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一次拓展科学发展观内涵

法律目的是主体在特定的法律理念的指导下，根据其对特定的法律部门和法律规范的功能的需求，从可供选择的法律价值名目体系中，为特定的法律部门和法律规范所选择并设定的价值目标。环境法之法律目的是指主体在公平观、正义观等法律理念的指导下，根据其对环境法部门和组成该部门的具体的环境法律规范的功能需求，从可供选择的法律价值名目体系中，为环境法部门和环境法律规范所选择并设定的价值目标。不同时期的环境资源保护思想对不同时期的环境法的法律目的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但由于受到人类对不同时期环境资源问题的社会危害程度及其表现的认识程度的制约，人类的环境资源保护思想存在着地域上和时间上的差异。同时，考虑到实然的法律制度与政治的特殊关联。因此，有必要诠释据以确定我国环境法法律目的之环境伦理基础和政治思想前提，并在此基础上适时地调整环境法法律目的的应然要素，继而推动它们成为实然的法律目的。

一、可持续发展内涵的环境法理阐释：“代内公平”、“代际公平”二要素论

中国古代的环境资源保护思想[5]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决定了我国当代环境资源法之法律目的内容的环境伦理思想的构成，但当我们追问这种影响到底有多大时？我们却不得不承认现代西方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对之产生了或应当产生更大的影响。

现代西方可持续发展思想最早可上溯到马尔萨斯和达尔文。马尔萨斯在1789年发表的《人口原理》中第一次强烈提出人口和其他物质一样，具有一种迅速繁殖的倾向，这种倾向受到自然环境（主要是指土地和粮食）的限制；达尔文在1859年发表的《物种起源》里论述生物和环境的关系时与马尔萨斯保持一致，并且发展了他的观点。19世纪，美国掀起了自然保护运动，以G·平切特为代表的自然保护主义者提出了“持续发展”的主张，成为现代“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渊源，以J·缪尔为代表的自然保存主义者提出的“自然保存”主张是现代生物多样性保护思想的奠基石。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人K·E·鲍尔丁的“宇宙飞船经济理论”认为：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大的生态系统就是地球，而地球只不过是茫茫无垠的太空中的一艘小小的宇宙飞船。人口和经济的不断增长最终将使这艘小小的飞船内有限的资源开发完，人类生产、消费所排出的废物最终将使这飞船舱内完全被污染。这一理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认识到：必须改变过去那种“增长型经济”，而采取“储备型经济”；必须改变传统的“消耗型经济”，而代之以休养生息的“生态型经济”；应实行“福利量”的经济，而不是像以往那样只注重于“生产量”的经济；必须建立能重复使用各种物质资源的“循环式经济”以替代传统的“单程式经济”。1968年，以人口、资源、环境为主要内容，以讨论人类前途为中心议题的“罗马俱乐部”成立，该俱乐部1972年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从推论中得出结论：“是许多有洞察力的人已经认识到那一种——就是人类的许多活动的加一倍的时间短促，加上被加倍的数量巨大，将使我们非常之快地接近于这些活动的增长极限”。[该报告的主要论点是：人类社会的增长由五种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发展趋势构成，即加速发展的工业化、人口剧增、粮食私有制、不可再生资源枯竭和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它们都是以指数的形式增长，五种趋势的增长都是有限的，一旦达到它们的极限，增长就会被迫停止，而等待自然极限来迫使增长停止又是社会难以接受的，人类必须自我限制增长，或者协调发展。1971年，“绿色和平组织”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成立，绿色组织运动含有许多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如“人与自然的协调一体，保护生态环境，不破坏生态系统的稳定性，社会问题和生态问题相互联系”等。但绿色组织运动更强调“持续”，而不重视“发展”，绿色经济是一种不以增长为目的的稳衡状态的经济。可见，绿色运动的“绿色思想”并不等同于可持续发展思想，但它却促进了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环境法学者一般认为，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真正形成和发展是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在20世纪70-90年代所发表的《人类环境宣言》（1972年）、《世界自然保护大纲》（1980年）、《我们共同的未来》（1983年）和《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1992年）这四个重要报告为标志的。“持续”一词英文为“sustain”,源自拉丁语“sustenere”，意思是“维持下去”或“保持继续提高”。“发展”一词英文为“development”，指的只是经济领域的活动，其目标是产值和利润的增长、物质财富的增加。然而，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并非这两个概念的简单相加。目前，普遍为国际社会所接受的是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对可持续发展所下的定义：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的发展。

