但是科学对人生观肯定有助益,因为科学也是人类文化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而且在当代,科学文化的权重是很大的。当然应该与人文文化平衡起来好一点,这种平衡不是半斤八两,因为一个时代总有一种文化处于强势地位。但是,缺一不可,而且一个太小了、一个太大了也不好,削高就低、揠苗助长也不好,要两个兼顾,协调发展。

第六,对于反科学思潮的辩驳。反科学思潮可以说是与科学相伴而生的,在五四时代也有反科学思潮。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梁启超到欧洲转了一圈,回来后写了一篇文章叫“欧游心影录”。他虽然说他不承认科学破产,也不反科学,他确实也不是明显地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罪责归之于科学,但是文章透露出那个意思,起码客观上给人造成一个印象,好像是科学这个东西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人们的科学美梦落空了。不管怎么说,梁启超的文章助长了中国当时的反科学思潮,帮了文化保守主义的忙。

五四先哲对这一思潮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们认为,你不能那样怪罪于科学,也不能怪罪于科学家,这是政治家的问题,这是搞政治的人的责任,是从本民族的狭隘立场出发,或者从私利出发干的坏事,这是教育家的责任,没有把人教育好。陈独秀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借鉴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学说,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源是帝国主义争夺世界资源和市场,妄图重新瓜分世界,跟科学不相干。他认为这是一种社会问题,当然要用综合措施来解决,并不是科学造就了世界大战。丁文江挑明,欧洲文化并没有破产,纵使破产,科学绝对不负这责任。他们说的有道理,确实是这样,没有科学的时候,人类不是照样有战争,用冷兵器互相残杀,死伤的人、残酷的程度也不亚于现在。现代战争的根源,完全在于罪恶的军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极端的宗教基要主义、狂热的民族主义、狭隘的爱国主义,情况难道不是这样吗?

作为知识形态性的科学,严格地讲来,是中性的,没有什么好坏的,所以我不同意有人提出的致毁知识或者负知识的概念,我觉得这个概念不能成立。哪个知识是致毁知识呀?造炸药的化学知识是致毁知识?爱因斯坦的质能关系式是负知识?如果对它们做肯定的回答,那么任何科学知识都是致毁知识或者负知识了,牛顿运动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自然也不能例外。你从高楼上扔重物砸人,不是运用了牛顿发明的知识了嘛?就算是致毁知识,用炸药也是做了好多好事的,虽然它在战争中运用,但是你没有炸药,封建城堡和政权推翻不了,它在政治上也有意义,就不必说它的经济价值了。当然,运用科学知识,也造出原子弹、氢弹这些恶的东西,使这个世界处于危险的边缘。但是,社会情况往往是很复杂的,对它的解读也不能局限于一个角度。在20世纪前一半,接连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中间相隔仅仅20年。可是,后来的50多年,尽管局部战争时有时无,但是世界大战没有打起来。原因在哪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有了原子弹,改变了战争的性质。你扔原子弹,发动战争,人家扔过去报复你,结果双方即使没有立即死光,也会在烟雾笼罩的所谓“核冬天”中慢慢死掉,而且弄得第三方乃至全世界都随之遭殃。这当然有违战争发动者的初衷,也会遭到全人类的反对,世界大战就这样打不起来了。不用说,这种核和平是令人不安的,但是毕竟长时间没有爆发世界大战了。另外,太阳系有许多小行星,它们随时会向地球撞来,尽管几率很小,据说恐龙就是因此灭绝的。好了,现在我们有火箭和原子弹了,到时候发射一颗,改变一下小行星的轨道,不就免除了人类的灭顶之灾。

