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论文范文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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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论文

科学发展观论文范文篇1

自1989年至2000年,我国有关情报学发展的论文数量不多,但从2001年开始,数量有了较大增长,2002年达到最高峰。笔者在全面参考国内外关于情报学的学科发展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借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概念,拟对我国情报学的科学发展观进行初步探讨。

1、情报学科学发展观提出的时代背景

20世纪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导致了科技文献数量的飞速增长,内容交叉综合,趋势日益明显。一方面,文献载体和出版形式呈现多样化,新陈代谢加快,出现所谓的“信息爆炸”的现象。另一方面,以计算机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为人类收集、加工、组织和利用信息提供了强大的武器。在这种背景下,情报学作为一门崭新的学科正式诞生。1945年,美国学者万尼瓦尔·布什(V.Bush)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著名论文“AsWeMayThink”,被认为是情报学出现的标志。情报学作为人类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产生的科学,已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学科贡献。梁战平先生系统地总结了我国情报学及情报工作的“七项贡献”。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社会信息化和信息社会化进程明显加快,社会经济形态逐渐由物质经济向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转型。社会环境的变化,使情报学的学科地位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严峻挑战。一方面,人们对信息需求的增强和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使情报学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相关学科的快速发展,自身基础理论研究长期无重大突破的局面,也使情报学的发展面临着空前压力。20世纪80年代,在图书情报学最为发达的美国,至少有15所被美国图书馆协会(ALA)认证的图书情报学院被迫关闭。在我国,经历了“情报”改“信息”的风波后,学科专业名称也经历了图书情报学→情报学→信息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的多次转变。学科名称的不固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情报学研究思想的混乱。由于没有阐明情报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情报学的基本研究领域和学科地位问题没有获得解决。相关学科的扩展和蚕食,研究资源的相对缺乏,科学研究市场化导向的日趋强烈,都使情报学的学科发展面临巨大的挑战,引起了“信息科学将取代情报学”、“情报学是否存在”等激烈争论,甚至出现了“不知自己学科是干什么的”的情报学“迷失”现象。

针对情报学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国内外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情报学的发展途径、发展策略和发展模式进行了深入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创造性观点,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发展观。不同发展观在促进情报学研究深化的同时,也存在如下缺点:大多是针对情报学的某一方面或某几个方面而提出的发展观,缺乏系统性和前瞻性;忽略用户的地位和作用,缺乏发展的可持续性;理论提出后缺乏后续深入系统的研究,无实际指导价值等。面向21世纪的情报学,迫切需要一种具有全局意义、能够统领整个情报学的发展观来推动整个学科的第二次革命。

2、国内外情报学发展观简介

2.1国外情报学的发展观

国外情报学的发展观主要体现在国外一些有代表性的情报学理论体系之中,具体包括:

2.1.1布鲁克斯的知识观布鲁克斯(B.C.Brooks)是现代情报学理论的奠基人之一,代表作是《情报学的基础》。他从波普尔的“世界3”理论出发,认为情报学是关于客观知识的分析、组织、传递和利用的科学,并预言“情报学将成为社会科学的基础,就像物理学是整个自然科学的基础学科一样”。他建立了用以表达知识与情报关系的著名方程式,创造性地提出了“认识地图”、“知识地图”等概念。布鲁克斯的情报学发展观立足于对客观知识进行分析、组织和利用,重视情报学的定量研究,提出“等级位次排序”和“对数透视规律”作为情报学定量化的途径。布鲁克斯的理论体系具有较强的哲学倾向,体现了英国唯理论派的学术传统,对未来情报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发性。

2.1.2米哈依诺夫的科学交流观米哈依诺夫(А.И.Михайлов)是情报学科学交流学派的创始人,代表作是《情报学基础》和《科学交流与情报学》。他将情报学研究范围局限于科学情报,理论基础是科学交流。米哈依诺夫注重于情报学的社会关系研究,认为情报学属于社会科学,情报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科学交流的理论。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米哈依诺夫的理论逐渐显示出不适应性,但其严谨的逻辑理论体系仍对世界情报学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1.3萨瑞塞维克的通信观萨瑞塞维克(T.Saracevic)是通信观的提出者,代表作是《情报科学导论》。他在借鉴信息论、控制论的基础上,认为情报学是专门研究人类通信现象和通信系统特性的科学。他将情报学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研究,认为情报学分为理论情报学和应用情报学两大分支。前者研究情报特征、利用、评价等问题,后者研究知识交流的技术问题。萨瑞塞维克的通信观反映了当时美国情报学界注重研究应用性问题的传统。

2.1.4约维茨的决策观美国情报学家约维茨(M.C.Yovits)从决策论的角度研究了一系列情报理论问题,如情报效率、情报价值和情报量的测度等。他认为情报是“对于决策具有价值的数据资料”,情报学研究对象是“一般化的情报系统”。决策观的主要内容是对决策过程的情报要素进行分析,包括学习、选择、预期价值、不确定性、效能的系统化和定量化[7]。约维茨的决策观以广义信息系统为依托,从广义角度分析情报流、情报量,力图使情报学成为一门精密学科。

2.1.5贝尔金等人的认知观贝尔金(N.J.Belkin)是情报学认知观的主要倡导者,其著名理论为“知识非常态状态”理论,即ASK理论。认知观是情报学在吸收认知科学的相关理论基础上形成的。1977年,德梅(M.Demey)首次提出了情报学的认知观概念。1981年,美国情报学家格里菲斯(B.C.Griffith)认为,“情报处理过程研究要想取得实质性进展,情报科学就必须采用或建立一门应用认知科学[8]。布鲁克斯、萨瑞塞维克、英格沃森、德尔文、约兰德都从不同角度对情报学的认知观作出了贡献。情报学认知观的基本目的是促进所需要的情报在情报生产者和用户之间传播。

2.1.6德本斯的系统观德本斯(A.Ddbons)在其代表作《情报科学:一种综合观》中主张从情报系统的结构的认识来理解情报学,情报学的研究范畴是情报系统的结构、功能及其对社会的影响。情报系统是知识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德本斯的系统观对于情报系统的分析和设计具有实用的参考价值,并且为情报科学研究提供了一种集成框架。

2.1.7哥夫曼理论哥夫曼从传播角度研究情报现象,探讨传播过程动态规律,将知识传播与传染病传播看作相似现象,从而提出了社会传播传染病学理论,形成了情报学的“传播观”。

2.2国内情报学的发展观

2.2.1大情报观大情报观的核心思想是要求情报工作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突破早期科技情报的局限,与社会、经济、管理等情报有机结合,面向经济,面向社会,改善服务方式,增强服务功能。陈大辉认为,大情报学的建立将使情报学、图书馆学、目录学、档案和出版发行学作为其分支应用学科获得广阔的发展前景。文献在分析大科学思维和大科学建构的基础上,认为“大情报学”是现代情报学的未来形态。马费成则认为大情报学观实质上是变相扩大情报学研究对象,不利于情报学学科建设。大情报观突破了早期科技情报的局限,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严怡民认为,大情报观实际上是一种工作观念,即把情报学的实践对象限定在情报工作的范围内,情报学理论被认为仅仅是情报工作和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抽象,因此难以担当建立一般情报学的重任[7]。大情报观实际上是我国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它没有给情报学带来实质性的发展,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情报学的发展问题。

2.2.2信息管理观情报学和信息管理的关系在学术界引起很大争论。一般认为,信息管理在研究广度上超过了情报学,而在研究深度上则逊于情报学。何佳讯等从管理学角度分析了情报学与信息管理的渊源和联系,强调从情报学到信息管理是“自然升级”。同时也指出,从情报学到信息管理造成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的扩大,模糊了自身的学科定位和方向。李刚等认为,以“信息管理”这门交叉学科来统帅情报学、图书馆学等学科,给人以“儿子管老子之感”。岳剑波从信息管理链(事实→数据→信息→知识→智能)出发,认为情报学是信息科学群中面向信息交流与管理的信息管理学一个子学科,情报学关心的是信息管理学的高层次问题——知识管理与智能管理。吴慰慈在其《当代图书馆学情报学前沿探寻》中指出,信息管理科学的发展将为情报学提供新的生长点和新的研究方法,促进情报学的加速发展;对信息管理的研究不能取代对情报学的研究,情报学将利用信息管理科学理论拓展研究领域。

2.2.3知识观近年来,情报学研究的知识化趋势日益明显,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来玲认为,网络环境下情报学研究的知识化具体表现在从文献单元向知识单元、从情报组织到知识组织、从信息服务到知识服务的转化[15]。李后卿对图书情报学中的知识论进行了研究,认为将知识论的某一方面作为情报学的理论基础尚处于探讨阶段[16]。李国秋将知识管理看作是情报学研究领域的回归和变革[17]。肖勇认为情报学将成为研究知识与知识活动,包括知识的激活、扩散、转移、组织、增值、吸收、利用等规律性的学科[18]。王知津等指出,由于情报本质是“激活了,活化了的知识”,那么知识的激活与活化当属情报学的研究重点,对知识的有效组织、管理和利用成为情报学的核心研究内容,知识化成为情报学研究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19]。关于知识的研究成为新世纪情报学的研究热点,印证了布鲁克斯早年提出的“情报学的任务是探索和组织客观知识”的预言。

2.2.4整合观吴慰慈认为,信息技术革命促进了情报学科体系的成长、发展、变革和转型,而且在信息管理学科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表现出强大的整合作用。“情报学应该积极参与到信息管理学科群的整合过程中去”,“有助于图书情报学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以促进自身的成长和发展”[14]。梁战平认为情报学、图书馆学、档案学和编辑出版学,正朝着共同的研究对象、环境、目标发展,机构取向、学科取向、认识取向都趋向一体化[20]。文献[13]等认为情报学要融合经济学、社会学、计算机科学、通信工程等诸多学科,走科际整合的道路,大力融合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方法发展自己。整合观是在充分认识到情报学的综合性、交叉性和高度渗透性特征而提出的一种发展观。

2.2.5其他发展观赵海军提出以系统科学理论来指导情报学的研究,提出了情报学发展的系统观[21]。姬鹏宏将情报学的发展和学科定位为智能信息学,认为情报学的核心问题是探索激活信息的自身规律,而运用智能对信息进行激活是重要手段,提出了情报学的“智能信息观”[22]。赵建功提出的情报学“全息观”认为,将“全部情报学理论融合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从而“大大改观情报理论建设落后于实践的现状”[23]。

3、情报学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特征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认为,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树立情报学科学发展观,其根本目的就是实现情报学学科的可持续发展,为人类社会进步作出应有的学科贡献。笔者认为,情报学的科学发展观应当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3.1战略性

情报学的科学发展观属于一种战略性发展观。战略性发展观是指关于情报学学科发展的长远性和全局性的谋划,是对情报学当前与长远、现实与未来的统筹兼顾,是对情报学未来发展目标及其实现途径的规定和谋划。情报学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性特征要求情报学面对信息技术革命的挑战,不断调整和改变自身的发展策略,以长远的战略目标来规划当前的行动方案。

3.2可持续性

情报学的科学发展观是一种可持续性发展观。20世纪80年代,面对人口、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间的发展矛盾,联合国规划署于1980年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经过20多年的发展,可持续发展观念已深入人心。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思想是使人类社会发展具有一种长久维持过程的状态,即可持续性。情报学的可持续发展观是指在保持情报学与社会、环境、经济、技术、资源、相关学科协调发展的前提下,能够沿着自身历史发展轨道长期持续地发展。李国秋认为,由于情报学既具备坚实的学科理论基础和严格的学科架构,又具有开放的学科研究传统,因此情报学完全具备可持续发展的能力[17]。

3.3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是情报学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思想,即以情报用户的情报需求和满足作为情报研究和情报工作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我国早期情报学的研究主要以文献为中心。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信息和情报成为情报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并出现了“技术至上”的倾向。实践证明,以文献、信息、情报或技术为研究对象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情报学的核心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知识及其相关内容成为情报学的研究热点。情报学的研究对象从文献转移到信息再而转向知识,充分体现了情报学学科发展“以人为本”思想的逐步树立,是人类认识发展的理性回归和情报学发展的必然趋势。情报学要加大对情报用户的结构层次、信息需求、信息利用等方面的研究,信息系统、信息服务和信息产品都要以信息用户为中心进行设计开发,实现用户与情报、技术、社会的协调发展。