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内容较为丰富，英国著名国际环境法学者菲利普·桑兹提出的“四要素”理论，即可持续发展原则包含代际公平、代内公平、可持续利用和环境与发展一体化四个核心要素。笔者认为，从《我们共同的未来》中对可持续发展所下的定义来分析，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内涵应当包括：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两个要素。

“代内公平”（intra-generationalequity），指代内的所有人，不论其国籍、种族、性别、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在享受清洁、良好的环境和利用自然资源方面享有平等的权利。在国际环境法领域，代内公平的思想已在一些重要的国际法文件中得到体现。1972年的《人类环境宣言》宣布人类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它的原则5要求：“在使用地球上不可再生的资源时，必须防范将来把它们耗尽的危险，并且必须确保整个人类能够分享从这样的使用中获得的好处”；原则24要求：“有关保护和改善环境的国际问题应由所有的国家，不论其大小，在平等的基础上本着合作精神来加以处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环境法专家组《关于环境保护和持续发展的法律原则》包括“各国应以合理和平等的方式利用跨国界自然资源”的原则。1978年的《亚马逊河区域合作条约》规定，促进亚马逊河区域的协调开发，既使各缔约国公平分享开发利益，又促进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的养护和合理利用。1987年的《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在序言中提出“采取公平地控制消耗臭氧层物质全球排放总量的预防措施”。1992年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目标包括“公平合理分享由利用遗产资源而产生的惠益”的内容。代内公平强调同处一代的人们在利用自然资源、满足自身利益上享有均等的机会，它将环境公平权的权利主体指向了同处一代的所有人，既指本国范围，又指国际范围。

“代际公平”（intergenerationalequity）源于美国E·B·魏伊丝（EdithBrownWeiss）教授于1984年在《生态法季刊》上发表的论文——《行星托管：自然保护与代际公平》。魏伊丝认为“作为物的一种，我们与现代的其他成员以及过去和将来的世代一道，共有地球的自然、文化的环境。在任何时候，各世代既是地球恩惠的受益人，同时也是将来世代地球的管理人或受托人”。作为可持续发展思想的一部分，代际公平已在一些国际环境条约和其他文件中得以反映。1949年的《国际捕鲸条约》规定其宗旨是“防止所有种类鲸鱼的过度捕猎”、“为未来世世代代子孙而保护鲸鱼类这一丰富自然资源”和“建立国际捕鲸管制制度，以确保鲸鱼族类的适当养护和发展”。1968年的《养护自然和自然资源非洲公约》的宗旨是“从经济、营养、教育、文化和美学的观点出发，为了当今和未来人类的幸福，鼓励个别和共同行动，养护、利用和发展土壤、水、动植物”。1972年的《人类环境宣言》宣布“人类……负有保护和改善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1992年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序言提出“各国有责任保护它自己的生物多样性并以可持久的方式使用它自己的生物资源”，并在第2条中将“持久使用”界定为“使用生物多样性组成部分的方式和速度不会导致生物多样性的长期衰落，从而保持其满足今世后代的需要和期望的潜力”。

马克思曾说：“所有社会对未来的世代的地球都有保护的义务，地球只有占有者或使用者，而没有所有者”。代际公平正是以这种价值观念为出发点，将环境公平权的权利主体扩大到后代人，它是代内公平权的一种延伸。代际公平权必须也只有与代内公平权联系起来理解，才是正确和全面的，前者是后者的必然延伸，后者是前者实现的前提和保障。

二、可持续发展思想拓展的环境法学反思：应否增加“权利公平”要素？

20世纪70年代中期西方哲学界兴起了环境伦理学，其中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者一般认为可持续发展思想只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思想，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是环境问题产生的思想根源，都主张突破传统道德只强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界限，将伦理学扩展到调节人与非人存在物(动物或所有生物或整个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面对来自非人类中心主义伦理学的批判，持传统的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环境法学者必然如此设问：非人生命体到底有没有权利？一旦我们承认了非人生命体的权利，那么可持续发展就不仅仅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必然也存在着其他物种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并且这种可持续性与人的可持续发展是有机统一的吗？非人生命体权利的维护能够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生物的可持续生存与自然的可持续存在提供可靠的保障吗？

