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官先做人演讲稿

很多年前，有一位学大提琴的年轻人去向上世纪最著名的西班牙大提琴演奏家卡萨尔斯讨教“我怎样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大提琴家”？

面对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卡萨尔斯意味深长的回答“先成为优秀而大写的人，然后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大提琴家”。原创：

几十年后的中国，北大校园，新学期开始了，一个外地学子背着大包小包进了校园，实在太累了，就把包放在路边，这是正好走过一位老人，年轻学子就拜托老人替自己看一下包，而自己则轻装去办理手续。老人爽快的答应了，一个小时过去了，学子归来，老人还在尽职尽责地看守行李，谢过老人，两人分别。

几天后是北大的开学典礼，这位年轻的学子惊讶的发现，主席台上就座的北大副校长季羡林先生正是那一天替自己看行李的老人，年轻人的心灵被深深的震撼了，不是为职位，不是为学问，而是为老先生那高贵的人格。

这两个故事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要想成就一番事业，要想赢得别人的尊重，首先要学会做人，而为官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为官之人不计其数，而有的人建树颇丰，流芳百世，为后人所称道，生命放射出耀眼的华光，而有的人虽身居高位，却庸庸碌碌，无所作为；甚至为民众所唾骂。究其原因，在于做人的准则不同。

东汉经学家马融，曾任校书郎、议郎、南郡太守等职。他认为：“在官惟明，莅事惟平，立身惟清。清则无欲，平则不曲，明能正俗，三者备矣，然后可以理人”。可见“明、清、平”就是马融的为官箴言。在他看来，如果为政者能做到这三点，就称得上是一位好官，就可以管理好民众，治理好属地。

宋代吕本中在其《官箴》一文中开篇就说：“当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他所说的“清、慎、勤”就是要为官者清正廉洁，见利思义，处理事物要审慎公道，做人要谨慎正派。他认为为官惟有“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

诚然，封建官吏与共产党的干部不可同日而语。但前面提到的“明、平、清”、“清、慎、勤”的为官箴言，确实值得我们有些领导干部在做人为官时所借鉴。同志说过：“要想清清白白做官，踏踏实实做事；首先要堂堂正正做人”。可见，在为人、行事、做官三者之间，做人是首要的。因为事是人做的，人与事之间，人处于主动的、支配的地位，是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事，也就是说，人的思想品德的好坏、素质的高低决定着所做事情的性质和效果。同时，做人还应高于做官，因为做人是做一辈子，而做官是做一阵子。做人是做官的基础，做官必须以一流的人品为前提。正如优秀共产党人郑培民所言：“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

这令我不禁想起了一串闪亮的名字，就像想起夏夜里的满天星斗，就像想起春日里的一地阳光，就像想起深秋里的遍野硕果。

他们是：焦裕禄、史来贺、吴金印……

他们是：张荣锁、谷文昌、郑培民……

这一串闪亮的名字，不管是已与泥土融为了一体，还是仍生活在我们身边，他们都身体力行的用“公道为官，正派做人”的人生追求，诠释着共产党员圣洁和崇高。

比如焦裕禄，他把毕生的心血倾洒在了兰考大地，以矢志与风沙、盐碱、贫穷、苦难抗争的壮举，为更多的党员干部树立了一尊雕像。

比如史来贺，他把带领群众致富当作自己最大的人生追求，以农民式的朴素情感回报脚下的黄土地，让小康真真切切的进入每一个家庭。

比如郑培民，他用写日记的形式，经常“吾日三省吾身”，时时提醒自己，处处警示自己，不断提高“勤政为公，执政为民”的“官念”，为官公道，做人正派，经受住了各种考验和诱惑，因而有根基，有底气，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爱戴。他在任湘西土家族自治州洲委书记的两年多时间，跑遍了全洲个乡镇，在任湖南省委副书记期间，深入抗洪第一线，公里的长堤在他脚下踏过不止一遍。湖南省委书记杨正午感慨的说：“一个领导干部在每个工作岗位上都能做到有口皆碑，很不容易！”

作为一名领导干部，靠什么赢得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和信任？郑培民同志很好的回答了这一问题——靠自己的人格的力量，做人的品质。原创：

古人云：“泰山不辞细壤，故能成其大，江河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作为一名党员干部，为人正直，公道正派，严于律己，对党对人民忠诚，日积月累，人格魅力提高，就能做到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诱惑，练就淡泊名利的心胸和高风亮节的气度。反之，自私自利、欲壑难填、执迷金钱、攫取虚名、以权谋私，如成克杰、胡长清、程维高之流，最终只能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从焦裕禄到孔繁森，再到今天的郑培民，再一次证明了一个朴素的真理，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一名领导干部，只有牢记“两个务必”，忠实履行“三个代表”，公道正派地为官做人，上不愧党，下不愧民，才能真正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戴和支持。

无数优秀的共产党员正是用自己当笔，拿岁月做稿纸，写下了一篇篇感人至深的壮丽篇章，在他们离去之后给我们留下的是一个个伟岸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