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变革下的民事司法之路

凡是重大的问题，总要有一个探索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采取两种形式：一种是先制定一个指引性的、原则性的法律，将这种法律在某个或某些地区试行，吸取经验，待成熟后再制定较具体的法律，另一种办法是将某种政策在现行法律所许可的范围内在个别地区试行，待经验成熟后再制定较为具体的法律。[3]而重庆市被国务院批准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就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而言，我国采取了后一种办法。因此，书记在重庆市建设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电视电话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核心是改革，目标是建立统筹城乡的制度体系。这些说明，重庆面临着一个推动政治、经济、社会、民生深刻变革的历史机遇。由于革故鼎新是改革的内涵所在，也是改革的目标所在，所以重庆将陆续出台一些改革政策。这些政策的施行，必然会引起现有社会利益关系的变化，从而产生一些新的问题。

在此情况下，履行着调节社会经济关系、定纷止争的职责的民事司法审判工作，如何立足于法律原则和精神，把握和体现法律与政策本质上的一致性，正确地发挥司法能动性，以对政策的正确理解来运用法律，做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以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就成为了一个值得认真思索的问题。

法律的一元化是法治社会最终发展方向

对于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调整手段而言，有的主要是依靠政策，这就是政策一元化；有的主要是依靠法律，这就是法律一元化；有的主要依靠法律和政策，这就是政策法律二元化。

从我国历史上看，以前我国治理国家主要靠政策，到后来是即依靠政策又依靠法律。如今，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由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主体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行为表现为经济主体之间的平等的契约关系以及行使约定权利、履行约定义务的行为。这就要求对于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调整主要依靠法律，而国家和党对经济关系和经济行为的必要的政策指导需要通过法律、法规，即通过法定权利和义务来实现。

为此，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作为一个法治社会，法治的意义在于既能充分利用国家权力促进和保障公民权利，又能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和腐败，保证权力沿着制度化、法律化的轨道运行。

然而，我国正处于走向法治社会的进程，政策和法律在一定时期内还将并存，共同对我国的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进行调整。尤其是目前，重庆正在进行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法律的执行者如何正确认识政策和法律的关系，则更显得重要。

为此，我们认为要正确地认识政策与法律的关系，对于人民法院及其法官来说，必须把握好以下几个原则：

一、坚持法律与政策一致性原则

法是由国家制定和认可的，是一种带有强制性的行为规范，它规定了人们的权利和义务等等。[4]而政策是国家或者政党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路线而制定的行动准则。[5]法律从广义上看包括有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而政策有中央政策和地方政策。其中中央政策又分为总政策和具体政策，总政策又称为基本国策。

一般来说，总政策具有宏观性、前瞻性、指导性，对法律具有指导作用，这种指导作用体现在法律的制定、实施过程中。而有些总政策在法律上明文规定的，本身就是法律的组成部分，如果在法律中无明文规定的，也具有法律效力，是法律的一种渊源。而任何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这些说明，法律和总政策之间是相辅相成的，总政策需要通过法律来加以确定、执行，而法律需要总政策指导加以不断完善。具体政策是总政策的具体化，它是总政策的延伸。而地方政策也是如此，它们都必须符合总政策。而法规的制定和实施应当符合法律的规定，不能违背法律。地方法规也是如此。

上述表明，政策与法律从根本上应该是一致的，中央政策与地方政策、总政策与具体政策从根本上是一致的，法律、行政法规及地方法规从根本上是一致的。

二、坚持社会主义法治原则

所谓社会主义法治，就是指社会主义国家依照法律治理国家的治理思想、治国方式和社会秩序、社会状态。其基本含义有三个：1、从思想理念的角度上看，它是一种视法律为社会最高权威的理念和文化。2、从制度体系的角度看，它要求具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和完善的法律运作机制。3、从法律的运作实施角度上看，一方面它要求法律具有最高权威，另一个方面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目前，我国依法治国方略已经确立为宪法原则，法律体系也初具规模。有法不依等于无法，而且比无法的后果还要坏，因为它破坏了法律的尊严和人民群众对法制的信心。