因此有学者开始了“权利公平”与可持续发展思想相互关系的研究。牛文元教授认为：“‘只有当人类向自然的索取，能够同人类向自然的回馈相平衡时；只有当人类为当代的努力，能够同人类为后代的努力相平衡时；只有当人类为本地区发展的努力，能够同为其他地区共建共享的努力相平衡时’，全球的可持续发展才能真正实现”。吕忠梅教授认为：“权利公平”是指人与自然界的非人生物之间的权利公平。“它要求改变人类的基本法律观念，确认包括人和非人在内的生命主体及其权利”。“生命主体（Subject-of-life）是那些可以感觉到幸福的个体，是能感觉出好或者坏的种类(experientialwelfare)；所有生命主体，包括人和非人，都有不受危害的权利”,“我们对生命主体负有直接的义务”。[22]钱水苗教授认为：我们应当从过去和现行环境法的“人类利益中心主义”转向“生态利益中心主义”，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内涵，将“权利公平”作为它的核心思想之一。也有学者使用了“自然公平”的概念表述类似的观点，如郑少华教授在《生态主义法哲学》一书中基于“人对自然的合理利用之底线是不是破坏生态规律”、“人与其他物种共享资源”、“人与其他物种和谐共处的基础在于大自然无偿提供一些资源，因此，人类应该受自然公平之约束”等原因，提出“自然公平，是指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员，人与其他物种之间在享受生态利益与承担生态责任方面的平衡问题”。并将之与代内公平、代际公平相并列作为人类回到“生态正义”含义问题所必须考虑的三个角度，即“作为维护生存必须资料与满足人类共同生活的生态系统，每个人的义务（责任）应如何分配，法律才能平衡？”（这涉及到代内公平问题）、“作为人类世代所居住的地球，只有一个，后代人也有居住的权利，而前代人在地球的保全方面造成过破坏，因此，在前代人、当代人、后代人之间形成的自然‘债’，法律应如何衡平？”（这涉及到代际公平问题）和“人作为自然的一员，其他物种也具有某些权利，那么人与其他物种的权利如何衡平？”（这涉及到自然公平问题）三个视角。

笔者认为，根据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对可持续发展所下的定义来分析，其内涵仅包括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两个要素。但可以把权利公平，即人与自然界的非人生物之间的权利公平，作为环境资源法的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内容予以发展，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保护地球物种的多样性，最终也将有利于人类及其所赖以生存的地球的持续发展。

其实，有些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环境立法已经走在了我们观念的前面。美国所有的州几乎均立有保护动物的法律，如伊利诺斯州1973年制定的《人道地照料动物的法律》（HumanCareforAnimalsAct）。美国1973年的《濒危物种法案》适用于所有动物、昆虫和植物，只有那些严重威胁人类的细菌、病菌和蝗虫被排斥在外。该法案把物种的伤害不仅理解为对该物种成员的杀害，而且理解为对它们所依赖的环境的破坏。该法还把“重要的栖息地”一词引入美国的野生生物保护法中。这在很大程度上承认，不仅有机体拥有合法的生存权利，而且生态系统也拥有合法的存在权利。意大利也曾制定一项有关家养动物保护的法律，并明确规定了“权利和义务”，承认动物的“生活权利”和建立一系列“以确保人和动物和睦相处以及保护公共卫生与环境”的制度。1976年的欧洲公约《关于在饲养中保护动物》第4条规定：根据已获得的经验和科学知识，限制动物活动自由时必须考虑到有关动物所属种类，不得对它造成痛苦和不必要的损伤。198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自然宪章》指出：“每种生命形式都是独特的，无论对人类的价值如何，都应得到尊重，为了承认其他有机体的内在价值，人类必须受行为道德准则的约束。”《世界自然宪章》还指出，“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不再被视为自然界之上或之外，而是与自然界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一部分。1991年10月，世界自然保护同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联合发表了《新的世界环境保护战略》，其中作为有关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9项基本原则的第1项原则就是“尊重生命共同体是重要的”，该原则所表现的是“在现在和未来都有义务尊重他人与其他所有的生命体”的伦理原则。1992年的《生物多样性公约》也承认：“缔约国清楚地知道生物多样性的内在价值。”在1992年里约地球高峰会议期间，参加“国际NGO、社会运动体研讨会”的世界团体和个人缔结了若干NGO条约，其中就宣示了“所有的生物或无生命物质具有实存和固有的价值”，“确认所有的生物或无生命物质的生存、保存以及受到保护的权利”；“所有生命的多样性具有其自身固有的价值”，“生命的各种形态具有存在的权利”。这些国际组织的条约的一个共同点是，都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非人生命体的内在价值。