世界上的诸多东西好像都有两面性,包括一些很简单的东西,比如说火的发明。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发明,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但是,用火也可以杀人放火,火烧秦宫,火烧连营。就是石块,打制成一个石器,当然可以用来打猎,也可以方便打人呀。所以不能用极端的观点看问题,把一切罪责归于科学,这纯粹是对科学、对技术怎么应用和使用的问题。当然有的是出于恶的动机,我们要坚决反对。有的人也出于好心,因为科学知识的应用很难预测,技术的一些副作用也很难预测,所以也可能造成负面影响。但是,一旦发现问题,人类的智慧也会找出办法对付的、处理的。就像滴滴涕,在60年代已经限制或禁止使用了,因为它有很大的负作用。不过,你也不能否认它的功绩。当时世界人口数量已经相当可观,虫灾一来,流行病一来,不知道多少人要饿死、病死,是滴滴涕杀灭了农作物害虫和苍蝇、蚊子,把千千万万的人从死亡线上挽救出来。在中国古代,解决人口问题就是靠战争、靠饥荒、靠疾病的。有人研究过这个问题,一个封建王朝走向鼎盛时期,老百姓安居乐业,人口随之激增。一旦发生一些自然灾害,靠天吃饭的农业没有收成,粮食不够吃了,他就要造反,造反还有活的可能性,不造反肯定得死,所以就造反。结果天下大乱,饿死的饿死了,杀死的杀死了,人口骤减。中国的封建社会周期性地改朝换代,人口问题是一个重要原因。在现代,人们依靠科学和技术,可以说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反科学者应该客观冷静地看到这一点,一味地反科学,是不明智的。实际上,那些反科学的人也乐于享受科学和技术的成果,同时又大反科学,我觉得这就有点滑稽可笑了。

在五四时期,流行科学损美说。彩虹多漂亮,引发多少美妙的想像,你非说这是太阳光线折射造成的,岂不大煞风景?嫦娥奔月,多浪漫,你把火箭放上去,一看月亮原来是个死寂的世界,美好的幻影没有了,把美梦给破坏了,多扫兴。还有一种是科学败德说。科学的发展,新玩意儿不断出现,财富不断创造,人的欲望越来越膨胀了,没有个止境,好了还想再好,享受了还想再享受,所以败坏了勤俭、朴素等传统美德。五四先哲在这方面看得也很清楚,他们借用了皮尔逊的思想,说科学不仅没有损害美,而且还创造了新的美,给人的审美判断以永恒的满足。科学也没有败坏道德,人心不古是社会问题,也是个人修养的问题。我觉得,五四先哲讲得有道理。确实,人应该树立开明的发展观、消费观、价值观、人生观,在物质追求方面应该有所节制,大吃大喝,为摆谱一掷千金,挺乏味的,够低级的。有正常的、体面的物质生活就行了,在精神生活方面,你可以永无止境地追求嘛,这才是高尚的追求。

五四先哲对科学的洞见就讲到这儿。他们对对民主也有好多理念,这方面的文献很多,我没有下工夫研究,在这儿仅以陈独秀为例加以说明。由于陈独秀是五四时代的代表性人物,所以他的观点也具有某种代表性,他的一些观点,也反映了当时一些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的总认知。陈独秀把democracy译为民主或民主主义,有时也称其为惟民主义、民治主义,或径直音译为德谟克拉西。他正确地论证了什么是民主国家。他说,民主国家是真国家,是人民的国家,是公民的公产,并不是执政者的私产,人民是主人,执政者是公仆。民奴国家是伪国家,执政者是主人,以国民为奴隶,牺牲全体国民的权利,以奉一人。

关于民主的真谛,陈独秀在一篇文章里强调,西方的民主是以人民为主体的,就是林肯所谓的“由民”而不是“为民”,用英文原文就是bypeople,而不是forpeople。这两者差异是很大的,一个是民主主义,是人民当家作主,是bypeople。中国古代所谓民视民听、民贵君轻、民为邦本,是仁民爱民的思想,是forpeople,是民本主义,因为它是以君主的社稷为本位的,为的是巩固皇帝一人的统治地位。中国古代没有民主主义,只有民本主义。中国领导人出国讲话,不知道哪一个人给写的稿子,说中国古代早就有民主思想了,孟子怎么说,孔子怎么说。仁政和王道比暴政和霸道要好一些,这没有错。有趣的是,过去有学人居然这样断言,霸道能激起人民的反抗,激起农民起义,推动社会发展。这是什么逻辑呀?仁政和王道固然比暴政和霸道好一些,但是,人家皇帝毕竟高高在上,一言九鼎,绝对权威。他知道,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度量大的,像唐太宗,你给他提意见,顺耳他就听了,不顺耳,他可能忍一忍,想一想。他不高兴了,就不愿意听了。度量小的,你如果提意见反对他,那是没有好结果的。你若威胁到他的权威和王权,则格杀勿论无疑。要是民主思想和政体,怎么可能那样,所以这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中国古代没有西方民主这个概念,不信你查查辞源、辞海。在中文里面,民主这个词的本来意思是什么呢?是“民之主宰者”!正好与西方民主的意思背道而驰。《书•多方》曰:“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这句话中的“民主”,指称的就是“民之主宰者”。皇帝主宰人民,这叫民主吗?所以民主的概念是西方的,但是它是全人类优秀的思想遗产,民主体制也是在一切难以令人满意的制度中缺点较少的一个。五四先哲慧眼识真金,一下就看准了西方这两样好东西,把民主和科学引进来了,这在中国现代史、思想史上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怎么估价也不过分。中国的本土文化本来缺失这些新因子,而这些新因子又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或水土不服,因而一开始很难在中国落地生根。你看,科学和技术刚刚进入中国,遭到多么强烈的反抗和抵制呀,连修铁路都受不了,说火车一响他的母鸡不生蛋了,他祖坟的脉气也给冲散了,非要把那个铁路给扒掉不可。至于民主,由于和政治、政体和意识形态等相关,遇到的阻力就更大了。即使在思想层面,连民主主义和民本主义都分不清,在高官名人那里都搞不清,你说这不可怜、可悲。