这对于司法机关及其司法者来说，就是要忠实于法律。也就是说，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中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任何一件案件的裁判都必须有法律依据，必须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定为依据，而不能随便以相关的政策精神作为裁决依据。而法律是沉默的法官，法官是会说话的法律，法官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进程中，担负着维护法律的尊严，捍卫法律的权威，贯彻法律的精神的法定职责。这如德沃金先生所言：“没有一位法官说过在那个案件中为了正义而必须修改法律。”[6]

三、坚持基本制度原则

我国的基本制度是在宪法中所明确规定的关于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体系。我国的基本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不应该动摇，应当坚持。而改革，是改革具体的制度。

坚持我国的基本制度，同时要坚持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所说公民的基本权利，是指由宪法所确认的、公民在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所应当享有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权利。一般来讲，权利是有一定的等级高低之分的，有一些权利属于高等级的权利，有一些权利属于低等级的权利，低等级权利、下位权利应服从于高等级权利和上位权利，基本权利高于从它派生或衍生出来的权利。

针对民事司法者来说，由于法官审理案件大量适用的是民事法律，较为具体，因而思维模式往往是一种技术性模式，缺乏对法律制度的宏观分析，特别是缺乏将法律的具体适用与宪法所规定的国家基本制度、公民基本权利相衔接的综合素质。这与社会变革所提出的要求是不适应的。所以要求法官司法者在司法过程中，在宪法的最高理念及其拘束力的影响下，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立足社会变革的具体情况，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使基本权利的实现及其限制性问题，能在法律制度内尽可能完善的运作。

这就是说，一位明智的法官将不愿意接受违背重要的公民权利的立法的表面价值，并将努力按照与传统的（普通法上的）个体自由和自治的价值一致的方法对其进行解释。[7]

四、坚持法律的相关性原则

所说法律的相关性，是指法官在处理案件时，应当考虑到政策等等相关因素，以努力使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相统一。

大法官培根认为：“每一名法官首先应当牢记《罗马十二铜表法》结尾的那个警句：‘人民的安全就是最高的法律’应当知道，一切法律如果不以这一目标为准绳，则所谓公正就不过是一句梦呓。而所谓法律就不过是不灵验的谶语。法官与君主和政治家负有共同的使命，他们应当携起手来，以避免司法与政治发生矛盾。在制定政策时，执政者要考虑到法律。在执法时，司法者要考虑到政治利益。司法的重大错误，有时是可以引起政治变乱甚至国家颠覆之危。所以法律和政治绝不是对立的，而是密切相关的。”

这正如一位法学家所说的，法官所使用的判断标准“并不是那种毫无控制的意志或主观偏爱的产物，而是以整个法律与社会秩序提供给法官的原始资料为基础的。这些原始资料渊源于传统、社会习俗和时代的一般精神之中。在对判案过程中的意志要素起限制作用的客观因素中，主要是那些业经牢固确立的文化价值规范、贯穿于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显而易见的情势必要性以及占支配地位的公共政策方针。所有这些都会使法官有可能对其所做判决的预期结果加以考虑。”所以只有使法律的政策实质、法律本身规定和具体情况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有效地制定和实施法律。

五、坚持法律的普遍性原则

法律是普遍的，应当根据法律来确定的案件是单一的，要把单一的现象归结为普遍的现象，就需要判断。[8]这种判断，在法律上就是如何遵守法律的普遍性原则。法律的普遍性原则一方面建立在立法者广泛尊重传统正义原则的基础上，另一方面，是与整个法律体系相一致的。

由于民事关系具有复杂性、广泛性和活跃性，这就决定了一方面法律规定难以囊括各种民事关系，另一方面经济生活是发展的，新的关系会不断涌现。当共性的法律难以弥合其与个案之间的隙缝时，如何找到一个对个案处理而言既正当合理又符合现行法的裁判方法，以公正、合理、妥善地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