3.4符合国情

情报学的科学发展观要求情报学的理论研究、技术研究和应用研究均要符合我国特定的国情环境。朱光亚曾指出:“情报学研究不仅要从理论上探讨和阐述,更重要的还应密切联系情报科学发展现状和我国的实际。”我国情报学研究历来有学习国外的传统,但各国国情差别巨大,要求我们对其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对待。唯物辩证法认为,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是次要的原因。近年来我国情报学发展遭遇了一些挫折,外因使情报学的外部环境发生了一些不利于情报学发展的巨大变化;内因,也就是最主要的原因是,情报学没有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及时加强自身学科建设,没有制定出适合本国国情的学科发展战略。美国学者哈利·M·克比里奇曾建议成立“发展情报学”,强调发展中国家应根据本国国情创立有别于西方国家情报体系的情报学[24]。印度的阮冈纳赞没有一味模仿西方模式,而是根据本国国情,巧妙地吸引消化和改造了印度图书馆学情报学,成为“工业化西方国家以外取得独创性理论第一人”。总之,学习借鉴国外先进有益的东西是必要的,盲目照搬他人只会成为“阻碍学科发展的绊索”。

4、对情报学发展的几点认识

4.1当前情报学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对于情报学面临的主要问题,许多学者都进行过归纳总结。笔者认为,目前情报学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至今没有形成贯穿其全领域的、自成体系的、严密的基本理论。其客观原因在于情报学通常以社会层面的信息作为研究对象,而社会科学工作者处于研究对象之中,容易失去客观性而陷入主观片面的境地。主观原因则在于人们总是有意无意地套用观察物质现象的思维定势去观察情报现象,用物质运动规律去解释情报运动过程的规律。

2)研究对象模糊,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能主导情报学研究与发展的核心研究领域。我国早期情报学主要集中于科技情报、文献情报的研究,随后又出现了情报经济热和情报技术热,近年来情报学的研究对象又逐渐扩充到整个信息科学领域。研究对象的泛化,使情报学的学科属性和学科地位更加模糊。

3)缺乏完备的研究方法。通常认为,属于情报学的专门研究方法只有文献计量学方法和引文分析法,事实上这两种方法的研究对象都针对文献的外部特征而非实质内容。没有建立完备的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情报学的学科地位。

4)情报理论与情报实践脱节。我国情报学研究力量主要集中在高校,与科研院所和企业联系不够紧密,客观上也影响了情报学的发展。情报学研究中存在的“里热外冷”现象,就是理论与实践联系不够紧密的反映。

5)教师知识结构亟需更新。我国情报学教育研究力量参差不齐,且相当一部分教师都是从原来图书馆学或其他学科转化而来。情报学的跨学科性,特别是与其联系紧密的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导致教师的知识结构更新跟不上学科发展需要,这也是造成目前情报学教育处于低潮的重要原因之一。

4.2情报学的发展途径

对于情报学的发展途径及模式,许多学者也进行过有益探索。笔者认为,一门学科能否自立于学科之林,主要看其对问题研究的深度和对社会实践所起的作用。在问题研究深度方面,情报学首先要加速形成严密完善的理论体系,必须实现从现象描述或经验体会,上升到提炼理论规律。当务之急是需要一批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和深厚理论根基的学者,通过富有创见的理性研究,将大量感性的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深度,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通过对相关学科成果的消化吸收来丰富情报学理论内涵,培育学科理论内核以保持情报学的独立性。在情报学的核心研究领域方面,要集中力量在情报理论、情报存储、情报检索、情报技术、情报分析方面实现学科重大突破。在实践方面,要加强与相关学科融合,大力发展学科情报学,为学科专业服务;加强与政府或行业的沟通,为其提供专业化信息服务;通过各种形式改善教师知识结构,提高情报学专业教育水平。课程体系改革要把握好“量”和“度”的关系,吸收相关学科成果时要注意保持本学科特色和优势。

4.3情报学的发展方向

情报学会走向何方?面对情报学近年来遭遇的种种挑战,大多数学者都对情报学未来表现出较大的乐观性。严怡民认为,“我们有理由相信,走向21世纪的情报学有着无限广阔的发展前景。”[27]赖茂生指出,“情报学的前途系于社会信息化和网络化这一对历史车轮上,努力为促进社会信息化和网络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与管理做贡献,情报学的前途就不可限量。”[28]笔者认为,情报学的发展是一个分化和综合交替前进的运动过程,社会的需要是情报学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情报学的发展过程是由所处时代的特征、社会需要、科技进步和科学发展的自身规律共同决定的。既然情报是“激活了的,活化的知识”,情报学实际上就是研究如何激活信息或知识的科学。情报学由文献层次向信息层次、知识层次进化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加深对网络环境下情报用户和情报服务的研究和认识,形成与现代信息技术相适应的理论取向,只有多在“激活与活化知识”上做文章,情报学才有真正的出路。

5、结论

从“发展是硬道理”到“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体现了人类认识和实践的不断深化。值得指出的是,我们无意用科学发展观全盘否定其他发展观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我们只是倡导用更加“科学”的精神对待情报学的学科发展规律,用“发展”变化的眼光看待情报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逐步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情报学理论体系,实现学科的良性发展,使其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学科之林,为促进人类信息和知识的开发利用作出较大的学科贡献,这是情报学科学发展观的最终目的,也是我国情报学学科发展的永恒主题。

【参考文献】

[1]梁战平.情报学和情报工作的历史性贡献.情报理论与实践,2004(4):341~342

[2]岳剑波.情报学的学科地位问题.情报理论与实践,2001(1):5~38

[3]赖茂生,张莉扬.情报学的学科发展与教育问题.情报学报,2003(2):3~9

[4]栗莉.21世纪情报学的学科定位.情报理论与实践,2001(3):169~171

[5]张滨生.迷失了自我的图书情报学教育.图书馆建设,2004(2):98~99

[6]戴维民.20世纪图书馆学情报学.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

[7]严怡民等著.现代情报学理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

[8]孟广均,徐引篪.国外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进展.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

[9]陈大辉.关于建立大情报学的思考.中国图书馆学报,1992(1):70~74

[10]陈文勇,邱景昌.大科学思维与现代情报学的发展问题.大学图书馆学报,1992(5):4~6

[11]马费成.情报学的进展与深化.情报学报,1996(5):337~343

[12]何佳讯,楼天阳.论信息管理:情报学特色和管理学视野.中国图书馆学报,2003(1):15~30

[13]李刚,倪波.作为科际整合的图书情报学.情报科学,2004(1):110~114

[14]吴慰慈,张久珍.当代图书馆学情报学前沿探寻.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

[15]来玲.网络环境下情报学研究的知识化.情报资料工作,2003(1):21~23

[16]李后卿,柳晓春.图书情报理论基础中知识论研究.中国图书馆学报,2003(1):82~84

[17]李国秋.扩展型的学科渗透和融合:关于情报学可持续发展的路径研究.情报学报,2003(12):756~760

[18]肖勇.论基于知识的情报学发展.情报理论与实践,2004(2):124~126

[19]王知津,李德升.情报学的知识化趋势.见:情报学进展(第三卷).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1999

[20]梁战平.情报学的新发展.情报学报,2001(2):130~135

[21]赵海军.情报学研究的系统观.图书情报工作,1996(5):10~13

[22]姬鹏宏.智能信息学:情报学的发展与定位.情报理论与实践,2002(6):404~407

[23]赵建功.全息情报学浅论.情报理论与实践,1993(5):11~14

[24]哈利·M·克比里奇.发展情报学.图书与情报,1992(4):71~73

[25]王万宗.情报学及其发展前景.情报理论与实践,1996(5):3~4

[26]靳娟娟.情报学学科建设研究历程的回顾与展望.图书情报工作,2003(10):31~36

科学发展观论文范文篇2

[论文内容摘要]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第一要务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四个方面,提纲挈领,切中实质,对于深刻领会科学发展观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对于进一步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的自觉性具有重大意义。

一、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

中国是世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最根本、最重要的是始终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改革开放以来,我党明确提出了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鲜明地提出“发展是硬道理”。随后,我们党又进一步提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证明,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不发展就没有出路,不发展就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我们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更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又好又快发展,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坚实基础。

二、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

科学发展观深刻回答了“为谁发展”和“靠谁发展”的问题,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宗旨和基本

动力。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与我党提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是完全一致的,把人民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根本目标,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回答了“为谁发展”这一核心问题。同时,科学发展强调“以人为本”,不仅包含了发展“为了谁”的价值内涵,而且也包含了发展“依靠谁”的深刻内容,就是要把人民群众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和原动力,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人翁作用,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营造发挥人民群众聪明才智的良好社会环境,不断增强全社会的创造力,形成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强大力量。全面深刻理解以人为本,才能全面把握科学发展精神实质和科学内涵,切实做到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把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

三、全面协调可持续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

所谓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和社会全面进步;所谓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促进人和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系统论方法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条件下的具体运用和发展,是针对我国发展新阶段提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新思路。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关键是各级领导要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高度,准确认识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矛盾,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正确把握和处理好当前发展和长远发展的关系、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的关系、发展的平衡和不平衡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及时研究和解决改革发展稳定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四、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

统筹兼顾,就是要总揽全局,照顾各方,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注重实现良性互动,着力加强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1)统筹城乡发展。正确处理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中城乡关系和工农关系,建立有利于克服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2)统筹区域发展。正确处理发展中的平衡和不平衡关系,建立区域之间资源合配置机制和互动机制,发挥发达地区的带动作用,加快后进地区的发展,缩小区域发展差距。(3)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社会整体进步的关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相协调,实现改革、发展、稳定有机统一。(4)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把经济与生态环境保护有机结合起来,防止对自然资源的浪费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5)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趋利避害,既发挥对世界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分享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又防止由于对世界经济的过度依赖而影响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时,要坚持“重点论”和“两点论”的有机统一,从本地实际出发,正确处理中心与全面、重点与非重点、平衡与不平衡的关系,注重加强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实现均衡和协调发展,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参考文献:

科学发展观论文范文篇3

纺织业人才的摇篮。这样的历史积淀,就是在新的发展机遇面前谋求发展的现实资源和财富。由此,我们确立了学校的中长期发展目标,就是建设“以工为主,工、理、管、文等多学科协调发展,国内一流、国际有影响,有特色的高水平大学”。

确定目标之后,“*”、“211工程”的建设资金全部投入纺织、材料、染整、服装四个国家重点学科,7年来不断收获坚持特色、重点突破的成果。

首先,学校在教育部评价体系中的众多空白点陆续取得了“零”的突破。其中包括国家教学成果一等奖、国家精品课程、国家教学名师、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长江学者、长江讲座教授、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教育部创新团队、111引智基地等。目前,学校已有5篇论文被评为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包揽了“纺织科学与工程”学科历届全部的百篇优秀博士论文;从2003年起连续六年获得11项国家科技三大奖;纺织类三大检索论文2004年跃居世界同类学校第一,2005年和2006年已经超过世界九所同类学校的总和;2004年学校成功举办了世界纺织大会的第83届年会,这是此项具有百年历史的大会第一次登上中国大陆;“纺织科学与工程”在全国80个一级学科评估中名列第一,并在2007年新一轮国家重点学科评估中成为国家一级重点学科。

其次,特色学科努力为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服务,产生了一批“顶天”和“立地”的标志性科研成果,如“航天级高纯粘胶基碳纤维”为我国国防建设做出了贡献,无毒轻质内层防护材料、高性能介质玻璃封装材料、仪表特种玻璃、宇航员排泄物收集装置等为“神五”和“神六”的发射成功做出了贡献,年产1000吨级的莱塞尔生产线成为上海首批科教兴市29个重大项目之一等。学校连续三年获得了“中国高校十大科技进展”的殊荣,其中一项是服务于国防建设的碳纤维,一项是绿色环保的莱塞尔纤维,一项是舱外航天服。

按照一般的观点,发展的速度和力度是与投入的强度成正比的。但是我们从一开始就清醒地认识到,凭借学校当时的声誉、地位和实力,简单地与兄弟学校“拼投入”肯定不行,而必须更多地依靠更新观念和改善管理,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学校的内功上。

首先,在财务安排上统筹兼顾硬件和软件、大师和大楼、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及学科建设,处理好“尽力而为”和“量力而行”的关系。我们确定:“211”经费集中支持国家重点学科建设,自筹经费支持非重点学科建设,新校区建设不动用日常运行预算,能争取社会资源的项目决不动用学校资源,确保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经费,加大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投入,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主要依靠政策争取社会资源。

2002年,学校开始了占地1500亩的松江新校区一期建设,总计投入11亿元。这个投入相当于学校当时三到四年的总收入。在启动新校区建设的时候,校领导班子不断提醒自身和告诫全校师生员工,建设新校区是学校突破发展的空间瓶颈、改善办学条件所必须的,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但是同时我们千万不能忘却学校是大师所为而不是大楼所为的至理名言,学校的发展归根到底是靠内涵而不是简单地靠硬件条件。经过周密的筹划和不懈的努力,我们最终实现了基本依靠盘活学校存量资产,建设了一个规模较大的现代化的新校区。新校区建设资金中9亿元靠盘活存量资产,其中包括置换一个占地86亩的老校区5亿元,加强学校资金管理后举内债约4亿元,另外靠政府拨款和银行贷款各1亿元。实现了新校区建设不动用日常运行预算且银行贷款较少的财务管理目标,确保了学科建设、队伍建设、人才培养的相应投入不受到冲击和干扰。