对于民主的内涵、精义和实施问题,陈独秀也有明确的认识和独到的见解。他采纳了美国哲学家杜威的思想,认为民主有四个要素:(一)政治的民治主义。就是用宪法保障权限,用代议制表现民意之类。(二)民权的民治主义。就是注重人民的权利,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居住自由之类。(三)社会的民治主义。就是平等主义,如打破不平等的阶级,去掉不平等的思想,求人格上的平等。(四)生计[经济]的民治主义。就是打破不平等的生计,铲平贫富的阶级之类。陈独秀就此议论道,前二种是关于政治方面的民治主义,后二种是关于社会经济方面的民治主义。原来,在欧洲古代,民主仅仅是“自由民”(对奴隶而言)参与政治的意思,和“专制政治”(autocracy)相反。后来,随着社会和思想的进步,民主的意思也日渐扩张:不但拿它反对专制帝王,无论政治、社会、道德、经济、文学、思想,凡是反对专制的、特权的,遍及人间一切生活,几乎没有一处不竖起民主的旗帜,自然不限于政治一面。陈独秀觉得杜威关于政治的民治主义的解释有点不彻底,他说:我们既然是个“自由民”不是奴隶,言论、出版、信仰、居住、集会,这几种自由权,不用说都是生活必需品。宪法我们也是要的,代议制也不能尽废,但是单靠“宪法保障权限”,“用代议制表现民意”,恐怕我们生活必需的几种自由权,还是握在人家手里,不算归我们所有。我们对政治的民主的解释,是由人民直接议定宪法,用宪法规定权限,用代表制照宪法的规定执行民意。换一句话说,就是打破治者与被治者的阶级,人民自身同时是治者又是被治者。老实说,就是不要被动的官治,实行积极的人民自治,必须到了这个地步,才算得真正民主。

五四先哲已经清楚地看到了民主的真谛,看到了科学的深层价值。所以我们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先哲们从西方请进德先生和赛先生,启动了中国的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和思想现代化的进程。五四至今已经80多年了,特别是最近20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的面貌有较大的变化,但是还不尽如人意。中国的科学水平与世界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诺贝尔奖至今与国人无缘。政治改革一波三折,步履艰难,既拖了经济改革的后腿,又为维系特权和腐败继续提供温床。现在有些地方,官员不贪污、不腐败就奖励他,官员不贪污、不腐败是做人的最低的、最起码的标准,你怎么还奖励他?真叫人匪夷所思,啼笑皆非!这是做人的底线呀,你还要奖励,岂不是太可悲了?真是天下大了,无奇不有,现代版的《官场显形记》。

我已经讲了对科学的误解和曲解,对民主的迷误似乎更严重一些。

第一,民本主义不是民主。上面讲过的,我就不饶舌了。我想结合现实强调一下,我们现在对民主的理解,远远达不到五四先哲的水准。我们至今还对明君圣睿、伯乐相马、士为知己者死等封建思想和专制体制津津乐道,这好像已经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很危险的,也说明我们民主意识的淡薄和缺乏。打开电视,荧屏上演的是大清官、好皇帝,这些人物成了我们讴歌、颂扬的对象。我们的报纸长时期宣传伯乐相马、士为知己者死,这那有民主思想和平等观念?把人才等同于马,拉到市场让所谓的伯乐评头品足,伯乐高高在上,被选上的马是给人干活的,他不会说话,没有发言权,这哪有民主和平等的气息?“马”为什么不可以反过来“相”伯乐?你这个自称的伯乐称不称职呀?你到底是真伯乐,还是假伯乐?话说回来,只要社会有一个公正的、自由的竞技场,让马赛跑,让人比试比试,不管是马才、人才都会脱颖而出的,哪用你劳民伤财、装模作样去“相”。士为知己者死,这战国时期的遗风,是那些所谓的侠客义士、或鸡鸣狗盗之徒的报恩意识,是十分狭隘的封建思想,纯粹是忠于个人,为此甚至可以置民主与法制于不顾。这一切,跟民主的概念、民主的精神显然是南辕北辙的,纯粹是一种封建的、过时的、落后的东西。