我们知道法律是由具体规范与原则性条文构成的一个规范体系。在具体的操作中，法官根据具体的情况不同有不同的处理方法，然而不管什么样的处理方法，都不能离开法律的规定，法律的精神，如果离开法律的规定和精神去谈什么法律适用，将是本末倒置。但是，说不能离开法律的规定与法律的精神，并不意味着机械地照搬法律，执行法律。因为法律本身也是一个万花筒，[9]而司法实际上是一种要求高度智慧和高度技能的活动，而法官的责任是当法律运用到个别场合时，根据他对法律的诚挚的理解来解释法律，法律的抽象规则往往只有在经法官解释、推理乃至一定条件下的衡平之后，才能使既显乎其外又隐乎其内的社会正义得以伸张。[10]这就是说法官是在理解与适用法律的过程中，发现法律，创造法律，弥补着法律的漏洞，阐释着法律的精神，从而达到司法公正，体现出司法正义的目的。这就象丹宁勋爵所说：“必须记住，无论一项法律什么时候被提出来考虑，人们都没有能力预见到在实际生活中可能出现的多种多样的情况。即使人们有这种预见能力，也不可能用没有任何歧义的措词把这些情况都包括进去。······。他必须对法律的文字进行补充，以便给立法机构的意图以‘力量和生命’。”[11]

上述原则是民事司法者在社会变革过程中进行民事司法所应当遵循的基本准则。这些原则的精神在王鸿举市长在重庆市建设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电视电话会上的讲话中已有体现，王市长在会上指出：法律、法规明确有底线的，要重点研究底线以上如何改革创新；法律、法规只作原则性规定的，要通过改革予以细化和明晰；法律、法规尚未涉足的，要积极探索建立合理的制度；法律、法规和正在执行的政策虽有明确规定，但在实践中确实需要调整完善的问题，可在局部探索试点，为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的完善提供实践依据。

以执行法律来体现政策是民事司法的唯一途径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它对社会实际需要的满足，对社会正常发展的保护。一方面，由于社会变革与社会转型所导致社会生活的变迁，政策将有不断的调整和变化，而法院只能通过普遍的规则来贯彻政策，为此，司法者对政策应当抱有主观和客观的态度，所说主观是应当合理预见制定政策者的本意，依据制定者的意图通过法律来正确地解释政策。所说客观是应当科学地看待政策的历史变化，并结合客观条件的变化来正确地对待政策从而依据法律来处理案件。另一方面，由于不存在逻辑上和法律理论上法律秩序的必然完整性，但法律秩序的完整性毕竟可以被确定作为一个“规整性的”观念，作为一个理性的原则，·····这要求我们尽力从法律上回答所有的法律问题，尽可能通过法律思想去堵实证法的种种漏洞。[12]所以法律的价值并不在形式，而在其运用。

因此，要使法律用有限的规则来解决无限的问题，依赖于规则背后强大的理念和思想张力，运用思想启迪功能、知识和方法，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理性思维力量，使法律新新不已。[13]这就需要法院而法官要将法所贯彻的理念与实际的社会变动有机地结合的方法，在人类理性能力的范围内，寻求法律确定性与适应性之间的某种合理尺度，运用法律意识和法律思维创造性地执行法律，从而通过将一般的法律规则适用到个案中，解决业已发生的利益争端。这样才能并且必须在法律活动中通过自己的行为和主观努力实现法律的目的。

而如何寻求法律确定性与适应性之间的合理尺度，这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具体把握。一般说来，在社会变革时期，对法院来说，关键是要遵循社会变革的客观规律，以法律正确地解释政策，从而及时稳定和维护社会管理秩序和经济秩序。这就需要创造性地揭示立法意蕴，并使之能够与现实相吻合，以体现和贯彻政策。为此，我们在这里立足于法律精神，根据政策发展要求，来分析民事司法中与统筹城乡的改革较为密切的两个问题，即民事诉讼中的行政行为的问题与对不具备合同的有效要件的合同进行补救的问题。