通过新校区建设,学校的校园面积达到近2000亩,是原来的2.8倍;可用的办学资源的建筑面积达到77万平方米,是原来的1.8倍。期间,学校还上交给教育部一个176亩的无锡校区,结束了异地办学的历史,校区的个数反而由4个减少到3个。在新世纪的七年内,学校的固定资产增加到15.3亿元,是原来的4.5倍。学校的整体办学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办学效益得到了较大提高。

其次,在学科建设上统筹兼顾特色发展和多科性大学建设目标的关系。这也是学校的眼前发展和长远发展的关系。在学校的目标定位中有两种比较极端的观点,一种认为要马上发展成综合性大学,另一种则认为学校只要坚守特色,不要发展其他学科。我们认为学校在发展特色的同时,必须根据现实的资源条件,按照有限和相关的原则,努力建设学科生态,逐步拓展为有特色、多科性、高水平大学。为此,我们确定了“增强特色,拓宽基础,加强交叉,按需发展”的学科发展战略,同时要求非重点学科要“借船出海”,出了海要形成“百舸争流”的态势,力争形成“特色带整体,整体促特色”的充满活力和生机的学科建设新局面。

经过新世纪七年的建设,学校的重点学科、学位点和本科专业数都翻了一倍,七年实现的增量相当于建校后五十年的总量。形成了5个国家重点学科,8个上海市重点学科,5个博士后流动站,29个博士点,61个硕士点,50个本科专业,涵盖工、理、管、文、史、哲、法、经济、教育9个门类的学科及专业的发展框架。期间,国家及省部级的科研基地增长了近两倍,年科研经费增长了1倍多,年三大检索论文数增长近7倍,年国家及省部级三大科技奖增长了近4倍,年专利申请增长10倍以上,年专利授权增长近20倍。

科学发展观论文范文篇4

——编者

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全球生产力空前提高和社会经济总量迅猛增长,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状况得到了很大改善,但人类在改造自然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遇到了诸如人口失控、环境污染、粮食短缺、能源枯竭等严重的生态危机。人们不无遗憾地深切感到,物质财富的创造与生态环境的恶化几乎是同源、同步地降临到人间,人们往往尚未来得及享受和品味现代化的成果,就频频陷于恶劣环境的困扰与折磨之中。更为严峻的是,当今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不仅表现为人与自然关系的严重失衡,而且也扩展为新的社会危机、文化危机和精神危机。如何开辟一条超越传统工业文明的发展道路,已经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关切。以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实际出发,在21世纪之初就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发展理念,为我们在新世纪新阶段破解发展难题,创新发展思路,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开拓了广阔视野。就此而言,我国方兴未艾的生态文艺批评的出场可谓适逢其时,它是“人类减轻和防止生态灾难的迫切需要在文学领域的必然表现”。

然则,中国生态文艺批评的现状如何呢?它在发展中存在哪些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也需要我们在科学发展观的视域下予以认真总结。

在我看来,中国21世纪生态文艺批评,经过了一段短暂时间的“西天取经”之后,目前正处在良好的文艺生态过程中。首先,它初步生成了创作与批评共展的良好生态文艺场域。我们知道,文艺批评固然具有超前引导文艺创作的功能,但它的基础仍然有赖于文艺创作本身的发展,缺乏丰富文艺作品支撑的文艺批评只能是胡说八道。从这一点来看,中国21世纪的生态文艺批评始终是与生态文艺创作齐头并进的,已经初步生成了创作和批评共展的良好生态文艺场域。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生态文艺创作异常活跃,涌现了包括姜戎、陈应松、叶广芩、胡发云、哲夫、郭雪波、阿来、李青松、陈桂棣、徐刚、莫言、贾平凹、张炜、李松涛等著名作家在内的一支实力雄厚、生态意识明显的创作队伍,也奉献出了一批很有分量的生态文艺作品,其中像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2001—2004)、姜戎的《狼图腾》(2004)和阿来《空山》的第二部《天火》(2005)更是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与此同时,生态文艺批评也呈现出异常繁荣的发展态势,生态批评队伍日趋壮大,生态批评研究日趋深入。在鲁枢元、曾繁仁、曾永成、徐恒醇、胡经之、王先霈、王宁等知名学者的大力提倡下,在王诺、赵白生、宋丽丽、刘蓓、彭松乔、盖光、陈剑澜、韦清琦等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学人积极参与下,中国21世纪的生态文艺批评正在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其中像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2000)、曾永成的《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2000)、曾繁仁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2003)等论著,从某种意义来看,更是起到了奠基作用。其次,它搭建了西方与东方互动的良好生态批评研究平台。毋庸讳言,中国生态文艺批评的崛起是直接受到西方生态批评的启发而产生的。所以,以介绍西方生态批评为己任的“译介式”生态批评无可争辩地获得了话语优先权,像王诺的《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朱新福的《美国生态文学批评述略》、梁坤的《当代俄语生态哲学与生态文学中的末世论倾向》、刘蓓的《生态批评研究考评》等论文,宋丽丽直接与西方生态批评家对话的文章,特别是王诺的西方生态批评专著《欧美生态文学》(2003)都是很有分量的西方生态批评研究成果。不仅如此,从事西方生态批评研究的学者还特别注重对西方生态文艺创作和生态文艺批评的推介,如《世界文学》2003年第3期,有一辑就是“美国生态文学小辑”;清华大学出版的《新文学史》丛刊就设有“生态批评”专栏,选载英美生态批评译文。这些有关西方生态批评的研究和介绍,为中国21世纪生态批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系。而中国本土生态批评研究的崛起,更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从最近几年的生态批评研究来看,以中国本土具有生态意蕴的文学文本和理论文本作为研究对象的文章与著作正呈现逐年递增的态势,并且研究队伍越来越壮大,越来越趋向年轻化。这其中既有钱中文、陆贵山、童庆炳、李衍柱等学术前辈的有意介入和推动,也有陈炎、王德胜、张皓、黄秉生、彭松乔等学人的着意建构,还有一批更年轻的研究生的积极参与,目前已经取得了一批较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其中张皓主编的国内第一套文艺生态探索丛书(2002)、彭松乔最近推出的《生态视野与民族情怀——生态美理论及生态批评论稿》(2006)以及以黄秉生教授为学术带头人的广西民族大学文艺学学科对民族生态美学与民族生态文学批评的研究尤为值得关注。无论是侧重于西方生态批评研究的学者,还是侧重于中国本土生态批评建构的学者,他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里辛勤耕耘,又注意互相取长补短,这无疑为中国21世纪的生态文艺批评发展搭建了西方与东方互动的良好生态批评研究平台。

其三,它创设了主流与边缘共生的良好生态批评话语空间。在生态文艺批评的首倡者鲁枢元、曾繁仁等学者的引导与规范下,中国21世纪生态文艺批评的话语形态真正体现了多元共生的生态精神。有人曾经在《文艺报》上撰文专门论述生态文艺批评的多元话语形态,将之概括为“宏阔的、开拓建设的生态批评观”,“激进的、生态主义的文学批评观”,“温和的、以人为本的生态批评观”,“低调的、要求学理化的生态批评观”,“宽容的、主张多元化的生态批评观”等五种基本形态。虽然这种概括不一定完全符合中国生态文艺批评实际,但是说中国21世纪的生态文艺批评已经创设了主流与边缘共生的良好生态批评话语空间则是可以肯定的,其中主流的生态批评声音十分强劲,同时边缘的生态批评声音也颇具特色。正因为如此,每一次生态文艺批评会议的召开总是予人以和谐、进步的积极效应。以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在教育部社教司支持下2005年8月19日至22日于山东青岛举办的“人与自然:当代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美学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为例,会议吸引了国内外180多位学者与会,收到了100多篇学术论文,并分为“中国当下的生态文学与生态美学研究态势”、“西方的生态批评与环境美学”、“东方生态智慧和生态文化”、“生态伦理与生态美学”四个论题展开研讨。尽管研讨会上大家的观点有很大不同,有时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但由于主办者及在场学术前辈秉持多元话语共生的学术胸怀,会议开得十分圆满,达到了团结广大学人,推进生态文艺批评研究和生态美学研究的预期目的。

科学发展观论文范文篇5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本真性;妈祖文化;和谐;“以人为本”

21世纪初,党中央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符合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新观念——科学发展观,其核心思想就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妈祖文化作为一种民间文化,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和一定地域环境下的一定人类族群生存状态、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外化表现形式。它承载着妈祖信仰者的历史记忆和情感追求,虽然在文化领域里它属于非物质的下层文化,但它是留给后人宝贵的精神财富,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具有历史传承价值和社会和谐价值,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发展妈祖文化旅游,弘扬妈祖精神,传承妈祖文化,不仅可以为社会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也可以通过对科学知识、道德修养、民族精神和人文关怀等文化因素来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到2007年上半年,仅来湄洲岛进香拜谒的台湾客人累计就达150多万人次。天津、澳门、台湾、广东、福建等地每年都举办妈祖文化旅游节,在同一文化认同的光环下通过旅游交往增进彼此之间的相互了解和相互支持,悄悄地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发展。这几年伴随着妈祖信仰热,妈祖文化旅游也得到较快的发展,妈祖文化的内核即是妈祖本身的精神力量,而妈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所以基于科学的发展观,从“以人为本”的视觉来看待妈祖文化旅游的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

“以人为本”是旅游发展和科学旅游发展观的核心和本质要求。“以人为本”关注的是多数人的利益,讲究的是人的和谐、社会的和谐,因此要坚持科学的旅游发展观。

一、妈祖文化景观开发与保护的和谐

妈祖文化景观有祭典、服饰、饮食等民俗景观,也有规模宏大的寺庙建筑景观,还有丰富的妈祖碑文、题刻、诗辞、楹联、文学作品、祭祀法器、刺绣工艺、各种雕塑、书画古籍等其他人文景观。从发展旅游的本初动机即经济动机而言,旅游只有最大限度和最广泛地利用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化资源,将经济与文化有机结合,才能形成越来越强大的产业优势。然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世世代代共同拥有的财产,在旅游开发中应一分为二,那些传承于历史的传统而开发出的旅游产品可以采取市场化的运作方式。如妈祖面源于民间,寄予平安的美好祝愿,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可以通过市场化的运作方式,设计符合现代旅游者口味的旅游产品,甚至可以发挥品牌优势,生产一系列的妈祖面旅游商品,使之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相反,那些承载异质特性的景观,作为妈祖文化旅游的符号标志,应采取政府主导的保护性的运作模式。如妈祖服饰、妈祖祭祀民俗、妈祖禁忌民俗等,作为异质文化的载体,是发展妈祖文化旅游核心竞争力的主打要素。这部分的文化载体“越是本土的,也就越是国际的”,越有旅游价值和生命力。本土人应当善待本土的文化景观,保持它的原汁原味,避免景观在旅游开发中的商品化和俗化。规划、设计和投放这部分旅游产品时应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从宏观、全局和持续性问题上把握开发的层面和开发的力度。只有在开发和保护两者之间取得和谐,妈祖文化景观才有可能本真地代代相传。

二、协调利益群体,共承妈祖文化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而发展旅游又可以使文化得以传承和延续。在旅游发展的过程中,文化传承的中坚力量既包括旅游者、旅游地居民也包括旅游从业人员和旅游开发商,他们对文化表述的和谐统一将直接影响到文化传承的本真性。妈祖文化作为意识形态色彩较浓的一种民间文化,协调并处理好以上各利益相关体的关系是保证妈祖文化旅游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

首先,旅游者对妈祖文化应有正确的认识。妈祖曾经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而不是虚幻或群众无端捏造出的一个神灵。妈祖本身凝聚着的妈祖精神——博爱、和平、扶危济困等是妈祖文化的精髓,这应该成为众多旅游者旅游的动机,而不是一味地宣传并神化妈祖的力量和灵验。通过旅游活动,通过对妈祖的瞻仰和亲身体验,受众者能够沐浴妈祖精神的感召,从而达到净化心灵的目的。而要使旅游者对妈祖文化有个正确的认识,就必须加大对旅游从业人员尤其是导游的培训力度,提高他们的文化素养和职业道德素养。导游作为旅游活动的主要媒介,应了解妈祖文化资源的价值、意义和基本保护方式与思路,能成为妈祖“文化自觉”的先行者,自觉地成为旅游活动中保护工作的第一宣传员。除此之外,还必须规范旅游线路推介商的行为,在促销旅游产品时多一些文化内涵的元素少一些迷信的成分。