第二,集中民主和专政民主不是民主。我们老是说集中民主,强调集中民主,办什么事情,制定什么政策,先征求一下意见,大家议论议论,议论完了以后,把意见收集起来,再由领导集中。好一点的,再如此这般地反复一两次。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没有什么不对的,也不能说集中后的决策没有对的。但是,集中民主确实一进入实践领域,往往容易变味。我让你讲,你讲得虽然好,我来了一个集中,把你的意见“集中”掉了,等于你没讲,正应了伟大领袖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老百姓的话一万句也顶不上一句。或者是我听得不顺耳了,我马上给你扣一个帽子,你是,反社会主义。或者更厉害一些,采取一个引蛇出洞的阳谋,我故意让你讲,谁对我心怀不满,一讲不就原形毕露了,我马上就抓你不放,戴政治帽子、大批判、下放、劳动改造、关监狱甚至杀头,这哪是民主呀?集中民主之所以屡屡变味,关键在于人民无法做主,而是由高官做主:上下不对称,重心在上而不在下,大权在上,而且无法监督,甚或不受制衡。所以,所谓的集中民主,不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操作层面,都存在严重的缺陷,它高不过明君圣睿,不变味才怪呢。还有专政民主,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谁是敌人,谁是人民呀?要有一个标准嘛。这个标准掌握在当头的手中,而且是随意的,没有法制去管。于是,好多人本来是大好人,却被划成阶级敌人了,打成反革命了,一个个被专政了,遭到灭顶之灾了,这能说是民主吗?几十年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总结、认真记取的了。

第三,民主是天下的公器。民主是千百年来人类宝贵的思想遗产,而且经过社会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当然,民主也是有缺点的,但是在所有有缺点的制度里面,它算是比较好的。古希腊实行多数民主,有人控告苏格拉底败坏青年,对青年讲坏话,大家一投票,他不得不死,虽然他视死如归,死得从容而安详。所以民主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但是它有一套纠错机制,能及时发现错误,把错误尽可能减少。而且,民主思想和体制也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与时俱进的,比如保护少数、宽容等原则。不像我们,没有监督、制衡、纠错机制,文化革命一搞就是十年,把几代人给误了、给毁了。即使到崩溃的边缘了,也刹不住车。直到老人家去世,事情才出现了转机,否则还要把革命进行到底,不知延续到猴年马月才算到头。所以说,民主这个东西,是人类的共同财富,跟市场经济一样,无所谓姓资姓社。过去我们说市场经济是姓资的,计划经济是姓社的。邓小平说,没有什么姓资姓社之分,社会主义照样可以搞市场经济,没有必要争论了。我们搞了市场经济,不是很快就活起来了吗?同理,民主也没有姓资姓社之分,他好像没说这个话,我们可以动脑筋想嘛,我们可以说嘛。民主确实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没有资本主义的民主,没有这种区分。当然,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文化传统、经济基础不见得一样,实行起来肯定有差异,这可以理解。但是,总的方向和大原则应该是相同的或相似的,例如公民主权、多数统治、保护少数、平等参与、权力制衡与防范、有效纠错、以及言论出版自由与法治等,这也是不难理解的。无论西方还是东方,有的国家实行了几百年,有的实验了数十年,挺有效的。所以,我觉得民主是天下所有人的公物、公器,跟市场经济一样,哪个国家都可以用。有人说中国的经济落后,文化落后,所以民主很难实行。这是托词,环视全球,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这样。退一步说,中国大学的经济和文化不落后吧,文化素质够高的了,在座的都是读博士、硕士的,但是大学的领导就不是民主投票来选出来的,是由上面任命的,这不自相矛盾了吗?我就不相信,在座的同学和北大的教师一个比一个笨,不具备民主选举的素质,选不出中意的校长来。