除此之外，近年来，美、日等国的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有关非人生命体权利的诉讼。1975年，美国纽约曾审理了一桩以拜拉姆河、拜拉姆河河流污染防治协会、一个村庄以及一名自然人作为共同原告（并且后三者还是拜拉穆河的诉讼人）诉博特·彻斯特村等七单位(当局)案，法院最后确认了拜拉姆河的原告资格。1978年1月27日，塞拉俱乐部法律保护基金会和夏威夷奥杜邦协会代表仅存的几百只巴里拉属鸟提出了一份诉状，要求停止在该鸟类的栖息地上放牧牛、绵羊和山羊。这件案子的名称是：巴里拉属鸟诉夏威夷土地与自然资源管理局。1979年6月，一名联邦法官为巴里拉属鸟作出了裁决。夏威夷土地与自然资源管理局被要求必须在两年的时间内完成禁止在芒那基火山放牧的工作。这两个案件均确认了非人生命体的诉讼主体资格。此外，还出现了围绕非人生命体自身生存权利的诉讼，如松树的生存权诉讼。到90年代，美国非人生命体权利理论的法律实践在有着大陆法系传统的日本得到了发展。例如，1995年3月23日以日本鹿儿岛奄美岛内生存的4种珍稀鸟类为原告、由几位日本公民以其人的身份在鹿儿岛地方法院提起了自然的权利诉讼，请求法院判决禁止政府批准的高尔夫球场建设。

三、科学发展观对可持续发展内涵的拓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改革开放后，中央做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一战略决策，并逐步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20世纪90年代初，党中央又制定了快速、协调和持续发展的方针，特别是制定并开始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开始注意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和人口的协调问题，开始注意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十五”计划进一步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思想。2001年7月1日，同志发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要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使人们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工作和生活。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改善生态环境和美化生活环境，改善公共设施和社会福利设施。”2002年3月10日同志出席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发表讲话强调“为了实现我国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为了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始终拥有生存和发展的良好条件，我们一定要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努力开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2002年11月8日，党的十六大报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包括：“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2003年10月14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并明确指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至此，“科学发展观”的概念正式确立。2004年3月1日，总书记《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揭示了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公务员之家:

吕忠梅教授认为，“科学发展观是对‘可持续发展观’的一种政治表达，其基本内涵与价值目标与可持续发展是一致的。”笔者认为，科学发展观内涵中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是发展的三个方面，是有机联系的，而并非这三个方面的简单相加，三者缺一不可。《我们共同的未来》在其第二章“走向可持续发展”的结论中指出：“从广义上来说，可持续发展战略旨在促进人类之间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可见，这一定义只是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作为可持续发展战略所追求的一种理念，而并未将之作为本文第二部分所介绍的该定义内涵中“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之外的新要素。从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来分析，科学发展观已经为《我们共同的未来》对可持续发展所作的定义的内涵增添了新的要素——“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这是对可持续发展内涵的拓展。

四、环境法法律目的之伦理、政治基础及其应然法定位

科学发展观发展了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在可持续发展的内涵的要素中溶入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内容，而人与自然界的非人生物之间的和谐发展并非要求人类与自然界绝对没有矛盾和冲突，而是要使这种人与自然的矛盾和冲突保持在双方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尽量降低因这种矛盾冲突所产生的利益损失，扩大两者互动中的综合收益。人与自然界的非人生物之间的和谐，就必然要求两者间能够实现公平发展——权利公平成为了其中应有之意。已被发展了的、以“代内公平”、“代价公平”和“权利公平”为主要内容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应该是我国环境法之法律目的形成的重要的环境伦理基础。科学发展观是我们修改环境法应然的法律目的内涵，并在立法上确立环境基本法的法律目的条款的政治思想基础。应将“权利公平”增加为环境法法律目的内涵之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