其次,旅游开发商要摒弃短视行为,从长远利益做好妈祖文化旅游产品。利润是旅游开发商投资和经营的第一目的,而纯粹一味地追求短期回报,或者以妈祖文化作为幌子达到融资的目的,不仅不适合发展文化旅游,也会远远背离发展文化旅游的真正意义。这就要发挥地方政府的主导作用,尤其是文化旅游发展的幼年期,通过政府的优惠政策、法律法规引导并规范旅游开发商的投资行为。妈祖文化旅游产品不能仅仅局限于朝觐旅游,而应放眼于修学旅游以影响后代妈祖信仰的受众者,应放眼于商务旅游以彰显妈祖诚信的品格,应放眼于休闲旅游以加强全世界妈祖精神受众者的联谊,在此基础上提高人的素养,促进人群的和睦和社会的和谐。

再次,要尊重社区权利,与社区分享旅游利益。妈祖是众人的妈祖,妈祖文化旅游地是当地居民的旅游地,旅游开发商在设计旅游产品、规划旅游项目时应关注当地居民的感受,旅游开发要符合当地人民的意愿,切实照顾社区的根本利益,把旅游开发与促进当地居民的就业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结合起来,如集体所有土地和水体,应尊重所有者受益的原则,可以按不同所有者的份额共享资源获得的收益,如门票、资源补偿费、土地设施出租费、允许旅游就业等补偿方式,使当地居民从旅游发展中得到更多的实惠,做到兴地富民,满足社区居民的需求,帮助社区经济发展。此外旅游决策层应有当地居民代表的参与,还要加强社区组织能力建设,通过社区组织做好与社区的交流和沟通工作,缓解旅游发展过程出现的误解和冲突,这些都是尊重社区权利较好的措施。只有这样,妈祖地居民才会自觉地参与发展旅游,参与表述妈祖文化,参与展示妈祖文化符号,这是妈祖文化旅游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

三、体现人文关怀,重视生命意义

发展妈祖文化旅游最高境界的目标是“承传妈祖护国庇民文化,发扬妈祖慈悲济世精神”,因此设计旅游产品时尤其要注意旅游氛围的营造和旅游环境的保护。

如针对妈祖文化修学旅游者的旅游动机,选取的对联应以“教化”为主,题词不仅能荟萃世界名书法,还可以将全世界典型妈祖宫庙制作成微缩模型再配以电子自动解说;针对妈祖文化休闲旅游者,可以设计婚庆(如金婚、银婚等)或蜜月旅游,可以在妈祖正殿布置喜堂,让妈祖或见证他们执手携老一起走过的日子或见证彼此的忠诚。这一点马来西亚天后宫就做得很好,该宫设有婚姻注册处,享有政府授权领取结婚证的特权,每年有5000-6000对新人在妈祖见证下完成人生最有意义的一个仪式。

我们信仰妈祖,信仰的是她精神的力量,所以发展妈祖文化旅游,营造旅游氛围要体现人文关怀,重视生命意义。我们要一改以往“营造宗教旅游氛围就应该制造神秘气氛”的过时观念,废除行符录、焚烧金银纸的活动。当然同时我们也要考虑信众们的心理感受,可以结合现代科技技术,将录制好的鞭炮声、各种不同国家不同面值的虚拟货币输入微机中,旅游者可以以现实货币购买点击时间或次数,给妈祖汇去功德钱以完成心中的意愿。香枝本来是信徒们召唤神灵诉说自己所求的一种媒介,但我们经常看到信徒们大把大把地焚烧香枝,似乎有“烧得越多越能优先得到服务”之嫌,而周边的人则噙着泪重复着相同的动作,我们可以控制旅游者上香枝的数量(如可以控制一枝代表一心一意)或者以燃着状态的艺术香枝代替原先的香枝。如此等等,我们才可以还妈祖文化旅游一个环保的、充满人文关怀的环境;也只有这样,文化旅游的发展才能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

四、区域联动,共生共存

旅游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进行区域合作,是实现旅游业快速持续增长的一种有效方式,对推进合作各方的发展能起到重要作用。通过区域联动,突破行政区划的局限与分割,就可以发挥各地比较优势,整合旅游产业资源要素,组建以资本为纽带的跨区域妈祖文化旅游集团,建立以旅游产品为纽带的跨区域产业链,然后通过政策来引导旅游收入在区域间再分配的相对公平合理,从而形成无障碍旅游的和谐局面,实现妈祖文化旅游在空间上的可持续发展。

区域联动开发的模式很多,可以是连片开发也可以是专项产品开发,还可以进行线状开发。福建、天津、澳门都举办过不同规模的妈祖文化旅游节,其实举办此节的目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色彩要比发展旅游的色彩浓厚得多。其实可以建立以资本作为轴心,或由省级旅游管理部门共同或由中华妈祖交流协会牵头组建的妈祖文化旅游集团,再由妈祖文化旅游集团举办由各地轮流做庄的妈祖文化艺术节,这样可以广泛挖掘妈祖文化的内涵,使之升华为独特的文化艺术体系。

妈祖文化遗产很多,但在“”期间惨遭破坏,到目前为止妈祖文物尚未得到普查更不用说有效保护了,我们可以充分调动各地主要妈祖宫庙的力量,发掘妈祖文物,开展妈祖文物古迹专项考察游,通过旅游活动使妈祖文化获取有效的保护。

此外,妈祖不仅仅是中国的妈祖,同时也是世界的妈祖,妈祖文化是中华民族和海外华人华侨共同的文化。发展旅游坚持区域联动除了国内省际合作外还要考虑国际协作,应充分利用海外妈祖信众们的海外资源,充分调动他们发展旅游的积极性,为发展妈祖文化旅游补充新生力量。

参考文献:

1、许雪毅.妈祖新闻[EB/OL]./,2007-08-31.

2、曹诗图等.对科学的旅游发展观的哲学思考[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6).

3、黄秀琳,彭文宇.解读莆田妈祖民俗文化表述的商品化[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旅游版),2007(7).

科学发展观论文范文篇6

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世界观”,旨在回答发展的目的、发展的规律和发展的道路等问题。由于发展观不同,人们观察思考和解决发展问题的原则、方法和价值取向等也不同,从而影响人们对发展战略、发展模式和发展方针的选择。科学发展观是在发展问题上的科学认识和态度,它的形成和确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历史的发展及其研究成果密切相关,它深入植根于唯物史观的沃土之中,它是唯物史观科学认识当今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重要成果。

一、科学发展观的实质和核心与历史唯物论

第一,科学发展观的实质与科学生产力论

科学的生产力论是历史唯物论的立论基石。在社会历史的长河中,物质生产是整个社会生活以及整个现实历史的基础,物质生产力始终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动因。马克思、恩格斯从这一唯物史观出发,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并将这一思想引入社会主义理论之中,明确指出,现代工业的无穷无尽的生产力是解放劳动的第一个条件,共产主义是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团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实现的。因此《共产党宣言》把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总量”作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的首要任务。

科学发展观继承了唯物史观的这一思想,并根据当代的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丰富了此思想。科学发展观的实质是要实现经济社会更快更好的发展。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离开发展,就无所谓发展观。坚持科学发展观,其根本着眼点是要用新的发展思路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而要发展,首先是要发展经济,只有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为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因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不能放松。在这里,科学发展观与科学生产力论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

第二,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与人民主体论

历史唯物论历来把人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认为人是“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前提”,指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活动而已”人民是历史的主体,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首要因素,是变革社会的决定力量。

科学发展观体现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同志指出,坚持以人为本,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要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里强调的人是人民群众,这里强调的“本”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同志指出,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对于共产党人来讲,以人为本的实质在于“以民为本”,“以人民为本”,尊重人,就是尊重民,这是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同以往一切人本主义的根本区别之所在。这些思想表明,科学发展观把人(人民)作为本,作为发展的目的,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强调在社会价值体系中,以人民为价值主体,在社会发展的动力系统中,以人民为推动历史进程的主体,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科学发展观的这些思想与唯物史观的人民主体论既相一致又与时俱进。

第三,以人为本与群众利益

历史唯物论认为,人的第一历史活动——生产是由人的需要产生的,人的其他一切活动都是为了实现人的一定利益,只有满足人的物质需要,实现人的物质利益,人才能创造历史。因此,物质需要是人的最基本的需要,物质利益是人的最根本的利益。可见,物质需要是生产劳动的动因,物质利益是生产劳动的目的和动力,物质需要和物质利益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社会形态更替的根源。

科学发展观坚持并丰富了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科学观认为经济增长本身并不是发展的目的,而是发展的手段,发展的目的是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满足人民的多方面的需要。人的需求不仅仅指物质生活要求,还包括政治,文化和生态环境等方面的需要,只有满足人民多方面的需求,才是真正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通过谋发展、促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使人民逐步过上小康生活。正如同志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根本指针。”

二、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与历史辩证法

唯物史观不仅坚持历史决定论,肯定科学生产力和人民主体论,肯定生产力和人民群众对历史进程的终极推动作用,而且强调社会历史发展是一个长期的矛盾运动过程,社会发展就是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它蕴涵着深邃的历史辩证法思想。科学发展观的形成与确立,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和要求等体现并丰富了历史辩证法思想。

第一,社会发展的过程性。历史辩证法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由多种复杂因素构成的有机整体,它们彼此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辩证发展过程,它贯穿于社会历史的始终,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产生了,矛盾的不断产生又不断解决,推动社会历史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科学发展观就是在新的实践中为了解决新的问题而形成与确定的。在谈到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和确立时指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认识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同时接受实践的检验。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深化的。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6]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现代化建设的推进,我们面对的社会利益主体更多,领域更广,利益关系更为复杂。面对新出现的矛盾和问题,要求我们的发展要更加注意统筹兼顾,做到城乡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境、各个方面相协调。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妥善处理当前各方面突出矛盾,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可见,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确立是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根据新的需要,它有着坚实的实践基础。

第二,社会发展的系统性。历史辩证法认为,社会是一个由诸多社会子系统构成的有机体,各个子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是不断运动变化的有机整体。社会历史的发展就是由各个子系统之间在动态中既对立又统一的相互作用中推动的,在他们的相互作用中,需要协调、统筹地处理好发展过程中各个子系统内部及其彼此之间多方面的矛盾关系。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和根本要求体现了这一历史辩证法思想,并根据中国当前的实际加以具体运用,丰富了这一思想。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就是说,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一是全面发展;二是协调发展;三是可持续发展。这些思想体现了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和系统论的观点。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就必须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注重协调城乡发展,协调区域发展,协调经济社会发展,协调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从而推动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

第三,社会历史矛盾的解决是全面性和重点性的统一。历史辩证法认为,在解决社会矛盾时,要根据历史进程中不同时期的任务和特点,既要全面看问题,又要重点地解决问题,做到“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

科学发展观关于全面发展的观点,坚持了“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两点论和重点论是密切联系的。科学发展观从过去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到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我们党在发展观上的重大进步。全面发展观坚持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仅要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而且要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不仅要关注经济指标,而且要关注社会发展指标、人文指标、资源指标和环境指标。同志代表新一届领导集体多次指出:“坚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根本保证,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目的,也为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必要条件。随着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对精神文化、健康安全等方面的要求也日益增长,更加要求社会与经济共同发展。如果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经济也难以实现持续较快发展”。上述论述可见,科学发展观坚持、丰富和发展了两点论和重点论辨证统一的唯物辨证论思想。

三、科学发展观的目的与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不仅阐明社会历史决定论和社会历史发展过程论的思想,同时阐明社会历史发展的目的,是一个不断从低级到高级,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发展,而且自由王国的到来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还告诉我们,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必然要与他人发展和人类社会发展相一致,这是一个现实的历史过程。

科学发展观继承并丰富了唯物史观这一思想,科学发展观强调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样要坚持“以人为本”,即以人为目的,以人为根本,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人民的利益既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又是归宿点。首先,要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但又不能仅仅停留于这一层面,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是指在不断推进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和道德素质,实现人的整个身心的全面和谐发展。一个人如果只注意物质生活条件改善而轻视精神生活的追求是不健全的,如果发展也很难实现真正全面的发展。一个社会也是如此。科学发展观所追求的发展既包括物质文明水平的提高。也包括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的进步;既包含了物质需要增长,也包含了民族精神的不断更新和人文精神的不断丰富。

科学发展观的形成、确立与落实,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丰富与发展,为人类美好目标的实现做出了理论贡献,提供了实践经验。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1卷)〔M〕.27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72.

〔3〕〔5〕人民日报〔N〕.2004—02—29.

科学发展观论文范文篇7

Abstract:adheretopeople-oriented,comprehensive,coordinatedandsustainabledevelopment,industrialcivilizationisthetraditionaldevelopmentmodelofreflectiononthelimitationsoftraditionalindustrialcivilizationcriticismoftraditionalindustrialcivilizationbeyond.Inlunwen114ordertoimplementthescientificconceptofdevelopment,fromunsustainabletothesocialdevelopmentofcomprehensive,coordinatedandsustainabledevelopment,socialtransformation,itisimportanttoensurethatcivilizationorculturalsupport,istoestablishthewholesocietybeyondthetraditionalindustrialcivilizationoftheChinesenationalconditionsandinlinewiththenewCivilization.