第四,民主主要是治上,而不是治下。民主是主权在民,人民委托当官的来管理这个国家和社会,人民把权力赋予他,让他来代管这个国家,人民就要用一套机制来监督他,主要是监督那些最高当权者,民主的好多条款和程序是监督官员的,主要冲着这个方向的。因为当权者一旦缺乏民主监督,那就乱套了,社会动荡,经济崩溃,民不聊生,像中国的、文化革命,造成多大的损失呀,死了多少无辜的人呀。*58年开始,牛皮吹得一个比一个大,一亩地打数千斤、几万斤粮食。还没吹多长时间,闹得全国人民饿肚子了。据说*62年前后饿死了两千万,这是在没有战争、没有严重饥荒的情况下,中国人口负增长,在中国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起码也是罕见的。中国农民起义,是发生饥荒了,引起战争了,人口出现负增长,一般的年景下,没有,没有战乱,中国人口没有什么负增长的。人民活活地就饿死了,当官的饿死了几个?生产队长、公社书记饿死了几个?就不必问比他们大的官了。都到了饿死人的地步了,人民也没办法把三面红旗拔下来,你拔,他给你头上插一个白旗,你就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成了反革命了。所以上面一旦坏了,确实祸国殃民,轻则也是贪污、腐败,这怎么得了。刁民好治,你犯法,你破坏社会秩序,好治多了,抓起来、关起来就行了,杀人者偿命,很容易解决的事情。真正不好治的是上面,那是大巫,刁民是小巫,所以民主的一项重要内容和操作机制,是监督和制衡当权者的。现在贪污腐败肆行,其实不管什么政权和主义,不管皇帝、总统、总理和主席,对贪污腐败一般都不留情,即使他本人贪污腐败,也不许下边的官员贪污腐败,因为它对政权构成直接的威胁,从内部挖空你,搞垮你。有贪污腐败资格的,都是手中握有权力的,或大或小总得是个官,起码也得是个“管”。你是个平头百姓,你坐到家门口等上一年,也没有人行你的贿。你就是黑了心,想贪污腐败,怎么个贪污法?腐败的温床供不应求,谁给你无偿提供?眼下贪污腐败久治不愈,就是民主制衡缺席,政治不透明,暗箱操作,新闻舆论监督不力。我们得借鉴世界各国成功的经验,完善民主体制,使民主意识深入人心,制衡权力,监督当权者。这样的话,不仅贪污腐败会减少,整个社会也会和谐发展,人们的心情都会舒畅。

第五,民主也是文化之全体和做人之道。这一见解把民主概念在理论上泛化了,在实践中普及了,民主并不是达官贵人和知识人的事情,它跟人人都有关系。长期以来,在国人的心目当中,民主常常被狭隘地理解为是一种政治手段,甚至仅仅是少数服从多数。其实,杜威早就说过,民主自身就是一种教育,是教育的利器,政治的事是人民也可以过问的,人民不问过政治,就把政治的才能糟蹋完了,再也不会发展了。还有,张东荪也讲过,我们整个来说,民主主义同时是一个政治制度,同时是社会组织,同时是教育精神,同时是个生活态度,同时是个思维方法,同时也是个前途的理想,同时是一个切身的习惯。于是,民主就等于一个传统的文化的全体和一个做人之道。从而,民主在更加广泛的意义上与每一个公民息息相关。

讲了一大堆,现在收个尾吧。上面所提到的对科学和民主的迷误,不是短时间就能消解的。要启动和加速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也不是一日之功。五四先哲掀起的换民心、开民智、新民德、塑民魂的启蒙运动,很有必要继续进行下去。五四先哲的确有眼力,确实有先见之明,他看准了民主和科学这两个利器,是国人所匮乏的,是救治中国的良方。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两样东西都还没有完全的在中国生根,对于民主的迷误,对于科学的迷误,就是没有完全生根的表现。五四时期的启蒙运动后来被救亡主题压倒,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戛然而止,也没有完成五四先哲的遗愿。相反地,从上世纪末开始,国粹派和后现代派结成神圣同盟,不遗余力地批判五四的所谓激进主义和科学主义。他们不仅掀起了一股反科学的小浪潮,而且对民主也大加诋毁,扬言要用儒家那一套封建的思想和礼制治理国家。这是对五四精神背叛和反动。看起来,要使民主和科学在中国生根,把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变为国民的意识,还有漫长的路要走。21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肩上的使命,把五四先哲的未竟之业担当起来,并进行到底。中国的知识分子任重道远。中国的未来是有希望的!

今天我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