一、民事诉讼中的行政行为

民事诉讼中的行政行为是指在民事诉讼活动和形成的各种关系中存在的行政主体依法行使行政权力，并产生法律效果的行为。

由于生效的行政行为具有证明力、确定力和拘束力等几个法律效力，因此它在民事诉讼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即1、证据作用。具体行政行为在民事诉讼中是诉讼证据，载体表现为书证。2、基础作用。民事主体在作民事法律行为时，不能置行政行为不顾或违反行政行为的规定，否则该行为违法。3、公示作用。有些行政行为在民事诉讼中起完善作用，即民事诉讼的结果须以行政行为予以公示。

对待民事诉讼中的行政行为，要把握以下几个原则：

（一）行政穷尽的原则。即要求司法机关尊重行政意志的原则，司法权与行政权内容不同，互有分工，法院不应代替行政机关行使职权，同时，也不能过分地侵入行政领域，否则对行政活动的开展会造成一些妨碍。所以司法审查范围也是有限的。这就要求司法机关以行政优先，并不否认行政行为的公定力，要服从它的要求社会表示尊重的法律效力。

（二）前提在先，权威在先的原则。在民事诉讼活动中，应分析哪些是因，即前提和基础问题，哪些是果，对于前提和基础问题应优先解决。而且在确认的问题上，应以法律确定的职权及权威性大并且法律效力高的机关确认优先。而且，在几种法律效力确认并存，难以区别孰先孰后的情况下，应以先确认的优先。

（三）各司其责的原则。对于行政行为来说，司法审查权只应由行政审判权行使，而不能由民事审判权行使。因为民事审判其范畴为私法范畴，而行政行为仍是公法的范畴，因私法与公法是截然分开的，故民事审判对于行政行为来说只能审查它的来源合法性，是否发生法律效力，而不能象行政审判权一样去审查它的其它合法性，行政机关也没有义务接受法院的民事审判审查。

二、对不具备合同的有效要件的合同进行补救

之所以要对于不具备合同有效要件的合同进行补救，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原因：首先，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在市场经济社会中，正是无数的合同行为，构筑了市场，并有效地配置着社会资源。我国正处于发展市场经济的时期，尤其是重庆正在进行统筹城乡进程，交易安全是首要要求。其次，是社会环境的要求。我国法律虽然多，但没有形成较为完善的体系，而且法律、法规之间还有矛盾和冲突，加之人们文化素质、法律环境等等方面的原因，很多时候虽然人们的愿望是好的，但其民事行为很难与法律的要求丝丝入扣。第三，是立法的要求。我国合同法的立法要求将无效合同的范围限定在最低的限度内，而对虽不具备合同的有效要件的合同而进行补救，使之具备合同效力是缩小无效合同的范围的一条有效的途径。第四，是司法的要求。从罗马法开始，便有有效解释原则。在罗马法中，如果法律行为既可解释为发生效力，又可解释为不发生效力，就应采取发生效力的解释，因为当事人不会故意订立无效的行为。[14]对不具备合同的有效要件的合同而进行补救，是尊重当事人意思表示的，符合当事人的行为目的。

对于不具备合同的有效要件的合同进行补救，一般遵循的是以下几个原则：

1、充分探求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的原则。对于不具备合同的有效要件的合同进行补救，必须在充分了解当事人的真是意思表示的前提下进行，只有这样才能符合当事人的真实意愿，达到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的目的。

2、尊重行政行为的公权力的原则。对不具备合同的有效要件的合同进行补救时，必须尊重行政行为，不能以民事行为代替行政行为，或者干涉行政行为。

3、限制失效的原则。限制失效就是要去粗取精，最大限度地发挥合同的效力。

对不具备合同的有效要件的合同进行补救从主体上看，主要分为两个方面，即当事人的补救与司法的补救。

（一）当事人补救

所说当事人补救是指当事人对于不具备合同的有效要件的合同，按照法律的规定对合同所缺乏的有效要件给予补充或者对合同中的违法内容进行更正，使违法的原因消除。当事人补救属于一种积极补救，这是完善合同的一种最佳方式。