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现代化事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发展战略思想。这个科学发展观,总结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教训,也吸取了世界上其它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如果进一步对这个科学发展观进行文化思考,那么可以说,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也内涵着一种新文明观。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对传统工业文明发展模式的一种反思,是对传统工业文明局限性的一种批评,是对传统工业文明的超越。因此,落实这个科学发展观,需要超越传统工业文明的新文明观的支撑。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具有新的世界文明的普遍意义;但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性发展,具体落实到各个国家和民族,又必然要和各自国情和文化传统结合起来,形成具有各个国家和民族特色的新的发展观和文明观。本文拟主要分析中国在由“非持续性发展”社会向“全面、协调、可持续性发展”社会转型过程中,在全社会树立超越传统工业文明的符合中国情的新文明观的必要性。

一、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中国的基本国策

在现代化建设中,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推动社会全面进步,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不但签署了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通过的《21世纪议程》和《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而且忠实履行会议承诺。1994年中国政府颁布实施《中国21世纪议程》,制定出了2000年环境污染得到控制,重点城市环境质量有所提高,自然生态恶化的趋势有所减慢的具体目标。同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批准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领,明确要求经济发展要实现“两个转变”:一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通过“两个转变”,达到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实现由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低效率向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高效率的转变,减少资源消耗量,降低单位产品能源耗量,减轻对环境的污染,增强环境保护的能力和手段,逐步实现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2003年《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又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就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推向了一个新的理论和实践高度,也就是说,中国已经有了一个实施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战略和前景目标,令人鼓舞。但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中国大陆实现可持续发展,在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等方面所面对的困难的挑战,冷静地承认中国大陆刚刚迈上由“非持续性发展”社会向“全面、协调、可持续性发展”社会转型的艰难历程。

二、中国大陆亟需从“非持续性发展”社会向“全面、协调、可持续性发展”社会转型

应该看到,中国大陆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还存在不少制约因素,其中突出的是人口膨胀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消费压力、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这就不能不使中国大陆还面对着如何彻底走出“非持续性发展”社会的艰难课题。

第一,人口膨胀与资源短缺的矛盾突出。现在中国大陆人口已超过13亿,而且每年仍以1300万?1400万人的速度增长,每年新增国家财政收入的1/4被新增人口所消耗。我国自然资源总量比较丰富,但人均资源占有量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且日益下降。自然资源总量供给与需求的矛盾越来越大。如我国可耕地面积占世界的7%左右,(人均占有耕地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5,可耕地还在以每年平均30万公顷的速度递减。)却要供给占世界24%人口食物。尤其是总体资源的结构性短缺严重,如在重要金属和非金属矿藏中,像石油、天然气、铅、金等矿产储量不足,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需要。而且中国大陆人口对资源和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不仅仅来自数量上的日益庞大,还来自每个人消耗资源、能量快速的增长,在人均资源减少过程中表现出很强的“分母的加权效应”。

第二,资源短缺与资源浪费的矛盾严重。对中国大陆资源短缺与资源浪费矛盾的严重状况,及其对中国大陆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和影响,不少学者都做了分析。本文不再赘述。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估算资源消耗时,必须区分资源消耗和资源浪费两个概念,这对于人口多、资源短缺的中国大陆,以更有效率、更有利于环保的方式运用自然资源,解决资源短缺与资源浪费的矛盾,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是非常有意义的。

第三,现代农业型污染、传统工业型污染、城市型污染与环境的矛盾日趋紧张,在一定程度上已超过了生态圈的同化能力和负荷能力。中国人口列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始于1973年,大力强调环境保护也始于1973年。由加强“三废”治理,到逐步将环境保护纳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取得了一定成绩。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高速持续增长中基本上没有造成总体上大的环境恶化。但是由于中国的环境破坏由来以久,尤其是经济增长方式一直以粗放型为主,新老问题交织在一起,环境污染问题对中国大陆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和影响不能低估。

一是现代农业型污染突出。目前中国传统农业型环境问题减弱,现代农业型环境问题日趋强化。表现为当前我国在农业生产上化肥、农药、地膜等的大量使用,造成污染加剧。中国大陆每公顷耕地所施的化肥量已是美国的三倍,印度的四倍。而且无论化肥施用总量,还是就分项考察其增长速度均超过粮食等农产品增长速度。这种化肥施用上的高投入,造成土壤板结,土壤质量下降;更为严重的是,大量施用化肥的农田用水特别是稻田用水排入河湖,成为一些水系水质下降、污染严重的一个直接的重要原因。

二是传统工业型污染仍然严重。在我国现阶段发展中,传统工业在一定意义上本身便是污染产业。因为这些传统工业的能源多来自煤炭,而且煤炭主导型的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短期内很难从根本上改变。特别是中国农村迅速崛起的乡镇企业,绝大多数为传统工业,且设备简陋,技术落后,经营管理不善,资源和能源消耗高,绝大多数没有防治污染设施,严重污染问题已经构成一部分乡镇企业能否继续生存和发展下去的关键性问题。

三是城市型污染也在加重。城市的环境污染不限于工业生产,还有居民生活、交通等多方面的因素。随着中国城市化的高速发展,生活消费型污染越来越突出。城市的空气污染,尤其是汽车尾气污染、水质污染、垃圾污染、噪音污染严重。而且许多城市河段也受到严重的污染,大量垃圾堆积在城市郊区或投入江河湖海,成为新的污染源。这种状况已经在威胁着城市居民的生理和心理健康,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难题。

总之,中国大陆人口、资源、环境的现实矛盾状况表明,中国亟需从“非持续性发展”社会向“全面、协调、可持续性发展”社会转型。

三、中国要实现由非持续性发展社会向全面、协调、可持续性发展社会转型,需要超越传统工业文明的符合国情的新文明观

中国在现有的人口、资源和环境条件下,如何落实科学发展观?如何实现由非持续性发展社会向全面、协调、可持续性发展社会转型?笔者认为,重要的文明保证或文化支撑,就是要在全社会树立超越传统工业文明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新文明观。

资源是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条件,而自然资源取决于地理和生态环境。非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正是由环境恶化引起,而环境恶化又同人口及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密切相关。因为使环境恶化的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的人或人群,是他们的具体的历史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而任何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都内含着一种文化观念和价值追求,或者说,都是一种特定的文明观。当前全球性资源、生态、环境问题,说到底是由传统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造成的,或者说,传统的工业文明本质上是一种不可持续性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中国要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性发展,不仅不能重复西方工业化国家走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更不能重演传统工业文明的整个历史;而是亟需自觉适应时代潮流,在全社会树立一种超越传统工业文明的、又适应中国国情的、并和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相结合的新文明观。

这种新文明观体现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社会文明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之中,体现在人的价值观念、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之中。

第一,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求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文明。

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文明是对传统工业文明的人与自然关系的超越。传统工业文明的发展方式是建立在“人是自然的主人”、“人要征服自然”的观念上的,强调只有不断扩大和加强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开发利用,人类生活才能更加富裕和幸福。因而逐渐形成了以无限度、无休止攫取自然为前提,以单纯追求经济效益为核心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本质上是反自然的,是以“恶”的方式对待自然界。然而,地球上可供人类生活的非再生资源是有限的,地球上的可再生资源的再生速度也是有一定限度的,自然环境对人类给它造成的污染的承受能力也不是无限度的。结果是“人有千算,天有一算”,大自然正在对人类进行着报复,污染了的环境威胁着人类的健康和生存,资源和能源危机制约着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大陆从50年代开始“向大自然开战”而逐步形成的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正是传统工业文明发展观的产物。因此要实现由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的增长方式的转变,就要摒弃传统工业文明发展观把人类和自然界对立起来的观念和作法,建立新的生态文明观,即认识到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不是征服被征服的关系、纯消费关系,而是互利共生、和谐共存的有机整体;人类保护自然就是保护自身,破坏自然就是破坏自身;人类的发展有赖于自然的和谐发展,自然的发展有赖于人类的科学发展;从而自觉以自然界的生态平衡规律来规范人与自然之间的合理关系,把生产、消费方式置于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维护人与自然的协调、和谐,维护人??自然系统的平衡。

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也为在当代中国社会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文明提供了思想养料。特别是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是建立在深厚的伦理道德基础上的。孔子讲“仁”,其内涵是“爱人”,同时又讲“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孟子明确地主张把爱心从家庭扩展到社会,再从社会扩展到自然万物,使仁爱具有了生态道德的含义。宋学家张载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把宇宙比为一个大家庭,万物和人都是大家庭的成员,民众是我的兄弟姐妹,万物与我通。明代的王守仁在《大学问》中讲到天地万物一体之仁时,主张凡有生命的事物,凡劳动成果和天生之物,都要尽力加以爱护,这是道理情操问题,关系到人性的改良。这表明,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道德领域来思考,已经提出了人类对自然要承担道德责任的问题。这就为在当代中国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的、富有伦理内涵的生态文明提供了传统文化基础。或者说,在当代中国把伦理关系作为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方面,把生态道德作为生态文明的重要内容,既符合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实践需要,又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优秀成果的继承和发扬。

第二,在人与人关系上,中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求建立新的公平观。

非可持续性发展问题的产生,是由人与自然关系发生危机引起,但非可持续性发展问题的解决,却不能局限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因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前者的展开程度必然影响到后者,而后者的发育程度亦必然制约着前者。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危机,诸如生态平衡的破坏,资源的浪费和短缺,环境的污染等,从表面上看,是由于人对自然无限度、无休止的攫取,甚至破坏性的攫取引起的;而从本质上看,人与自然的危机实际上是一种社会??文化之危机。因为大量的环境、资源和生态问题,并不只简单地发生在人与自然之间,其间尖锐的冲突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人群与人群之间;而表现出来的是人们涉及环境、资源和生态问题的利益之争,是受害者对公正的渴望。有些人和集团为什么对自然无限度、无休止的攫取,甚至破坏性的攫取,根源在于一定的社会的利益分裂和利益矛盾,在于一定社会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在于由一定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所产生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

中国大陆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已经基本上消除了私有制社会条件下人与人、人与社会利益的分裂和对立,以及由此导致的个人、集团利益的无政府状态,社会竞争的无政府状态,和对自然索取和占有的无政府状态。但是在社会中还存在着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的矛盾,存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矛盾,团体利益之间以及团体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矛盾,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矛盾,眼前、暂时利益与长远、根本利益的矛盾。中国作为一个大的发展中国家,有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业、政治压力,有来自内部迅速膨胀的人口压力和消费压力,并集中表现为生存和发展的压力。在这些压力下,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上述中国社会中存在的各种利益矛盾,就很容易使各利益主体在资源和环境方面选择下策,即导致从50年代开始向“大自然开战”而逐步形成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或者说是接受了传统工业文明的发展方式。而在现实社会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利润最大化的驱使下,有的厂商更是更大规模地开采能源,拼命占有可见资源,以最粗放的方式掠夺资源,又对废水、废气、废渣不作净化处理而大量排放,大大加剧了资源紧缺、生态失衡和环境污染的态势。于是,面对共同的生存环境和资源,有的人大量获利,有的人却受害。假如受害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那么环境就会受到更大的破坏;而假如受害者有生态文明的观念,那就无法再采用同样手段讨回公正。于是人们发现,人与自然关系危机的背后是人与人关系的危机;自然资源和环境向人们的“报复”,呼唤的是社会公正。因此,中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既需要建立人与自然的新的文明关系,也需要确立人与人的新的文明关系。

首先,要求确立代内公平原则。因为在环境和资源都有限的中国,任何无政府主义和利己主义的经济行为,都要给周围地区和人们带来利益损害;任何过度的消费即浪费都是对他人的剥夺。在经济相对落后、人口众多、资源短缺的国情下,中国发展的最基本目标,应该是不断满足绝大多数人的基本需求,因此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生存需求应当优先于富有者的奢侈需求,先富起来的地区要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所以中国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是整体的持续发展,它要求在全社会普遍建立任何利益主体的发展都不能损害其他利益主体的发展的原则,资源环境公正配置的原则,所有公民享受自然赋予上的公平原则,保护环境资源可持续发展是所有公民的义务的原则。这种人与人关系上的新的文明,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所要求;它反映在观念上,就是要在全社会树立保护环境意识,人均资源意识,全面、协调发展意识,整体发展意识,团结互助意识,共同富裕意识。

其次,中国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还要求把代内公平延伸到代际公平,即强调对后展的足够公平,确立代际公平原则。在自然资源上,我们现在多消耗每一单位非再生资源,就意味着我们的后代将要少消耗同样多的非再生资源,我们现在对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如果超过其再生速度,就破坏了其再生性,就意味着我们的后代不能再开发利用了。这就要求,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既要满足当代人的基本需求,同时这种发展又不能以损害后代人的发展能力为代价,要给后代人留下更多的自然财富,以满足后代人能进一步发展的环境资源等自然条件。中国社会持续发展的基本目的是使一代比一展得更好。这种代际公平,更是中国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所要求,它反映在观念上,就是要在全社会树立为子孙后代负责意识,着眼于民族未来的发展意识,中华民族文明世代相传意识。

第三,在生活方式上,中国全面、协凋、可持续发展要求在全社会建立可持续的消费方式。

可持续的消费方式是一种新型的消费文明,它是对传统工业文明的消费观的超越。与传统工业文明的发展方式相适应的消费方式,实质上是一种不可持续的消费方式,而作为对这种消费方式的反映的消费观则是一种“浪费型”的消费观。这种“浪费型”的消费观,追求的是“一次性”消费或者“类一次性”消费,结果是迫使大量仍具有使用价值的可消费对象退出消费过程,作为废弃物被抛弃。这种“浪费型”的消费,还过度追求所谓“深加工产品”。当然,有些“深加工产品”在生活上必要的,但过度追求,既浪费了大量能源,又污染了环境。工业发达国家的这种高消费,使人均消耗资源量急剧增加。美国的人口不到世界人口的5%,却消费掉了占全球25%的商业能源,排放出了25%的温室气体。也正是工业发达国家的这种高消费,使得人类的资源总消耗量按几何级数增长,给地球造成了无法承受的巨大压力。这种以资源的高浪费和环境污染为代价的不可持续的消费方式的危害已经越来越大。

当前,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正在向工业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标准看齐。而按照传统工业文明的发展方式和消费模式谋求现代化,人类要达到美国的消费水平,得需要20个地球。因此,从根本上说,美国式的消费方式与中国的现实国情和传统道德,是格格不入的。盲目追求美国式的消费方式,不仅要导致个人物质欲望的无限膨胀,而且要使中国可持续发展陷入困境。就是按照当前的生产发展对能源需求的增长估算,我国能源的供需缺口还会继续扩大。而未来50年中国要面对的,则是三大人口高峰一齐出现的人口压力:总人口超过16亿,老龄人口超过3亿,过剩人口超过3亿。如何保证大多数人的就业和基本生活,都不能不说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因此,中国要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选择一条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资源组合方式,建立一个低度消耗资源的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降低资源消耗,杜绝资源的浪费,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以缓解资源的供需矛盾。与此相适应,中国从现在起就应当建立勤俭、适度消费的生活体系,反对盲目追求西方发达国家那种高消费、高浪费、高污染的物质生活方式,倡俭崇实、形成人人适度的节粮、节能、节钱的物质生活方式。所谓:“适度消费”并不是低消费,而是一种与现实国情、资源状况、可持续发展方式、中华民族传统的勤俭美德相适应的消费文明。

参考文献

1.《21世纪议程。联合国1992年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大会文件》,国家环境保护局译,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2.《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3.《21世纪中国人口与资源、环境、农业可持续发展》,山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

4.《经济转型与经济发展》,罗德明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科学发展观论文范文篇8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传统工业文明;新文明观

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现代化事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发展战略思想。这个科学发展观,总结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教训,也吸取了世界上其它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如果进一步对这个科学发展观进行文化思考,那么可以说,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也内涵着一种新文明观。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对传统工业文明发展模式的一种反思,是对传统工业文明局限性的一种批评,是对传统工业文明的超越。因此,落实这个科学发展观,需要超越传统工业文明的新文明观的支撑。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具有新的世界文明的普遍意义;但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性发展,具体落实到各个国家和民族,又必然要和各自国情和文化传统结合起来,形成具有各个国家和民族特色的新的发展观和文明观。本文拟主要分析中国在由“非持续性发展”社会向“全面、协调、可持续性发展”社会转型过程中,在全社会树立超越传统工业文明的符合中国情的新文明观的必要性。

一、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中国的基本国策

在现代化建设中,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推动社会全面进步,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不但签署了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通过的《21世纪议程》和《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而且忠实履行会议承诺。1994年中国政府颁布实施《中国21世纪议程》,制定出了2000年环境污染得到控制,重点城市环境质量有所提高,自然生态恶化的趋势有所减慢的具体目标。同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批准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领,明确要求经济发展要实现“两个转变”:一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通过“两个转变”,达到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实现由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低效率向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高效率的转变,减少资源消耗量,降低单位产品能源耗量,减轻对环境的污染,增强环境保护的能力和手段,逐步实现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2003年《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又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就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推向了一个新的理论和实践高度,也就是说,中国已经有了一个实施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战略和前景目标,令人鼓舞。但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中国大陆实现可持续发展,在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等方面所面对的困难的挑战,冷静地承认中国大陆刚刚迈上由“非持续性发展”社会向“全面、协调、可持续性发展”社会转型的艰难历程。

二、中国大陆亟需从“非持续性发展”社会向“全面、协调、可持续性发展”社会转型

应该看到,中国大陆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还存在不少制约因素,其中突出的是人口膨胀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消费压力、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这就不能不使中国大陆还面对着如何彻底走出“非持续性发展”社会的艰难课题。

第一,人口膨胀与资源短缺的矛盾突出。现在中国大陆人口已超过13亿,而且每年仍以1300万?1400万人的速度增长,每年新增国家财政收入的1/4被新增人口所消耗。我国自然资源总量比较丰富,但人均资源占有量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且日益下降。自然资源总量供给与需求的矛盾越来越大。如我国可耕地面积占世界的7%左右,(人均占有耕地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5,可耕地还在以每年平均30万公顷的速度递减。)却要供给占世界24%人口食物。尤其是总体资源的结构性短缺严重,如在重要金属和非金属矿藏中,像石油、天然气、铅、金等矿产储量不足,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需要。而且中国大陆人口对资源和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不仅仅来自数量上的日益庞大,还来自每个人消耗资源、能量快速的增长,在人均资源减少过程中表现出很强的“分母的加权效应”。

第二,资源短缺与资源浪费的矛盾严重。对中国大陆资源短缺与资源浪费矛盾的严重状况,及其对中国大陆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和影响,不少学者都做了分析。本文不再赘述。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估算资源消耗时,必须区分资源消耗和资源浪费两个概念,这对于人口多、资源短缺的中国大陆,以更有效率、更有利于环保的方式运用自然资源,解决资源短缺与资源浪费的矛盾,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是非常有意义的。

第三,现代农业型污染、传统工业型污染、城市型污染与环境的矛盾日趋紧张,在一定程度上已超过了生态圈的同化能力和负荷能力。中国人口列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始于1973年,大力强调环境保护也始于1973年。由加强“三废”治理,到逐步将环境保护纳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取得了一定成绩。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高速持续增长中基本上没有造成总体上大的环境恶化。但是由于中国的环境破坏由来以久,尤其是经济增长方式一直以粗放型为主,新老问题交织在一起,环境污染问题对中国大陆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和影响不能低估。

一是现代农业型污染突出。目前中国传统农业型环境问题减弱,现代农业型环境问题日趋强化。表现为当前我国在农业生产上化肥、农药、地膜等的大量使用,造成污染加剧。中国大陆每公顷耕地所施的化肥量已是美国的三倍,印度的四倍。而且无论化肥施用总量,还是就分项考察其增长速度均超过粮食等农产品增长速度。这种化肥施用上的高投入,造成土壤板结,土壤质量下降;更为严重的是,大量施用化肥的农田用水特别是稻田用水排入河湖,成为一些水系水质下降、污染严重的一个直接的重要原因。

二是传统工业型污染仍然严重。在我国现阶段发展中,传统工业在一定意义上本身便是污染产业。因为这些传统工业的能源多来自煤炭,而且煤炭主导型的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短期内很难从根本上改变。特别是中国农村迅速崛起的乡镇企业,绝大多数为传统工业,且设备简陋,技术落后,经营管理不善,资源和能源消耗高,绝大多数没有防治污染设施,严重污染问题已经构成一部分乡镇企业能否继续生存和发展下去的关键性问题。

三是城市型污染也在加重。城市的环境污染不限于工业生产,还有居民生活、交通等多方面的因素。随着中国城市化的高速发展,生活消费型污染越来越突出。城市的空气污染,尤其是汽车尾气污染、水质污染、垃圾污染、噪音污染严重。而且许多城市河段也受到严重的污染,大量垃圾堆积在城市郊区或投入江河湖海,成为新的污染源。这种状况已经在威胁着城市居民的生理和心理健康,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难题。

总之,中国大陆人口、资源、环境的现实矛盾状况表明,中国亟需从“非持续性发展”社会向“全面、协调、可持续性发展”社会转型。

三、中国要实现由非持续性发展社会向全面、协调、可持续性发展社会转型,需要超越传统工业文明的符合国情的新文明观

中国在现有的人口、资源和环境条件下,如何落实科学发展观?如何实现由非持续性发展社会向全面、协调、可持续性发展社会转型?笔者认为,重要的文明保证或文化支撑,就是要在全社会树立超越传统工业文明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新文明观。

资源是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条件,而自然资源取决于地理和生态环境。非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正是由环境恶化引起,而环境恶化又同人口及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密切相关。因为使环境恶化的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的人或人群,是他们的具体的历史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而任何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都内含着一种文化观念和价值追求,或者说,都是一种特定的文明观。当前全球性资源、生态、环境问题,说到底是由传统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造成的,或者说,传统的工业文明本质上是一种不可持续性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中国要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性发展,不仅不能重复西方工业化国家走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更不能重演传统工业文明的整个历史;而是亟需自觉适应时代潮流,在全社会树立一种超越传统工业文明的、又适应中国国情的、并和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相结合的新文明观。

这种新文明观体现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社会文明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之中,体现在人的价值观念、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之中。

第一,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求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文明。

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文明是对传统工业文明的人与自然关系的超越。传统工业文明的发展方式是建立在“人是自然的主人”、“人要征服自然”的观念上的,强调只有不断扩大和加强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开发利用,人类生活才能更加富裕和幸福。因而逐渐形成了以无限度、无休止攫取自然为前提,以单纯追求经济效益为核心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本质上是反自然的,是以“恶”的方式对待自然界。然而,地球上可供人类生活的非再生资源是有限的,地球上的可再生资源的再生速度也是有一定限度的,自然环境对人类给它造成的污染的承受能力也不是无限度的。结果是“人有千算,天有一算”,大自然正在对人类进行着报复,污染了的环境威胁着人类的健康和生存,资源和能源危机制约着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大陆从50年代开始“向大自然开战”而逐步形成的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正是传统工业文明发展观的产物。因此要实现由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的增长方式的转变,就要摒弃传统工业文明发展观把人类和自然界对立起来的观念和作法,建立新的生态文明观,即认识到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不是征服被征服的关系、纯消费关系,而是互利共生、和谐共存的有机整体;人类保护自然就是保护自身,破坏自然就是破坏自身;人类的发展有赖于自然的和谐发展,自然的发展有赖于人类的科学发展;从而自觉以自然界的生态平衡规律来规范人与自然之间的合理关系,把生产、消费方式置于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维护人与自然的协调、和谐,维护人??自然系统的平衡。

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也为在当代中国社会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文明提供了思想养料。特别是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是建立在深厚的伦理道德基础上的。孔子讲“仁”,其内涵是“爱人”,同时又讲“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孟子明确地主张把爱心从家庭扩展到社会,再从社会扩展到自然万物,使仁爱具有了生态道德的含义。宋学家张载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把宇宙比为一个大家庭,万物和人都是大家庭的成员,民众是我的兄弟姐妹,万物与我通。明代的王守仁在《大学问》中讲到天地万物一体之仁时,主张凡有生命的事物,凡劳动成果和天生之物,都要尽力加以爱护,这是道理情操问题,关系到人性的改良。这表明,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道德领域来思考,已经提出了人类对自然要承担道德责任的问题。这就为在当代中国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的、富有伦理内涵的生态文明提供了传统文化基础。或者说,在当代中国把伦理关系作为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方面,把生态道德作为生态文明的重要内容,既符合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实践需要,又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优秀成果的继承和发扬。