当事人对不具备合同的有效要件的合同进行补救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补办。补办主要针对的是我国法律、法规中所规定的有些合同需要经过批准、登记等行政程序才能发生相应的效力，而当事人所订立的合同没有经过这些程序的情况。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的规定，司法解释将当事人所签订的没有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或者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才生效的合同，其补办的时间限定在了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这就是说如果当事人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将手续办完，则合同生效，否则合同不生效。

法律、法规规定合同应当经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是对这些合同的一种形式要求，这与法律要求有些合同必须是书面形式一样，是国家对这些合同的一种行政管理行为，其目的是基于这些合同的特殊性和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以减少、避免发生纠纷和有利于这些纠纷的解决，以弥补司法救济的不足。这一点在《合同法》的第36、37条的规定表现的十分明显，同时，它还表明了国家更强调实质要件，这是因为实质要件直接影响到了国家的经济秩序。而且从国际立法趋势上看，均趋向于合同形式不影响合同效力，以适应现代化市场经济对交易力求简便和迅速的要求。[15]其实作为民事审判，法院虽然无权审查这个合同该不该得到批准或者登记，但是对于当事人已经申请批准或者登记的，从鼓励交易的立法宗旨，法院应当将案件中止，等待行政机关对此作出的确认。同时正是基于这是形式要件的考虑，只要当事人办理了主要审批手续，一般应当认定这些合同的效力，对其它尚差的手续可以责令当事人补办。

2、消除合同主体资格欠缺。对于合同主体来说，其要订立合同，必须具备订立合同的能力，也就是说要拥有订立该合同的资格。从《合同法》的规定上看，当事人合同主体资格欠缺的情形主要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态不相适应的合同、无权处分人订立处分合同、无权人以本人的名义订立合同等。对于这些情形当事人要消除合同瑕疵，必须使相对人、法定人及本人追认，如果他们追认，合同有效，不追认，则合同无效。

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与他人签订合同的情形，一般来讲，无民事行为能力与他人订立的合同自然是无效的，所以当事人对此的补救，一般来讲，一是取得民事行为能力的资格则合同有效，二是不能取得民事行为能力的资格，只能更换主体。但是对于不能取得民事行为能力的资格的，我们认为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具体分析，不能一概地认定为无效。与他人签订合同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实践中表现为三种情况，一种是正在办理工商登记，一种是没有办理工商登记，还有一种是法人的内设机构。对于正在办理工商登记的，自然其办理了工商登记，就消除了主体缺陷，合同自然有效。对于没有办理工商登记的，不能消除主体缺陷，合同无效。对于没有取得法人资格的法人的内设机构与他人签订的合同，如果有证据表明所设定该内设机构的法人知道订立该合同，并且积极履行了该合同，则不能因为订立合同的法人的内设机构没有民事行为能力而认定合同无效。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内设机构的这种无民事行为能力与其它的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并不一样，它作为内设机构是法人设立的，是法人管理的，它所行使的行为一般是法人的授意行为，而且履行合同的行为实际上是法人的行为，也就是说法人的介入已经弥补了合同签订时主体的缺陷，法人已经同意该合同，并成为该合同的主体。因此它虽然不具有法律意义的民事行为能力，但是不能否认它的存在，不能否认它代表法人所进行的民事活动，所以它所签订的合同的行为应该视为履行法人的职务行为，故而合同应该是有效的。当然如果有证据表明其行为并不是履行职务行为，而且相对人也应该知道的除外。

3、更改违法的合同。所说更改违法的合同就是指合同当事人对所签订的合同中违法的内容进行更正，从而使合同具备合同的有效要件。其实这种更正是合同双方当事人对合同达成新的合意，从法律效力上讲，由于存在时间的先后，在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更改后的合同比更改前的合同具有更强的法律效力，也就是说当更改后的合同与更改前的合同发生矛盾时，应以更改后的合同为准。