第二,在人与人关系上,中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求建立新的公平观。

非可持续性发展问题的产生,是由人与自然关系发生危机引起,但非可持续性发展问题的解决,却不能局限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因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前者的展开程度必然影响到后者,而后者的发育程度亦必然制约着前者。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危机,诸如生态平衡的破坏,资源的浪费和短缺,环境的污染等,从表面上看,是由于人对自然无限度、无休止的攫取,甚至破坏性的攫取引起的;而从本质上看,人与自然的危机实际上是一种社会??文化之危机。因为大量的环境、资源和生态问题,并不只简单地发生在人与自然之间,其间尖锐的冲突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人群与人群之间;而表现出来的是人们涉及环境、资源和生态问题的利益之争,是受害者对公正的渴望。有些人和集团为什么对自然无限度、无休止的攫取,甚至破坏性的攫取,根源在于一定的社会的利益分裂和利益矛盾,在于一定社会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在于由一定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所产生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中国大陆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已经基本上消除了私有制社会条件下人与人、人与社会利益的分裂和对立,以及由此导致的个人、集团利益的无政府状态,社会竞争的无政府状态,和对自然索取和占有的无政府状态。但是在社会中还存在着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的矛盾,存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矛盾,团体利益之间以及团体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矛盾,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矛盾,眼前、暂时利益与长远、根本利益的矛盾。中国作为一个大的发展中国家,有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业、政治压力,有来自内部迅速膨胀的人口压力和消费压力,并集中表现为生存和发展的压力。在这些压力下,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上述中国社会中存在的各种利益矛盾,就很容易使各利益主体在资源和环境方面选择下策,即导致从50年代开始向“大自然开战”而逐步形成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或者说是接受了传统工业文明的发展方式。而在现实社会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利润最大化的驱使下,有的厂商更是更大规模地开采能源,拼命占有可见资源,以最粗放的方式掠夺资源,又对废水、废气、废渣不作净化处理而大量排放,大大加剧了资源紧缺、生态失衡和环境污染的态势。于是,面对共同的生存环境和资源,有的人大量获利,有的人却受害。假如受害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那么环境就会受到更大的破坏;而假如受害者有生态文明的观念,那就无法再采用同样手段讨回公正。于是人们发现,人与自然关系危机的背后是人与人关系的危机;自然资源和环境向人们的“报复”,呼唤的是社会公正。因此,中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既需要建立人与自然的新的文明关系,也需要确立人与人的新的文明关系。

首先,要求确立代内公平原则。因为在环境和资源都有限的中国,任何无政府主义和利己主义的经济行为,都要给周围地区和人们带来利益损害;任何过度的消费即浪费都是对他人的剥夺。在经济相对落后、人口众多、资源短缺的国情下,中国发展的最基本目标,应该是不断满足绝大多数人的基本需求,因此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生存需求应当优先于富有者的奢侈需求,先富起来的地区要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所以中国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是整体的持续发展,它要求在全社会普遍建立任何利益主体的发展都不能损害其他利益主体的发展的原则,资源环境公正配置的原则,所有公民享受自然赋予上的公平原则,保护环境资源可持续发展是所有公民的义务的原则。这种人与人关系上的新的文明,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所要求;它反映在观念上,就是要在全社会树立保护环境意识,人均资源意识,全面、协调发展意识,整体发展意识,团结互助意识,共同富裕意识。

其次,中国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还要求把代内公平延伸到代际公平,即强调对后展的足够公平,确立代际公平原则。在自然资源上,我们现在多消耗每一单位非再生资源,就意味着我们的后代将要少消耗同样多的非再生资源,我们现在对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如果超过其再生速度,就破坏了其再生性,就意味着我们的后代不能再开发利用了。这就要求,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既要满足当代人的基本需求,同时这种发展又不能以损害后代人的发展能力为代价,要给后代人留下更多的自然财富,以满足后代人能进一步发展的环境资源等自然条件。中国社会持续发展的基本目的是使一代比一展得更好。这种代际公平,更是中国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所要求,它反映在观念上,就是要在全社会树立为子孙后代负责意识,着眼于民族未来的发展意识,中华民族文明世代相传意识。

第三,在生活方式上,中国全面、协凋、可持续发展要求在全社会建立可持续的消费方式。

可持续的消费方式是一种新型的消费文明,它是对传统工业文明的消费观的超越。与传统工业文明的发展方式相适应的消费方式,实质上是一种不可持续的消费方式,而作为对这种消费方式的反映的消费观则是一种“浪费型”的消费观。这种“浪费型”的消费观,追求的是“一次性”消费或者“类一次性”消费,结果是迫使大量仍具有使用价值的可消费对象退出消费过程,作为废弃物被抛弃。这种“浪费型”的消费,还过度追求所谓“深加工产品”。当然,有些“深加工产品”在生活上必要的,但过度追求,既浪费了大量能源,又污染了环境。工业发达国家的这种高消费,使人均消耗资源量急剧增加。美国的人口不到世界人口的5%,却消费掉了占全球25%的商业能源,排放出了25%的温室气体。也正是工业发达国家的这种高消费,使得人类的资源总消耗量按几何级数增长,给地球造成了无法承受的巨大压力。这种以资源的高浪费和环境污染为代价的不可持续的消费方式的危害已经越来越大。

当前,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正在向工业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标准看齐。而按照传统工业文明的发展方式和消费模式谋求现代化,人类要达到美国的消费水平,得需要20个地球。因此,从根本上说,美国式的消费方式与中国的现实国情和传统道德,是格格不入的。盲目追求美国式的消费方式,不仅要导致个人物质欲望的无限膨胀,而且要使中国可持续发展陷入困境。就是按照当前的生产发展对能源需求的增长估算,我国能源的供需缺口还会继续扩大。而未来50年中国要面对的,则是三大人口高峰一齐出现的人口压力:总人口超过16亿,老龄人口超过3亿,过剩人口超过3亿。如何保证大多数人的就业和基本生活,都不能不说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因此,中国要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选择一条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资源组合方式,建立一个低度消耗资源的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降低资源消耗,杜绝资源的浪费,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以缓解资源的供需矛盾。与此相适应,中国从现在起就应当建立勤俭、适度消费的生活体系,反对盲目追求西方发达国家那种高消费、高浪费、高污染的物质生活方式,倡俭崇实、形成人人适度的节粮、节能、节钱的物质生活方式。所谓:“适度消费”并不是低消费,而是一种与现实国情、资源状况、可持续发展方式、中华民族传统的勤俭美德相适应的消费文明。

参考文献

1.《21世纪议程.联合国1992年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大会文件》,国家环境保护局译,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2.《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3.《21世纪中国人口与资源、环境、农业可持续发展》,山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

4.《经济转型与经济发展》,罗德明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科学发展观论文范文篇9

论文摘要:本文主要阐述了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办学治校,必须把握正确的办学方向、树立明晰的办学思想;必须遵循医学高等教育的特点和规律;必须着眼全局、抓住重点等几个方面的问题。

科学发展观是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发展的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推进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方针。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极为丰富,其核心是以人为本,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我院步入地方高校序列之际,科学发展观为学院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我们要准确理解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着眼学院建设的全局和长远发展,科学论证确立正确的办学理念、思路和决策,加快学院各项建设。

1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办学治校,必须把握正确的办学方向,确立明晰的办学思路

我院在军队57年的光辉历程,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特色与优势,特别是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光荣传统和严格管理的优良作风使我院毕业生具备良好的思想素质,不少人成为基层医疗卫生单位“留得住、信得过、用得上”的优秀人才。移交地方后,思想政治建设的首位意识不能削弱,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光荣传统和严格管理的优势不能丢。因为我们是国家办的社会主义大学,培养的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毕业生首先应当政治思想合格、道德品质高尚,愿意到基层去,到艰苦地区去为人民群众的健康服务。我们的老师不仅要给学生讲好课,更要用良好的思想行为教育和影响学生学会做人。

我院在军队期间以专科教育为主,加入地方高教序列后,成为独立设置的高等医学本科院校,专业教育转为本科为主。怎样成为一所合格的本科院校,任务光荣而艰巨。经过广泛认真的论证,学院第一次党代会确立了学院的定位、办学思路、发展目标和措施。现阶段学院定位是教学型高等医学本科院校,具体包括:层次定位——本科院校,学科定位——医学为主,类型定位——教学为主,服务定位——面向基层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目标定位——2010年前通过本科评估,2020年达到“省属一流,国内知名”。这样的定位是符合我院实际的,是有科学依据的,是有利于学院建设发展的。

“走创新之路,建特色强校”是我院的办学思路。这个思路是根据四川省高等教育发展思路,结合我院实际提出的。创造办学特色,有利于学院的生存和发展,有利于树立学院良好的公众形象,有利于增强学院的核心竞争力。虽然特色的形成是长期渐进的历史过程,必须建立在厚实的基础之上,但我们又要积极加快特色形成的进程。这就需要我们解放思想,创新思维,创新管理,采取超常规措施,争取学院建设的跨越发展。创新最重要的是思维创新。要改变过去的思维模式,认真面对新的形势、新的情况,树立新的思维,积极处理解决新情况新问题。要敢于挑战自我,挑战强手,不能觉得我们差距大就慢慢来,那样的结果只能是逆水行舟用力不大必倒退。下定决心创一流,就要以一流为榜样,找出差距,创新思维,找出一条迅速赶超的途径,实现我们的目标。

2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办学治校,必须遵循医学高等教育的特点和规律

从军医大学的分院转制为独立设置的高校,从专科教育为主转为本科教育为主,学院建设展开了新的一页。怎样适应学院建设发展的新形势,学院的各级领导、教职员工最为重要的是转变教育思想,树立大学的理念,形成大学的意识、氛围和精神。要认真学学教育的基本理论,明确大学的基本要求。大学的使命是培养人才。办好大学,学科是基础,人才是关键,教学是中心,科研是先导,管理是保证。大学教师不仅要有很高的教学水平,还要有很强的科研能力。因为没有科研的大学不是真正的大学,科研实力不强难以创建高水平的大学,培养高水平的人才。现阶段我院的定位虽然是教学型院校,但更需要增强科研意识,加快科研工作的启动和发展,为今后创建教学科研型院校奠定坚实的基础。

医学教育具有自身的特点。我们培养的毕业生是为病人服务的,具备良好的医德医风是职业的要求,行医的前提。因而对学生要特别注意人文素质和专业技能的培训。最近,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确定的校训“博学博爱、精益求精”集中体现了对医学生和医学教育工作者行为风范的要求。医学院校是以医学为主,加强医学主干学科建设是学院立足、发展的根基,理应给予足够的重视。为基层培养应用型人才,必须加强学生实践能力、动手能力的训练,但本科教育还应注重学生发展后劲的培养。附属医院和临床教育基地建设是医学教育的重要方面,必须统筹兼顾,教、医、研协调发展。

3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办学治校,必须着眼全局,抓住重点

从我院实际看,要落实党代会提出的奋斗目标和各项任务,有两个重点必须抓住:一是人才,二是机制。

以人为本,是我院的办学理念。院校建设以人为本主要是以生(学生)为本,以师(教师)为本,但更重要的是以人才为本。因为看一所院校是否一流,最重要的是看其是否有一流的学术带头人、一流的师资队伍,而不是看院领导的身份、级别。各级领导是可以任命的,高水平的学术带头人是任命不出来的,是靠学术水平、学术影响形成的。我们要把引进和培养高水平的学术带头人作为学科人才建设的重点,这是学院当前建设和今后发展的关键所在,全院同志都要从学院建设的全局出发理解、支持党委的决策,特别是各教研室的领导要把引进和培养超过自己的学术带头人视为对学院建设最大的贡献。在大力引进的同时,还要加强青年科技干部的培养,形成一支素质优良的学术团队,创建有利于人才引进和成长的良好环境和氛围,学院建设才有希望。

改革是学院发展的动力,体制、机制改革是最根本的改革。移交地方后,我院在这方面作了一些积极的探索,但尚未建立起科学、系统、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管理体制、机制。根据省高教会议精神,我们要进一步深化管理体制、机制的改革,重点抓好人事制度改革。要完善进人考核制度、分配制度、任免制度、职称晋升制度,加强奖励激励和荣誉激励,加强督察和惩处,把学院建设的责任和压力分解到每个单位、每个人,使人人都是主人翁,人人都有责任感。领导不力就下岗,教学不行就下课,晋升不了职称就解聘。通过改革,创新机制,充分地调动全院人员的积极性,激发活力,为创建学院美好的明天而拼搏。

4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办学治校,必须保持昂扬的精神状态

落实科学发展观,力争实现学院建设的快速发展、跨越发展,关键在人。建立一支高水平的人才队伍,充分调动全院教职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学院建设的希望所在。人力资本除素质、知识、能力要素外,精神状态、情商也是很重要的内容。公务员之家:

科学发展观论文范文篇10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全面统筹协调发展中国财税法学理论创新

【正文】

一、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与要求

(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内涵

发展观,是对发展的本质、发展的规律、发展的动力、发展的目的和发展的标识等问题的基本观点与基本态度。1发展观作为意识形态,其正确与否,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发展观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发展问题上所采取的基本策略与基本方针。我们党历来重视发展观问题,也在不断探索科学的发展观,但一直没有将之明确表述出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新的、科学的发展观,这就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是在充分估量当今世界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趋势的基础上,进一步从理论高度对发展的内涵进行的科学凝练,抓住了发展问题的关键和要害,揭示了发展的核心和实质,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2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就是“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全面发展”就是要谋求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全面发展,经济、社会、自然和人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就是要谋求经济、政治、文化相互协作、相互推动,国际间、区域间人口资源环境相互配合、相互影响,形成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速度适宜和效益兼顾的社会良性发展形态。“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发展的良性循环。因此,科学发展观体现了当代共产党人的崭新发展理念,具有十分丰富而深刻的内涵。3

(二)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

科学发展观为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层次的要求,概括说来,新的发展观所提出的基本要求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必须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人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人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4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基本取向和核心理念,是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表明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5

2.全面统筹、协调发展。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必须对重大社会关系进行全面统筹、协调发展。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要对重大社会关系进行“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其核心是“统筹”,充分体现了完善之意。这“五个统筹”构成了科学发展观的第二个基本要求。要科学地把握、正确地认识、全面地理解“发展”的内涵,就要做到“五个统筹”。“五个统筹”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强有力的体制保障,是一种新的发展观,它不仅是对客观世界最真实的认识,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在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以及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中,要特别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解决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程度的基础性工作。6

二、科学发展观对中国财税法理论创新的指导

(一)中国财税法理论研究之现状

中国财税法研究在老一辈以及新兴一代财税法学者的不懈努力下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体系基本上已经建立起来,7其基本范畴体系也已经提出并对某些核心范畴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8在具体制度研究方面,也具有诸多建树。从中国财税法学近些年来出版的学术著作、发表的学术论文以及召开的学术研讨会来看,9可以说,中国财税法学已经初步显示出了蓬勃发展的新气象。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必须看到中国财税法学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与严峻挑战。从数量上来看,中国财税法学研究的确给人一种欣欣向荣的印象,但从质量上来看,就不是那么令人乐观了。中国财税法学界仍有一大批文章是照搬照抄经济学界的研究成果,其文章与其说是法学论文,不如说是财政税收学的论文,但作为财政税收学论文又明显感到理论层次不够,达不到经济学论文的水准。中国财税法学界的研究大多是应时之作,能够对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进行高瞻远瞩论述的论文仍是凤毛麟角。关注财税法具体制度建设的论文很多,但真正具有财税法理论味道并能够窥探中国财税法理论之精髓的论文数量仍然不多。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正面临一个巨大的转折点,找准方向并勇敢地迈出这一步,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与繁荣就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如果选错方向,中国财税法学只能在表面的繁荣景象下原地徘徊。在我们已经迈入新世纪征途上的时候,中共中央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理论给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

(二)科学发展观对中国财税法理论创新的启示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社会发展的哲学,也是指导社会科学发展的哲学。把握了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并以此作为学科发展的指导方针,定会对学科的发展繁荣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财税法学发展到今天正需要一个科学的发展观的指导。

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创新是事物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财税法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一门尚不成熟的学科,其发展更离不开创新。科学发展观对于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1.以人为本对中国财税法研究的启示

科学发展观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财税法学的发展也应当强调以人为本。现代国家从获取财政收入的角度来看都是税收国家,税收是联系现代国家与人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税收是国家得以存在并能够履行其提供公共物品职能的必要条件,税收也是现代国家的人民得以享有政治权利并获得国家提供的公共物品的必要条件。现代财税法作为规范财税关系的法律,其本质既是国家获得财政收入之法,又是纳税人权利保护之法。而现代国家的纳税人与公民的范围是大体相当的。因此,财税法学贯彻以人(纳税人)为本的思想是顺理成章的。

中国财税法学的二十年发展历程实际上也体现了对以人为本思想的重视与追求,从“税收权力关系说”到“税收债务关系说”从某种意义就是财税法学发展从以国(国库)为本向以人为本思想的转变。但中国财税法学从整理上来讲,以人为本的思想尚未真正全面贯彻。中国财税法研究仍然是以国家的税收权利为核心,仍然以保证纳税人依法纳税为重点,对于如何依法制约国家课税权的滥用,如何更好的保障纳税人当家作主的权利,仍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特别是中国财税法的以人为本主要是以现代城市人为本,而没有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纳入财税法学研究的核心领域之中。由此,农民的众多财税法问题也就没有得到学界的重视,比如我国长期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所造成的农民收益向工业领域转移的问题,农民收入低于城市职工,却要负担高于城市职工的类似个人所得税的农业税等等。这些问题更是我国社会所面临的具有“本土性”的财税法问题,也是我国财税法学能够为世界财税法学贡献一份特殊知识的领域。坚持以人为本,可以使得我国财税法研究的视野更加开阔,也能够使得我国财税法研究更好地把握中国的核心问题。

2.全面统筹、协调发展对中国财税法研究的启示

科学发展观要求社会经济发展要全面统筹、协调发展,这种发展观对中国财税法学的研究和发展也是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

中国财税法学近些年来的研究虽然有重大突破,也初步显示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也呈现出零散化、个体化和孤立化的倾向。中国财税法的研究往往体现在一个一个问题的突破,一个一个制度的研究,非常零散,问题与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制度与制度之间的逻辑结构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给人的感觉就是就问题研究问题,就个案研究个案,没有从整理性、逻辑性和系统性的角度来审视财税法所要研究的问题,没有将财税法学的概念、范畴、理论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全面统筹、协调发展的发展观正好为中国财税法学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全面统筹要求财税法学研究必须把基础理论研究与具体制度研究结合起来,必须把财税法学的长远问题研究与当前问题研究结合起来,必须把国外财税法学研究成果与我国的现实国情结合起来,必须把财税法学理论引进与理论创新结合起来,必须把财税法学研究与相关部门法的研究以及相关社会科学的研究结合起来。以上这些财税法学研究的方方面面都需要一个宏观的、长远的全面统筹和协调规划的发展观的指导。唯其如此,中国财税法学才能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才能走上通向光明的发展道路。

(三)在科学发展观下创新中国财税法理论的思路

科学发展观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它对各门学科的发展都具有指导作用,对于中国财税法学来讲,必须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具体化为财税法学理论创新的思路,否则,谈论这种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就有空谈之嫌。

1.创新中国财税法学研究方法

方法是指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式、途径、手段和规则的总和。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没有科学的方法,就不可能形成科学的学科,没有方法论的创新,就不可能有学科发展的突破。

财税法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整个财税法学的学科体系仍处于不断完善之中,许多基础理论问题尚处于空白,许多具体制度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财税法学的学科建构需要财税法学界所有同仁的共同努力,而在这一学科建构的过程中,方法论的建构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科学史上的大量史实证明,任何规律的揭示、理论的创造都得益于恰当方法的运用,没有方法的科学运用和创造,就没有科学的进步。

加快财税法学研究的步伐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财税法学的方法论问题,财税法学方法论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财税法学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没有财税法学方法论上的突破与创新,就很难有财税法学研究的突破与创新。没有财税法学方法论的发展与成熟,就很难有财税法学学科体系的发展与成熟。10

近些年来,中国财税法学引进了很多先进的财税法学理论和著作,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著名财税法学著作的大量引进大大拓展了我国财税法学研究的视野,这些财税法学著作给我们的最大启示莫过于方法论上的启示。11从宪法、行政法和民法角度研究财税法,结合判例研究财税法,从历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角度研究财税法,从法认识论和法实践论相结合的角度来研究财税法等等,这些研究方法逐渐在我国财税法学的研究中运用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们认为,在财税法学研究中,特别有价值的研究方法包括经济分析法、政策分析法、系统分析法、社会分析法、个案分析法、规范分析法、实证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等。在财税法学研究中,既需要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特点分别运用某种方法,更需要多种方法的交叉和综合运用,以期更全面地把握被研究对象。

2.构建中国财税法学的范畴体系

财税法范畴是指概括和反映财税法现象本质属性和普遍联系的基本概念。它是人们在认识财税法现象的过程中概括和总结出来的一些定型化的概念和术语。范畴是理论思维的工具和基本形式,是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标志,是构造科学理论的基本单元,是学科和理论的标志,是学科和理论发展的动力。范畴的研究对于一门学科的发展和成熟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根据财税法范畴概括和反映财税法现象的深度和广度,可以把财税法范畴分为一般范畴、基本范畴和核心范畴。财税法的核心范畴、基本范畴和一般范畴构成了财税法的范畴体系。12

有了完整的财税法范畴体系,进行财税法研究才能高瞻远瞩、统筹规划、全面协调。至于我国财税法学的核心范畴是什么?有哪些基本范畴?有哪些一般范畴?这些问题需要中国财税法学在发展、创新中不断探索,最终形成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财税法学范畴体系。

3.转换中国财税法学的研究范式

范式(paradigm)这一概念是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最早提出来的,是库恩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核心。库恩所说的“范式”是指科学共同体的共有信念。13研究范式是在某一学科领域内进行科学研究的包括规律、理论、标准和方法等在内的一整套理念和信念。它是某一领域的科学共同体在长期的研究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是这一领域中的研究人员进行科学研究的模式与框架,对这一领域的科学研究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导作用。

在财政法学领域存在两种研究范式:国家分配论范式和公共财政论范式。在税法学领域中也存在两种研究范式:权力本位范式和权利本位范式。目前中国财税法学界正在进行着从前者向后者的转化。两种研究范式在财税法学中分别体现为两种学说:税收权力关系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税收债务关系说的提出及其发展与完善直接导致了税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

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一致以来处于低水平研究和封闭研究的状态之中,研究力量分散,没有形成一个团队精神和财税法学术共同体。研究人员大多缺乏财税法学的学科意识和创新意识,没有意识到财税法学可以作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分支学科而存在,没有意识到财税法学可以有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理念和研究框架,没有对传统财税法学研究予以批判性的审视并进行大胆的创新与改造。归根到底,就是缺乏财税法学研究的范式意识,没有意识到财税法学研究中进行范式转换的革命性意义。

财税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在理论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财税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带来了财税法学的革命与财税法学的重生。现代民主法治国家中的财税法学是建立在公共财政学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的基础之上的,公共财政学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是现代财税法学理论体系建立的根基,是现代财税法学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没有公共财政学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就不可能有现代的财税法学,甚至根本就不会产生一个独立的财税法学。14

中国财税法学已经有不少学者在推动着这种研究范式的转换,但仍然遇到了不少的阻力,将来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沿着学界的这种研究范式转换的道路走下去。

4.拓展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空间

在完成了创新中国财税法学研究方法,构建中国财税法学的范畴体系,转换中国财税法学的研究范式等基础性和前提性的工作之后,所要进行的就是拓展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空间。

中国财税法学的空白之地仍然很多,财税立宪、财税民主、财税法的基本原则、财税法的主体理论、行为理论、责任理论、救济理论等等仍然需要我们去深入研究,在研究方法、范畴体系和研究范式的基础之上去拓展这些领域必然能够统揽大局、推陈出新,迅速攻克财税法学上的一个个难题。

5.加快中国财税法学的制度建设

中国财税法学面临一个良好的发展契机:中国财税法治建设正在中华大地上如火如荼地进行。理论发展的源泉在于实践的推动,恩格斯的那句名言至今仍在我们耳边回响——“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当然,中国财税法学要想获得巨大的发展也必须关注实践,必须能够回答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必须能够给实践以理论指导。

中国财税法学在进行理论研究的同时必须对财税法治建设问题进行研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的合并、个人所得税法由分类所得税制向分类综合所得税制的转换、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化、农业税的改革、城乡二元税制的统一、遗产税的开征、税收基本法的制定、税务法庭的设立等等,都是需要中国财税法学界予以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无疑是一股春风,它给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希望的同时,也给包括中国财税法学在内的各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带来了希望。相信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在中国财税法学界全体同仁的不懈努力下,必将在不远的明天迎来中国财税法学发展繁荣的春天。

【注释】

1参见刘福垣:《坚持以人为本树立科学的发展观》,载《党建》2003年第12期。

2参见朱正昌:《坚持科学发展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载《东岳论丛》2004年第1期。

3参见朱正昌:《坚持科学发展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载《东岳论丛》2004年第1期。

4参见刘福垣:《坚持以人为本树立科学的发展观》,载《党建》2003年第12期。

5参见朱正昌:《坚持科学发展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载《东岳论丛》2004年第1期。

6参见冯之浚:《树立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载《中国软科学》2004年第1期。

7具有代表性的财税法学理论体系可以参见张守文:《税法原理》(第3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刘剑文主编:《财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8参见翟继光:《论我国税法的核心范畴与基本范畴》,载韦苏文、陆桂生主编:《世纪论坛》,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

9中国财税法学界的近期动态可以参考中国财税法网(/)的相关报道。

10参见翟继光:《经济法学方法论论纲》,载《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翟继光:《税法学方法论》,载中国财税法网(/)2004年3月16日。

11参见翟继光:《独具特质的“北野税法学”》,载刘剑文主编:《财税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2参见翟继光:《论我国税法的核心范畴与基本范畴》,载韦苏文、陆桂生主编:《世纪论坛》,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