（二）司法的补救

司法补救是指法官在审理合同关系时对于不具备合同的有效要件的合同，根据合同的具体情况，按照补救的原则，采取司法措施，以达到对合同或者合同中的部分进行有效认定的目的。司法补救属于一种事后补救，消极补救，它主要来自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它虽然不是合同补救的主流，但是却能起到主导作用。

从立法与司法来看，司法补救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1、转换。所说无效合同的转换是指当合同不能有效地发生一种效果时，但却能合法地发生另一种效果，而当事人有发生这种效果的意思，则应允许该效果发生。德国民法认为，法官有权代替当事人重做一个从法律方面来说当事人设计不够完善的法律行为。德国民法典第140条规定，凡是无效的法律行为具备其它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如可认为当事人若知其无效，即有替代之意思的，则其它法律行为即发生效力。[16]对于无效合同的转换，关键是在于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认定，也就是说只有在当事人有替代的意思时，法官才能从无效合同的法律行为中提出这种约束当事人的有效法律行为。这是因为作为一种契约，合同毕竟是当事人之间的事情，要根据当事人的意愿，任何人和单位都不能违背当事人的意愿而给当事人设立合同关系。所以法官这种认定不是给当事人设立一个新的合同，而是根据当事人当时的意愿认定行为的有效性，以达到当事人订立契约的目的。

在司法实践中值得注意的是将合同效力的转换与规避法律行为无效相区别，规避法律行为是指利用法律的规定，通过实施某种行为直接达到违法的目的，而合同效力的转换，实质是法律行为的变更，是有法官替代当事人重做一个从法律方面来说当事人设计不够完善的法律行为。

2、强制完善。所说强制完善是指在司法过程中，对于合同中存在违反行政法规所规定的，利用司法手段予以消除。其主要表现为责令当事人补办有关手续，或者向行政管理机关提出司法建议，由行政管理机关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这样把当事人的民事行为与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行为区分开来，从而既达到维持正常的经济秩序，又达到维护行政管理的权威的目的。

在司法实践中有争议的是一方违反强行法的规定而与他人签订合同的问题，我们认为，一方违反强行法的规定而与他人签订的合同并不必然无效，只有在合同相对方知道或者应该知道一方行为违反了强行法的规定的情况下，合同才应该宣布无效。其理由是：首先，一方违反强行法的规定的行为与合同违反强行法的规定是完全不同的法律事实，前者不是后者的前提，两者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其次，由于一方的行为是否违法，是其内部行为，合同相对人在强行法没有明确规定必须了解的情况下没有必须了解的义务。所以为保护相对善意人的利益，对于那些合同本身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符合法律规定的，应该认定其效力。

3、甄别。所说甄别是对无效合同的条款进行分解，寻找出独立的有效部分。甄别的根据是相对的独立性，所说相对的独立性是指合同无效的部分虽然是作为合同整体的一部分，但与合同的其它内容相比是独立存在的，它的存在与否不影响合同的其它的内容的存在。从甄别的结果上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对合同区分出部分无效和部分有效。一般来讲，只有如果因合同的主体不符合法律的规定而导致合同无效的，则合同整体无效。如果因合同的内容不符合法律的规定的，才可发生部分无效和部分有效的问题。另一个是对整体无效的合同寻找出有效的条款。一般来说，这些合同中的独立性条款都是有效的，它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法定的，也就是法律明确规定的独立性的条款，另一种是当事人约定的独立性的条款，它们都不受合同效力的变化。

总之，司法作为一种法律实践认知活动，它体现的是通过适用法律公正地解决各种纠纷的动态运动过程。在这过程中充分发挥司法能动性，从法律原则和立法精神上去解释政策，通过对政策的正确理解来运用法律，并且通过审判活动，为当地党委、政府完善政策提出建议。这是在社会变革过程中民事司法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